故國回首 让人们吃下牲口饲料:大跃进...

让人们吃下牲口饲料:大跃进中的“代食品运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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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才網】实际上,虚夸和造假并不只在“大跃进”高潮之时,在紧接着的大灾难中仍然乐此不疲。由于“粮食多了怎么办”,毛泽东坚信在他领导下中国已然迈进了“共产主义”的门坎,而作为“共产主义”的标志之一,他就大力提倡建立所谓“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公共食堂”的“吃饭不要钱”固然好,但其内在玄机却是借此剥夺农民的自有口粮和家产,“化私为公”,造成短时期内“放开肚皮”大吃大喝的“优越性”,这自然是难以为继的。

    到1959年灾难初现,“公共食堂”已经不能让农民吃饱肚子,人们怨声载道,但毛泽东仍然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在7月到8月的“庐山会议”上他大谈特谈“食堂是个好东西”、“开天辟地”、“了不起”、“合乎历史要求”,并把“反对公共食堂”列为“右倾反党集团”的罪名之一。

    因此,“庐山会议”后全国又掀起了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不过,由于在“高产卫星”带来的“高征购”中农村的粮食大部份被收归国库,再加上“大炼钢铁”等运动造成农作物损耗很大,1959年全国农业大幅减产,农村存粮很快殆尽,“公共食堂”面临“无米之炊”。既要维持“公共食堂”,又不愿意动用支持重工业和军备的国库粮,于是就逼出了所谓的“粮食增量法”和“代食品”——在这个过程中,也充满了“报喜不报忧”的“政治正确”和虚夸造假的“革命作风”。

“粮食增量法”首先是在“大跃进”的“标兵”河南省“创造”出来的。1959年8月18日,河南省鲁山县张官庄“公社党委”给鲁山“县委”送去一张“喜报”,道是:“县委:张官庄公社于8月14日创造了一斤玉米蒸五斤馍的经验,全公社已经推广。

   创造的经过是:把玉米煮到五六成熟时捞出,晾半干后磨面,过细箩,出面率为118.3%。再以六分之一的面加水煮成饭糊,和下余六分之五的面一起搅匀,装笼蒸熟即成。每斤玉米平均蒸馍五斤一两九钱,比旧做法产量增加两倍以上。这是不动镰刀的大增产,并具有许多好处。特报喜,请验收。

”   这个“不动镰刀的大增产”的“先进经验”使河南的那些官员如获至宝,马上在全省大肆宣传和推广,各地纷纷仿效,在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运动中受到毛泽东称赞的遂平县不甘示弱,“创造”出了更多“粮食增量法”,计有“玉米增量法”、“大米增量法”、“麦子面增量法”、“玉米芯(即去掉玉米粒后的玉米棒子)蒸馍法”等十余种。

进入1960年,“粮荒问题”越发严重,中共中央于这年1月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增量做饭法先进经验交流会”,把河南的“创造”向全国推广,于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粮食增量法”“创造发明”运动就在全国掀起,五花八门的“增量法”层出不穷。

    比如,辽宁省黑山县“创造”了“苞米食用增量法”,据说“最少可节约粮食8000吨”,“找到了挖掘出发挥苞米在食用上的潜力”,是“做饭技术上的革命”;广西更是做到了“做饭技术”的“大跃进”,柳州“地委”在给广西区“党委社教办公室”的报告□□称他们“创造”了双蒸法、温水泡蒸法、夹生蒸饭法、炒蒸法、加水蒸饭法等一批“先进技术”,在柳州全市推行后“1月份就可节约粮食100多万斤”,而且“照此推算,一年可节约1200万斤,柳州地区一年可节约粮食2亿斤左右,相当于全年粮食用量的10%左右,意义非同寻常”云云。

  究其实,那些千奇百怪的“粮食增量法”的共同特点就是在做饭时大量加水,因而实际上是“做饭加水法”。当时就有人指出:“无土不砌墙,加水不能顶粮,出的再多,也不过是多加点水而已。” 

    更有农民说“怪话”道:“增量增量,米泡膨胀,饿坏肚子,撑坏膀胱。”对此,各级“党组织”以“反击右倾保守思想”为名从政治上予以打击,中共中央也发文给各省、市、自治区“批转有关经验”,要求“大力推行”“粮食增量法”。

   “科学家”也来凑热闹,中国医学院营养学系找出了“粮食增量法”“可以多做饭”的“科学理”,以及这种加大水份以增加重量的饭“能增加营养”的“理论依据”。一时间,“粮食增量法”似乎又成了“社会主义伟大创造”和“优越性”的体现。但不管如何说得天花乱坠,当时的人们对用“粮食增量法”做出的饭的共同感觉就是:“吃这种饭不经饿!” 到1960年底,显然不得不承认 “粮食增量法”不能填饱人们的肚子了,这个“伟大创造”和“做饭技术革命”不提了,只得另辟径。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并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瓜菜代领导小组”,还在西安又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代食品会议”。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就展开了。     所谓“代食品”,又是一种新“创造”的好听名词,实际上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每遇灾荒之年,人们为果腹充饥而饥不择食所吃的那些树叶、草根、橡子之类东西。只不过,到了1960年代初,在“有组织”的运动中,这种“代食品”的范围更加扩大,举凡粮食作物的根、茎、叶、壳、皮、秆,一些树木的叶子和树皮,许多野草和野果,以及其它一切可以作为肚子填充物的东西,都成了“运动”的目标。

在这“代食品运动”中,又产生了许多“创造发明”。例如,青海省乐都县发现了“16种植物的秆子、27种植物的叶子和46种配料能加工磨制面粉和炒面”;河南省清丰县马村“人民公社”宣称“发明了玉米包制淀粉的方法”,该县其它地方又“试验出绿豆秧磨粉、红薯秧磨粉、高梁秆加工成淀粉的方法”,而且据说如此一来“任何的饥荒都不用怕了,天大的困难也不在话了”;四川省也不甘落后,该省彭县大宝“人民公社”的“大搞玉米壳、玉米芯和野生植物淀粉加工的群众运动”据说就取得了“伟大成绩”,仁寿县富加“人民公社”也“创造”了“100斤豌豆秆制成50至70斤淀粉”的“经验”,被该省“省委”赞许为“不仅能改善提高群众生活,而且可以节约大批粮食,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山东省更是惊人,该省新泰县城关“人民公社”居然“用豆秸榨出了豆腐”,而且据说这种“豆腐”与大豆豆腐“味道差不多”,并且是“用9斤豆秸榨出了20斤豆腐”,这当然更成为“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创举”。……总之,又一次体现了“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社会主义先进性”。

   那么,这种类繁多的“代食品”究竟如何呢?当年河南省的“党报”上曾登出一首据说是“公社社员”写的“诗”,“诗”云:“玉米包馍真是好,质量好数量高;老人吃了软又甜,容易消化寿命长;青年吃了力量增,劳动战线比英雄;幼儿吃了眯眯笑,身体健康学习好;大家吃了干劲大,天大的困难也不怕。”实际上,这些“代食品”的原料就是一般用作牲畜饲料和工业原料的农作物秸秆,有些是当柴烧的,有些甚至只能留在地里沤肥用。当时有人就说:“这事我不用去看也不是真的,别说能制面,玉米包连牲口都不吃。”还有人说:“我活了60多岁,连听说过都没有,想把柴火搞成面是空想。”当然,这些质疑无一例外都被当成“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大批判”。

要说起来,当时还真有“科技含量高”的“代食品”,那就是被称为“高级代食品”的“人造肉精”和“小球藻”。“人造肉精”是“舶来品”,据说是二战中德国人用化学方法和微生物方法制造出来的,用以代替肉类供人们食用。不过,制造“人造肉精”必须要有很纯的菌种,培养时还有很严格的温度和清洁方面的讲究,农村的“公共食堂”根本无法做到,自然也难以大量生产,所以它充其量也只能供少数“高级人士”享用。相对来说,那“小球藻”的培养就容易多了。“小球藻”“是一种球形藻类,直径仅数微米,体内有一绿色环状或板状色素体,种类繁多,生长于淡水中”,而且据说“含有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矿物盐类和各种维生素”,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大量培养”。在这方面,云南省“推广食用小球藻”做得最早,“进行人吃小球藻节约粮食试验”的“成绩”也“最大”,此外还有不少新的“发现”:“用小球藻给浮肿病人治病,……浮肿病人都好了”;“用小球藻治疗25种疾病,……都没有副作用,……效果良好”;“产妇缺奶,吃了小球藻后……奶量便大有增加”;“有一个人眼睛失明已十多年,吃了小球藻并用之眼,很快初步复明”;“有人背上长了一个盘子大的疮,用小球藻涂抹,很快消肿痊愈”;等等等。小球藻有如此好处,于是云南省“在各人民公社大力推广培养和试用”,“贵州、湖南、湖北、福建、河南等10余个省市也广泛培植”,据称还“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专门发文提倡。

然而,不管当年“粮食增量法”和“代食品运动”进行得如何“轰轰烈烈”,也不管它们被赞誉得如何“意义伟大”,历史的事实是那几年中国人(主要是农民)“非正常死亡”的达上千万,这充分说明它们本质上还是个虚夸和造假的“运动”——这不是说高层完全不顾民瘼,而是由于在那种体制下,在毛泽东坚持他那“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等“共产主义创举”的乌托邦狂热下,许多民众就不能不成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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