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才首发】圆明园，一座昔日的皇家园林，曾被称作万园之园。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开始兴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1820年)朝等扩建、修缮。六代帝王曾经生活在这里，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圆明园四十景。园中的美景曾经令世界震惊，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感慨道：“请您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屋架，披上绸缎，缀满宝石……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黄金、施以脂粉……请诗人出身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请您想象一个人类幻想中的仙境，其外貌是宫殿，是庙……”然而精美绝伦的艺术建筑在几天之间就化为一片焦土，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思考。
1860年10月18日，英军米启尔中将率领联军三千五百余人直趋圆明园，纵火焚烧。这场大火持续了三天三夜。圆明园的焚毁成为英法联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也成为中国人心头无法磨灭的创伤。然而这一事件真实的前因后果，许多中国人至今却是模糊不清，中国官方教育对此事件的评价过多强调了整个事情的“结果”，而淡化了“起因”。直到今天，这段历史的真实前因后果我们大多数人依然无法全部了解。每当问起英法联军以什么理由或者说是以什么借口烧毁圆明园时，没有多少国人答得上来，人们想当然的认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血与火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所到之处的野蛮行径。试想如果当年英国及法国的道德水准只是停留在烧杀抢掠的层次，他们怎么可能创造出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又怎么能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记得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虽然我们不喜欢历史上某个人物和群体，但是研究历史的人，都会遇到许多我们不喜欢的。不真实的历史我们谁也不想看。假历史误国、误民，贻害千秋万代。”如今，我们打开尘封的档案回顾这段屈辱的历史，也许会帮助我们更加清醒地看待中西双方冲突的内心世界。。。。
被人们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那场战争，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来说，本质上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原本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一些争端，却导致兵戎相见。圆明园焚毁可以说是这场冲突一个代表。言归正传，要搞清楚圆明园被焚毁原因我们就必须搞清楚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然而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起因究竟是什么？根据中国大陆观点是由1856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害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随后英国率先挑起战争，炮轰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由此开始。从这个观点展开后我们看出了，在“亚罗号”事件我们看出英国领事强势令人，蛮横根本不讲道理。因为根据西方资料表明“亚罗号”的确是在英国注册的中国商船，但是注册编号已经过期从严格意义上来已经并非英国商船。英国此做法可以说是无端挑起冲突。不过根据大量史料表明“亚罗号事件”并不是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主要，清政府没有严格忠实履行1842年签署的《江宁条约》中的规定，其中的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但清政府却将条约视作儿戏，对于洋人进入广州城一事，清政府的地方官员可以说是百般拒绝。在我们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五口通商口岸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唯独广州洋人进城事件却惊动了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了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同时在《江宁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条约即将到期，按照原条约中一条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两国派员公平酌办。”说明条约到期后需从新谈判修改条约，而当时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广州对英方谈判修约的要求一概拒绝回答，甚至连英方谈判代表的面也不见。不得已英方代表在中国沿海到处递交信件，甚至北上白河，要求与中方谈判，又都被推至广州，反复推脱是的英方感到被戏弄一番。中国近代历史学家蒋廷黻就此曾经感慨写道：“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最后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了”。当后来英国驻广州领事及香港总督不幸由巴夏礼、包令这样的强硬人物充任之后，他们便不顾英国外交部一再告诫，积极挑起事端。事情闹到伦敦以后，英国当时的内阁巴麦尊内阁面临的任务已不是决定大英帝国是否应该对华开战，而是大英帝国是否应该支持其在远东的代表未得到许可便已发动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当时的有识之士亦曾反思这段历史。深悉内情的曾国藩弟子薛福成曾经沉痛地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晚清较开明的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郭嵩焘等人多次以“勿以小嫌酿大衅”相告诫，其中就包含了以广州反入城斗争为开端的惨痛教训。不讲广州的反入城，这次战争的爆发不可能讲清,而圆明园被烧毁就更不能说的清。
而清政府之所以在条约期满后，不再愿意继续进行有关条约修改的有关通商条款工作。其中很大的原因，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观念，“中国”自古就是世界的中心，皇帝为天下共主“天下一统”观念世界的中心思想，可以说已经深入了每一名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上其它的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这点可以从后来清方拘禁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使团后，尽然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给巴夏礼等人定下的罪名，而后清廷对英法开战则被理直气壮的宣布为“剿夷”、“讨逆”，从开始就没有把，英法联军对中国的进攻没有被清廷看成是侵略、入侵或是战争，而是被当作是“叛乱”。从这些再好不过的说明了“天下一统”观念。同时大清帝国皇帝乃至大小官员心理所想，天朝物产丰富，自给自足皆可的观念，对于贸易带来鸦片是的中国人倍感愤怒，也导致后来对其它西洋物件认为皆是奇淫巧技对中国百害而无一利思维。而同时1840年中国与西方条约签订,西方完全是用战争或者武力威胁下签订的，开放口岸又完全是被迫的，并非自愿进行通商贸易。本身清廷对于这种开放不是被动的就是被压迫，没有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前提，可以说从一开始，清廷乃至当时的国人对于洋人本身就有一种敌对情绪，尤其广州最为突出（鸦片战争主战场），对于洋人进入广州城一事，进行了激烈的对抗，由此看出清廷乃至民间，多数的国人并不了解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一再拖延条约谈判换约进程，更加深了双方的矛盾，直到兵戎相见，再次被动签订条约。
1858年战端开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大沽炮台被占拉开序幕。英法联军兵临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国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虽然中国丧失了不少权益，例如，关税主权旁落等等，强加了许多条款，增加不少开放口岸，但是问题总算有了个着落，双方还议定翌年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彻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第二次鸦片战争也许就到此结束，则完全可以避免英法联军的再一次入侵和火烧圆明园。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
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英法联军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然而根据大量史料表明，这一仗显然是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清政府被迫续订《北京条约》，新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而且还招来其它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这为日后连绵不断的教案种下祸根，一个本来可以避免战争的结局，却以更大的失败结束。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打开史料仔细查找，真实原因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
根据当时在僧格林沁亲王幕府的郭嵩焘在日记中留有这样的记录：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愤愤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北京条约》订立后，他更具体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曾国藩也对他的幕僚说过:“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他们说的情况，同当时在现场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英法军舰6月16日已经到达，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而当时军事行动已经开始。
这些史料则说明了，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英法联军。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同时僧格林沁忠实执行了“悄悄击之”的旨意，但没有事先晓谕，他也坚决拒绝手下大臣的劝阻，并且是要洋人从北塘登陆，绕道至天津的设计者。而对于此造成的丧权辱国的横祸，曾国藩、郭嵩焘、吴汝纶、李鸿章、冯桂芬等人为代表比较清醒的官僚和士绅，已经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讽喻。
而后清廷另外一个愚蠢决定和错误的判断，终于丧失了最后一次通过谈判解决的纠纷机会，彻底无法挽回。1860年9月，英国公使巴夏礼和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奇打着停战的白旗前往通县和清政府谈判。清政府迅速在今天被人们所看重的“利益”大事上，如开放外贸口岸、允许外国人内地旅游、协定关税、保护传教士、赔款、领事裁判权等等，达成协议。而谈判最终的破裂尽然是在今天根本不值得一提的“公使驻京”一项。当英方提出递交国书一项，只是按照西方的国际法惯例行事，并没有考虑到清廷的特殊国情。当清廷提出见皇帝需要磕头时，被他们以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的理由加以拒绝。他们毫不理解磕头一事维系着满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公开证明，就象皇帝弄不明白选票就是西方政府合法统治的公开证明一样。他们反而怀疑皇帝拒不接受国书里面包藏着巨大的阴谋，更加顽固坚持要亲递国书。双方都在此上不再作出让步。清廷当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太平天国席卷半个中国，而英法联军集结通州，随时可能进攻北京。可是清廷却下定决心不在磕头问题上退让半步，他们的底牌是西方公使要么向皇帝磕头、要么不亲递国书，口气异乎寻常的强硬，毫无妥协余地。如果达不成协议，清廷不顾自己力量虚弱而背水一战，并调兵遣将，作好了开战的布署。当通州谈判破裂之后，清廷当场拘禁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使团共39人，被载垣、僧格林沁逮捕。押送北京，监禁了一个多月。而在监禁期间，这些洋人被清廷百般拷打，肆意凌辱。39名囚犯中，有21人在监禁中死去，其中包括《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包尔比。
据一个当时被监禁的英国外交官后来回忆被囚牢狱的情况：“沉重的监狱大门被打开，我被带了进去，大门在我身后又轰隆隆地关上。这时，我发现自己是在一群大约七八十个外表粗野的囚犯之中，像在中国的监狱里通常所能见到的那样，这些囚犯因为疾病和不卫生的环境，多数都极富攻击性。他们自然都带了焦虑的神情瞪视着我这个新来者。狱卒们把我放在一块囚犯睡觉用的垫起来的铺板上，并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铁链把我牢牢拴在头顶上的梁柱上。这根铁链既长又重，先从脖颈绕一圈，并固定在双脚上，双手被两条交叉的铁链和手铐紧紧捆住，双脚也是一样。这里所关押的囚犯中，绝大部分都是犯有重罪的社会下层人物，包括杀人犯和夜间窃盗犯。监狱内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犯人们面容憔悴，体弱多病，经常有被囚身亡者。”当联军司令额尔金得知清政府的暴行以后，可以说是被彻底激怒，因此决意报复，也成为火烧圆明园焚毁的其中原因之一。
清廷原本期望巴夏礼就擒之后，英法联军群龙无首，必定自乱，然后乘机大举进剿，稳操胜券。然而时局发展，战事进展，通州八里桥最后交战，最终清廷惨败收场，第二天清廷的最高指挥咸丰皇帝拜祭完祖先后从圆明园逃亡出走。1860年10月6日黄昏，法国军队占领了圆明园，护卫圆明园2000人的清廷军队已经毫无踪影，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咸丰处理国事的地方）设立临时指挥部。10月7日上午，额尔金爵士等人来到了圆明园，豪华奢侈的圆明园令这些西方人感到震惊。
根据随军牧师麦基记载：额尔金爵士等人游览了这个神秘的皇家园林。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大家的出的印象都是一样的：再也找不到与之媲美的花园了。一个英国军官曾经说：“法国所有的皇家承保和宫殿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圆明园。夏宫中到处都是宫殿，其中充满着古玩、书籍、绫罗绸缎和各种珍宝，这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场景，是一种幻境！我们必须有一位诗人、画家、鉴赏家、历史学家和中国学者集于一身的人才能解释和形容园中的景色。”就在游园同时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在圆明园中悄悄的发生了。联军官员与士兵开始肆无忌惮地抢劫。诸位可以想象:联军官兵蜂拥而上，在这一座充满了珍宝的城市里为所欲为，这幅情景只有吞食大麻的人才能想象出来。在这种时刻，所有的约束和规法都被打破。作战时纪律最良好的军队都变为道德败坏了。凡是能拿走的，一件也没留下，拿不走的，就毫不留情地毁掉。喜欢毁坏对象，一定是人类的天性，人们越是禁止这样的事情，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他们毁坏的欲望就越加热切。我留意观察过，抢劫中的士兵们都带着一种欢乐的神情。抢劫持续了整整两天，为了使士兵们停止，为了恢复联军秩序，额尔金爵士开始散布舆论：“我的孩子，把这些东西都放下来吧，我们就要到北京去，那里有足够的东西给大家分，大家要什么就有什么。”圆明园被彻底洗劫，昔日皇家园林中珍藏中国历代的艺术精品等。。。。。。。被彻底毁坏或者拿走，无奈清廷最高统帅咸丰下令答应联军所有的要求。10月9日，英法联军撤出圆明园。13日，占领北京的外城——安定门。北京已经完全不设防。英法联军向清廷提出了巨额的战争赔偿等一系列的要求，并且警告，一旦要求没有及时兑现，将进行严厉的惩罚。英军在安定门上架起了大炮，炮口的方向是紫禁城。可以说此时的大清帝国，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时局发展已经不是在谈判桌讨价还价。
额尔金开始准备烧毁紫禁城，后来他经过几天深思熟虑，选择了圆明园作为报复行动的目标。额尔金决定烧毁圆明园，而不是紫禁城，另有深意。额尔金爵士认为，对大清政府必须进行打击，皇帝是我们打击的直接对象，圆明园是皇帝最宠爱的东西，并且那里还是拘禁，凌辱，杀害联军谈判公使的地方。同时要在撤退之前，要证明联军已经征服了北京，必须留下胜利的证据，以杜绝将来的疑问。只有摧毁圆明园，毁坏它似乎是最好的选择。1860年10月16日额尔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张贴公告：“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公告的内容可以看出是对清政府的不尊重游戏规则的惩罚。额尔金认为紫禁城是中国政府所在地。而圆明园是皇家园林，为中国皇帝私有。额尔金想通过烧毁圆明园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应该为逮捕公使和虐待俘虏等暴行负责的是中国皇帝和他的走卒，而不是中国老百姓。拘禁、虐杀英法外交官的行径，在额尔金勋爵看来不仅违反西方通用的法则，也同样违反中国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行为准则。在额尔金勋爵看来，满清政府是彻底“把这一古老文明践踏在脚下的人”。可见，火烧圆明园，是英法联军侵略者本身的罪行，更是晚清皇帝和政府中某些人的固步自封、愚蠢无能以及不信守承诺造成的。
根据随军牧师麦基记载：1860年10月18日凌晨，遵照额尔金和格兰特的命令，3500名官兵，开始有条不紊地焚烧圆明园。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足以表彰往日的风格和辉煌，不幸的是即将被焚毁，将来再也不会被世人看到。伟大的圆明园，不禁让人黯然伤心，感觉到这确实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懊悔不应该用这样严厉的处罚，使它们都化为灰烬。从今以后，这些一个多世纪以来为无数人向往的宫殿将永远的从地球上消失。只留下了一片空旷的土地，到处都是无法形容的瓦砾和焦土。远远望去黑色的烟雾遮天蔽日，就象圆明园不散的阴魂。另一位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为此也愤怒写到：在地球上某个地方，曾经有一个世界奇迹，它的名字叫圆明园。它汇集了一个民族，几乎是超人类的想象力所创作的全部成果。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尚不为人熟知的杰作，就像在黄昏中从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看到的亚洲文明的倩影。你可以去想象一个你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仙境般的建筑，那就是圆明园。那里不仅有艺术珍品，而且还有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宝。这个奇迹现已不复存在。一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我们所有教堂的所有珍品加起来也抵不上这座神奇无比光彩夺目的东方博物馆，多么伟大的功绩，多么丰硕的意外横财。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分别叫做法兰西和英格兰。
回顾圆明园被焚毁的直接原因和这场战争的真实面目，就是清廷与奉行国际法准则的英法两国在国与国之间行为方式上的冲突，这两种行为方式又根植于“天下一统”和“国家平等”这两套绝不兼容的观念之中，在它们的后面，则是由不同文明所构成的知识背景。正是这种文明的差异，使得双方对于对方行为完全无法理解，只能按所谓“利益分析法”去猜测对方的动机与目的，最后得出错误的结论。诸多矛盾在今天看中西双方都走上了各自的一个极端，一方怀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另一方则以为这“天下”早已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一方相信自己是受上帝的派遣，另一方自以为自己“受天有命”一方代表着新生的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另一方代表着保持了几千年古老的传统和古代文明。一方的心理结构建构于现代的理性主义之上，同时又以船坚炮利为后盾，另一方的心理结构建构与传统的伦理道德之上，素以怀柔感化为手段。一方是对方夜郎自大，愚不可及，另一方视对方不自量力，不可教化。。。。。。。总之，双方所有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了互为不同的性格特征，形成巨大的差异，从而产生了极为戏剧性的又荒诞不经，不可理喻的矛盾冲突。这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又集中反映在西方国家要将中国纳入世界范围之内，而中国却要把强行闯入的西方国家纳入“天朝王国”“夷夏之别”的体系之中。
说到这里，圆明园焚毁可以说是一场悲剧。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履行已有条约，避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不过当时的清政府的皇帝和地方督抚，对世界缺乏清醒的认识，完全被极端狭隘盲目的爱国排夷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事，结果才酿成大祸。当现代化潮流席卷全球时，当时清朝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不是朝夕所能改变的，如同服了过量安眠药，“天下”和“夷夏之别”的观念以致中国无法看清楚世界发展，同样也无法认识自己。而正处扩张时期的西方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便失去了足够的耐心，像是服了过量的兴奋剂，失去通过和平的方式，唤醒中国这个古老帝国信心。为攫取更大利益不愿放弃武力解决问题的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这也就是在劫难逃的历史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