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回首 辛亥革命为何在武昌爆发

辛亥革命为何在武昌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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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才网讯综合】“日本以‘太阳’得名,中国人以‘天汉’立称,信哉!星球世界,非我汉人不能抚而有也!”(章太炎《汉帜》发刊序)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迷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极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革命军》)

“清朝觉罗之入关也,屠洗我人民,淫掠我妇女,食践我毛土,断送我江山,变易我服色,驻防我行动,监督我文字,括削我财产,干涉我言权,惨杀我志士,谬定我宪法,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我国民虽包容彼族,其如日日防我家贼何!我四万万之民族日益削,彼五百万之膻种日益横……夫中国者,中国之中国,非满洲之中国也……革命哉!革命哉!真今日我族存亡之一大关键哉!”(铁郎《论各省宜速响应革命军》)

“诸君诸君,认定宗旨,整刷精神,除暴君,驱异族,破坏逆胡专制的政府,建设皇汉共和国的国家……民权主义万岁!民族主义万岁!中国万岁!”(柳亚子《民权主义!民族主义》

“欲思排外,则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革命!革命!我同胞今日之事业,孰有大于此乎!”《吴樾《暗杀时代》)

“大地沉沦几百秋,烽烟滚滚血横流。伤心细数当时事,同种何人雪耻仇!”(陈天华《猛回头》)

随手拈出辛亥革命前数则语录,阅之读之,立刻令人血液沸腾,慷慨思愤。飒飒风中,让人恍然间思云腾绕,回到了那个铁血华年。正是当时那些风华正茂的革命志士振聋发聩的呼喊,方才唤醒起迷滞已久的国人。在心跳加速中,在咬牙切齿中,他们目眦尽裂,拍案而起!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营中的一声枪响,划破了武昌的夜空。这一枪,绝非普通的一枪,它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发令枪,是埋葬清朝267年统治的夺命枪,也是结束中国长达两千余年帝制的宣示性的一枪。在并不遥远的、近一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如今回望过去,却如雾里观花,那样模糊不清,那样扑朔迷离,甚至,那样不可思议。

10月10日,在那样一个杀机四伏、危险重重、激动人心、令人屏息的夜晚,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为什么是武汉?为什么是新军?在讲“第一枪”的故事之前,先简短分析一下武汉乃至湖北在辛亥革命前的状况,再讲讲清朝的“新军”到底是什么样的军队。武昌起义前,《湖北学生界》这份刊物的第一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话:“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之中心点也,呜呼!夫孰知以中国竞争之局卜之,吾楚(湖北)尤为中心点之中心矣乎。”可以见出,在武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绝非偶然。

湖北,处于中国之中部;武汉,号称九省通衢。这里,不仅仅是清廷一直着重控制的重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之一。狂流激荡下,各种思潮在此江集交积,也就不足为奇。最早把魔爪伸入湖北的,当属老牌帝国主义英国。而后,众狗齐竞,纷纷在此建租界,开银行,把持海关。由于河道畅顺,洋人们的军舰也往往游弋往来,不可一世。仅仅二十年左右,列强们逐渐控制了湖北的工商、金融、矿业、交通等命脉。以武汉为例,辛亥革命爆发时,外国企业近200家,英国53家,日本43家,德国35家,法、俄、美等十余家。大多数洋人的企业,皆在1900年之后进入。

特别在1902年之后,作为对外贸易大埠的汉口,交易额激增,一年平均保持在一亿三千万两白银之巨,远超天津、广州,仅次于上海,享有“东方芝加哥”的美号。在疯狂掠夺桐油、茶叶等原料的同时,列强们向中国进行棉纱等日用工业品的疯狂倾销。由于专制官府买办化的加剧,清朝的一切“新政”,皆为迎合洋人而生,而中国原有的封建自然经济,在西风中迅速解体。当时,湖北表面的繁荣,是完全畸型的繁荣。一方面是少数几个大城市“超繁华”,一方面是广大农村地区哀残不堪。

作为税款大户,清廷对湖北的“解款”要求,日益增加。每年辛丑赔款负担一百多万两不说,还有“补镑”六十万两,“辽东偿费”五十万两,练兵处调解五十三万两,而且,膏捐权也归中央。不用说,这些钱,当然富商大官不会出,肯定要全部转嫁到广大民众的头上。湖北的大地主们,也很“时髦”。他们一方面大量聚敛土地,一方面进入城市,兼营商业与银钱业,建立起庞大的商业高利贷网络。

由于20世纪初的十年内,天灾人祸不断,农业纷纷解体。在湖北,特别是武汉,聚集了大批流民、灾民。在这种环境中,哥老会、天地会的新鲜血液就会源源不断,动乱的因子,越聚越多。由于武汉一带在先前的太平天国战争中,曾几次陷于太平军手中,“革命”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它地区。破产农民、散兵游勇、城市贫民、手工业者、产业工人,这些人杂集在一起,波蔓交融,形成了特别适合暴发革命的土壤。鄂、湘、粤、川等地的保路运动,更直接促起了大批中小商人的激烈行动。纵观湖北社会各阶层,在那个危险的时刻,都对清廷皆蕴攒了相当大的毒怨之气。

从“人才”角度方面讲,湖北革命党还应该“感谢”当年张之洞的各种教育举措。老张本来想为自己和清廷制造出一大批驯顺的“奴才”,殊不料,反而为朝廷培养了一批广具知识的“掘墓人”。从1900年开始,张之洞在武汉及其它不少地区开设了许多学堂,科目关涉广博,且大量向东、西洋派遣留学生,人数远远超出其它各省。张之洞为了提高新军“素质”,招纳不少识字青年入军,使得军队的人员组成结构也远远不同于从前。

科举制废除后,知识分子竭力寻找出路,不仅本省青年“秀才”们纷纷到学校报考,外省(特别是湖南)也有许多人到湖北寻找机会。所有这些人,思想上属于活跃,敏感的一类。他们政治上特别敏锐,很容易接受进步思想。民族危亡的大背景和生计艰难的小困难,更造成了青年人对“革命”的向往。

在种种社会、经济、思想的合力下,才造成日后的奇景:武昌的清朝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皆一齐掉转反向,清廷顿时欲坠摇摇。湖北的革命势态,一直呈独立发展势头。孙中山以及其“同盟会”在革命中“辈分”最高,所以,绝大部分团体,还是把“三民主义”很当作一块大招牌来使用。不过,湖北主要党人,出身富户比较多,特别是共进会成员,他们都不大赞成同盟会主张,很多人排斥“平均地权”这一条。所以,三民主义在湖北,基本变成了“二民主义”。当然,湖北革命党人最重要的四字纲领,是“革命排满”。因此,他们的当务之急,必然是要“驱除鞑虏”。

鄂籍党人不是很“排洋”,这主要因为他们多年与洋人打交道,深晓对方的“厉害”。即便如此,这些人把“反清复明”提升到“革命排满”的层次,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上巨大的进步。

那么,革命为什么会在新军中发生呢?新军是怎么一回事呢?清朝兵制,大致讲经过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早期的八旗劲旅和汉人为主的绿营兵;第二阶段,嘉庆、道光年间产生出来的团练,后经太平天国、捻军之乱而衍变成的湘军、淮军;第三阶段,甲午之战败于日本后,光绪、宣统年间出现的新军。

早在1862年,李鸿章的淮军已开始学习“洋操”。1874年,曾国藩正式提出以新式枪械练兵。1883年,李鸿章在天津设水师学堂,1885年设北洋武备学堂。1886年,张之洞选拔甲级防营一千多人改习洋操,开设水师和陆军学堂。甲午败于日本后,清廷正式下令训练新军。1895年3月,洋务派官僚胡燏最早在天津小站练“新建军”。没过几个月,他被清廷派去督办芦汉铁路,小站练兵转由当时的政坛“新秀”袁世凯接手。袁世凯有脑子,胆子大,改当时的“定武军”为“新建陆军”,使得原先的十营四千多人,一下子扩展到七千多人。

与北洋训练新建陆军的同时,1895年7月左右,张之洞在南洋成立了“自强新军”,人数两千多人,统领是德国人来春石泰(当时译法),营哨以上各官,皆以洋人充任。见北洋、南洋训练新军卓有成效,清廷便下令各省将防军进行改编,或在原基础上训练新军。

清朝朝廷在各大城市设立武备和陆军学堂,分派青年出洋学习军事,以储备将校人才。其目的,在于逐步以尖锐的新军替换无能的旧式军队。新军之所以“新”,因为在建制和训练手段方面,都大异于清朝的旧式军队。这支军队,在训练方面学习德国,编制上募仿日本。清朝的新军,不仅仅武器上全用洋械,招选兵员也采纳严格的标准,并规定军官要由学堂出身的人担任。

1901年,清廷下令废止那种打把式卖艺表演式的“武举会试”,命令各省派将校到北洋和湖北观习新军训练。1903年,清廷设练兵处,全统国内新军事务,并在各省设“督练处”(也称“督练公所”)。转年,清廷正式划定军制,规定新练的军队分为常备军、续备军以及后备军三军。

1905年,清廷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逐年编训完成。在北方,北洋六镇(近畿四镇和直隶两镇)全部完成编训。在湖北,一镇一协完成编练。至清朝灭亡前,全国实际完成了二十六镇的编练。

新军编制,是分为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分别相当于后来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军一级的长官称“总统”(其实没有实际设立成为真正定制的“军”),镇称“统制”,协称“协统”,标称“标统”,营称“管带”,队称“队官”,排成“排长”,棚有“正目”、“副目”。

一般讲,两镇可编为一军。按全额算,一镇的官兵总数,为12512人。遇实战,依据战势地情而定,或三镇为一军,或把数军合成一大军,或仅派出一镇。此外,还有一种“混成协”,这种部队除有二标步兵外,还配有工程、马、炮、辎重等兵种,近乎镇的编制,但又隶属于镇,类似后来的“独立师”、“独立旅”。黎元洪此人,就是这种混成协的协统。

清朝开始建新军时,北有袁世凯“新建陆军”,南有湖北张之洞“自强军”。但是,后来只有北洋一系蔚然大观,南洋一系却基本消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清廷看重隶属中央的北洋军建设,想把它作为拱卫国都北京的劲旅,所以一直任其扩充发展。而湖北的新军,属于地方军,清廷当然不想地方坐大,一直抑制它的发展。南洋系的主脑张之洞,文臣出身,后又被调入京城当“大学士”。南洋系另一大腕刘坤一(两江总督)早死(1902年),其间不少兵马又被并入当时袁世凯在山东的军队,所以,南洋军最终不能成气候。

反观北洋,袁世凯步步高升,他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练兵大臣任上,不断刻意经营北洋新军,其手下将领,多出于天津武备学堂,基本全是他的羽翼。因此,日后的北洋军,顺理成章就成为袁世凯的“私军”。

清廷建新军,本想消弊振衰。但除北洋六镇外,大部分新军,在后来都成为革命党人活跃的渊薮。这种结果,显然大出朝廷当初的意料。即使是思想相对保守的北洋军,军人们也是大多效忠袁世凯个人军,成为袁世凯纵横捭阖、颠覆清廷的手中王牌。

可笑的是,一直要被清廷视为累赘废物、想竭力加以抛弃的巡防营,倒成为基本上自始至终效忠朝廷的队伍。清廷此种改革新军的努力,恰似把绞索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这种苦涩的结果,最根本原因在于,清廷缺乏驾驭强大西化军队的能力,它也没有真正的理念去支撑军人对清朝国家的效忠。

所以,清廷搞了数年的新军改革,极意笼络军人,换来的却是军人的怨毒与狂躁。特别是1910年,在新军内兴起的“割辫”运动以及新军对保路运动的同情与加入,更显出了大变前的先兆——发辫是清朝统治的象征物,这一“纽带”被剪,清廷还有什么控制军队的绝对正当性和自信心?

在政治的离心作用下,激进而深入的新军改革,暴露了清廷致命的弱点——军人逸轨,已经无法避免。各种心怀异志的人,皆在军营中蠢蠢欲动。这种情况,均因为在大变革时代,清廷本身僵化守旧,根本缺乏有效调控激进改革的政治能力。此外,它也没有能力合理地整合、配置已有的社会资源。

新军中的中下级官员,多为科举废后无出路的知识分子,秀才与兵混而为一,容易接受新思想,特别是反清的新思想。新军的士兵阶层,多为破产农民子弟或城镇小资产阶级子弟,他们自小耳闻目睹社会不平,容易产生反抗情绪,更容易接受饱含鼓动性的宣传,特别倾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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