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回首 不做官 的北大戒律(图)...

不做官 的北大戒律(图)

清末民初,习惯势力还把学校教育当成变相的科举:“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读书为了做官。而所谓做官,就是政客党棍和军阀官僚。当时读书人或文人心里都有一个算盘:哪一级的学堂毕业,等于哪一级的科举功名:小学堂毕业被当作“秀才”,中学堂毕业被当作“举人”,大学堂毕业被当作“进士” 一千年前宋真宗的《劝学诗》云:“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回荡在文人心灵深处。“学业”成了一种做官发财向上爬的梯子。

蔡元培的“八不主义”中,首先提出“不做官”,就是针对这种“读书做官”的思想而发的。他当了北京大学校长以后,组织“进德会”以身作则,实行“不赌博、不嫖娼、不纳妾、不做官”等准则,把腐败的官场与赌场、妓院、鸦片馆归为同类,把出卖人格、投靠军阀的政客比作赌徒、嫖客和鸦片烟鬼。这对于专制政体的深恶痛绝,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在蔡元培校长的人格感召下,北大师生纷纷签名参加“进德会”。从北大的用人、开课等实践过程中,学生们逐渐懂得了,原来北京大学毕业并不等于科举的进士;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发财;首要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北大学生们逐渐知道,新的知识阶层最大目标是在科学文化上有所贡献。
“不做官”、不当政客党棍和军阀官僚的戒律,对学生起了良好的影响。蔡元培校长来北京大学之后,以身作则,大力提倡“不做官”,把追求真理的“学术”和追逐乌纱帽的“做官”分开。也可以说北京大学这一风气的根本改变,开始破除当时北洋军阀政客的社会基础。这是很重要的一大变革。
蔡校长又提出“教授治校”,即实行校园民主。由教授互选评议员组成“大学评议会”,为全校最高审议机关(以教授五人选举评议员一人),评议会对于各种提案的争辩有时很激烈,最后投票表决。通过民主程序,决定校园重大问题。
在蔡元培校长主持下,北京大学不断完善民主改革。1917年设置四科(文理法工)学长;1919年3月设教务处,置教务长一人。后改设三院,即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学系直属学院,各设主任一人,由该系教授会选举产生。这个“校园民主”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40年代的“西南联合大学”,贯穿30多年,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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