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回首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自由选举...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自由选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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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任省主席后仅仅两个月,就引入和建立了一个法律,规定自由选举市长,县长和地方参议会的议员。我们将选举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东海岸,然后在中部地区,最后是西海岸。1950年5月举行了第一次选举,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选举是第一次,而且是自由的。95%以上的民众热情地投了票,任何一个目睹那些选举的人,必定会抛弃自己最后一点怀疑,即认为东方人不适合民主,对民主漠不关心。
 
当我最先提出进行那些选举时,国民党政府中有许多人私下反对这个意见,担心一旦台湾人被选上市长,县长和地方参议员(由于台湾人占压倒多数,因此肯定会当选),掌了权的话,很可能不再与国民党政府合作。也有人辩解说,由于台湾人过去从未有过行政管理经验,那些当选的人也许不能胜任。我的信念则不同,我认为只有信任才能产生信任,而且除非给他们一个大胆的起步,否则是不可能有进步的。在这两种信念中,我自信自己的观点已得到了验证。在我整个执政期内,由此当选的台湾人没有一个不同我合作的,而且在他们新的责任岗位上表现得很通情达理。
 
这样到1950年中,在台湾复兴国民政府的所有计划差不多都启动了,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就。恶性通货膨胀被抑制,军队和贫民的情绪提高了。当中共开始暴露真面目,并在大陆实施苏联式统治时,我们正在着手一个民主化的计划,这给美国官员和游客们以深刻印象,我们的海外宣传也好转了。美国国会在4月间投票决定进一步援助国民党政府,数量达到4 000万美元,这是1948年以来的第一次。蒋总统显然是满意的,而我的期望甚至更高,我想可能很快就可以开动回大陆的车轮了。(P.272)
 
蒋介石以特务威胁候选人退选
 
(……)毫无疑问,蒋经国的头脑灌满的是共产党国家的组织与管理,与民主理想是完全不相容的。甚至我在台湾时,就有许多人怀疑,他究竟是属于共产党,还是自由国家。我完全相信他只是被自己压倒一切的野心所驱使,并奉行着共产党的治理方式,因为他不知道还有更好的东西。但谁又能肯定呢?谁又能保证一旦蒋总统去世,北平给出一个诱人的高价,他不会将台湾变成红色中国的一个富饶省份呢?
 
但是在1950年冬我还没有意识到那种危险。麻烦首先发生于台岛中部即将举行的选举,该选举是在一个与国民党无关的无党派台湾人、我的民政厅长的监督下进行的,两个主要城市的市长候选人也都是无党派台湾人。看来国民党的候选人似乎要败选了。使我狼狈的是,蒋总统给我发来密令,要我免去那位厅长的职务,并迫使无党派台湾人退出选举。我不得不向蒋介石提出辞职,于是他撤销了命令。
 
我就这样为那次自由选举扫清了障碍,那两名无党派台湾人都以相当大的多数当选。但从那时起,国民党便不再赞成我自由选举的原则,并堕落到用特务来进行干涉。不管我怎么做,必须承认,后来在东西海岸的选举就远非自由了。特务使用的方法是威胁那些他们不喜欢的候选人退出竞选,尽管我尽一切可能使所有候选人相信我的保证,但仍有不少人因此而被迫退出。(p.280)
 
国民党经费来自中国人民
 
至于国民党,自从蒋介石于1927年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该党的经费不是来自党费,而是政府的财政部,换句话说,是来自中国人民的钱。至于政府,它只不过是国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表面上有一个国会——立法院,但实际上它不能自行提出一个议案,除非该案的原则先由国民党通过。此外,还有一个行政院,由行政院长组成内阁。但内阁未获国民党批准之前,不能进行重要的任命,制定重要的政策。关于国民党,蒋介石早在党章中就插进了一项条款,宣布自己是总裁,意思是“决定一切的人”。作为总裁,他确实决定一切。因此,作为中国的总统,他的权力是可以明确限制的,但作为国民党总裁,其权力是无限的。所以台湾的政府是由一个党控制的,那就是国民党,而国民党又是由一个人控制的,那就是蒋介石。
 
我早就认为这种政府体制是独裁的,会导致许多弊端。即使蒋在我第一年的施政中,几乎完全给我行动自由,但我对这种体制也并不赞同。我在1950年和1951年间,多次建议党应该停止使用政府的专款资助。我敦促应允许成立反对党,或者至少像土耳其一样,允许将一个执政党分为两个党。对我所有的建议,蒋表面上愿意听,但实际上从未作出过一点努力。1952年夏发生的一件事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蒋介石一直在朝相反的方向前进。他不仅想永久掌权,而且一直在策划将权力传给儿子蒋经国。(P 284—285)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不是经选举产生
 
按照国民党党章,应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次大会是1945年在重庆召开的,所以早就应当召开另一次大会了。蒋介石终于决定在1952年召开该会。起初,我对其抱有很大希望,我想党和政府的基本政策可以在这次大会上得到阐明,但我的幻想很快破灭了。当时共有约两百名代表与会,但大多数代表不是经选举产生的,而是由蒋介石,确切地说是由蒋经国指定的。当我来到会场时,一看代表名单,立刻意识到其中四分之三以上都是蒋经国的人。而且有两个经选举产生的代表,在最后一分钟,被蒋介石——这个 “决定一切的人”——的命令禁止参加大会。(p.285)
 
蒋介石控制的中执会无视党章
 
当大会进入到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阶段时,却不许我们自由提名。相反,由蒋介石交下一个候选人名单,要求我们只能从中进行选择。他似乎还担心代表们可能靠不住,因此要求我们都在选票上签名。就这样,蒋帮助其子获得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绝对控制。
 
尽管党章规定中常会(相当于共产党的政治局)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来选举,但在总裁的暗示下,中执会无视党章,作出决议将权力授给那“决定一切的人”。于是,蒋介石立即指定了一个由蒋经国的人占绝大多数的中常会。
 
按理应当由中常委来任命国民党六个执行部门的组长,但中常委也通过一项决议,将权力再次交给蒋介石,又是蒋经国的六个亲信被任命担任那六个重要职务。就这样,蒋经国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控制。而且除了他父亲以外,他也是“决定一切的人”。(P285)
 
国民党逮捕390人扼杀选举
 
与此同时,市、县参议员的改选将在12月举行(指1952年12月28日开始的台湾省第二届县市议会议员选举—作者注),就在普选前约两周,蒋经国摊牌了。特务按他的命令,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在全岛逮捕了390名台湾人,指控他们是“流氓”。这是一个威胁民众以某一方式投票的明确行动。我发现后,亲自要求特务就那些人提出证据。证据表明,在398人中,只有18有一些轻罪。我下令将他们提交民事法庭审判,把其余的人释放。但逮捕已对选举产生了致命后果,它已不像我想的那样自由,许多人按特务的要求投了票。(P. 287)
 
基隆事件——特务绑架县参议员
 
在普选之后,不同市、县的参议员们要分别开会选出自己的参议长,于是便发生了基隆事件。就在按计划开会选举参议长之前,基隆市有两名参议员遭到了特务的绑架。此时,人们对特务如此害怕,乃至无人敢向我报告。这消息之所以无法隐瞒,只是因为其他的市参议员都惊恐得不敢在预定召开的会议上露面。于是我严厉警告特务,迫使他们释放那两个被绑架的参议员。但当我邀请那两个参议员到办公室并亲自询问他们时,他们被人吓怕了,不断地说:“省主席,请别问发生了什么事!”尽管如此,我还是从其他渠道得到了那直接负责绑架的特务的证据。我拿那些证据找彭孟缉对质,并下令将那人立即撤职,在作进一步调查之前将他扣起来。但一周后,我吃惊地发现,那人反而升官了。这是在蒋总统明知而批准的情况下,由蒋经国这样下令的。我很狼狈,不仅是因为我的指示被撤销,而且我对于革新政府寄予很大希望的那两条原则——自由选举和法治,竟被如此无耻地践踏,乃至归于失败。我知道自己被打败了,一了百了地提出了辞职。(P. 288)
 
节选自吴国桢《夜来临—吴国祯见证的国共争斗》(第八章 我在台湾的民主实践)。此书于2009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及该书介绍:
 
吴国祯是上个世纪前半叶动荡中国的重要见证人。他常年追随蒋介石,官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及上海市长。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他是首任台湾省主席。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夜来临—吴国祯见证的国共争斗》一书是他在1954年与国民党决裂后旅居美国期间完成的自传文稿,记录了他对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力量消长的观察与分析。
 
作者通过对1952年台湾县市议会选举进行过程的描述,凸显出在一党专制框架下的选举,即使是有限的地方性的民主选举也是举步维艰。迫于经济窘困与国际潮流双重压力,蒋介石口是心非,不敢正面否定民主,但却动用国民党特务(便衣警察)机制,破坏县市选举,打压参选人、威胁投票民众。不过,吴国桢坚信只有民主才是中国的未来和中华民族的新生之道。台湾今天的民主实践雄辩地印证了半个世纪前作者的观察:“任何一个目睹了那些选举的人,必定会抛弃自己最后一点怀疑,即认为东方人不适合民主。”(p.272)
 
网址:www.chineseu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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