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回首 民國文人王國維與沈曾植的恩...

民國文人王國維與沈曾植的恩恩怨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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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國學大師王國維與舊派學者沈曾植的交往與友情向來被傳為佳話。王國維的名篇《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把沈曾植捧到了天上。連日本人鈴木虎雄都說,王國維很少讚譽什麼人,惟獨對住在上海的沈曾植,“推許其學識既博且高”。可以這樣說,沈曾植的文名,雖不是王國維吹出來的,卻與王的揄揚大有關聯。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對沈曾植的推崇備至的王國維,為何傷心欲絕地斥沈曾植為神經病人?

沈曾植是個非常博學的舊派學者。1915年4月中旬,由於羅振玉的關係,39歲的王國維與65歲的沈曾植在上海相識。據悉,沈曾植曾經對王講:“天下書痴,唯我輩耳。”兩個書痴遇到一處,自然非常快活。王國維不僅從沈曾植那裡讀到一些罕見的古籍珍本,為沈氏編輯詩稿,而且通過聊天,受到諸多啟發,直接促成了一些學術論著的寫作。例如,1916年2月,繆荃孫與王國維談到清代音韻學家江有誥的《音學書》,恰好沈曾植藏有此書,王即借來閱讀。另據1916年12月20日王國維致羅振玉函,王國維的《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就是在與沈曾植聊天的基礎上完成的。王國維並在該書的自序中說:“方伯音學上之絕識,與餘一得之見合於方伯者,乃三百年來小學極盛之結果,他日音韻學之進步,必由此道。”足見其對沈之推重及自負之深。不過,對沈曾植來說,學問已屬自娛之事,所以很少動筆著述。王國維卻是有心人。他不僅及時把兩人的談話內容記錄整理出來,還根據自己的見解予以裁斷,揚棄其“奇突”者,寫成專著。從這個意義上講,王國維確實強化並擴大了沈曾植的學術地位。

但是,由王國維1918年12月3日致羅振玉手札可知,王國維與沈曾植之間絕非僅有愉快的聊天,而是同樣伴隨着諸多齟齬和彆扭。

事情發生於1918年12月初。據王國維說,當時沈曾植將一些貴州漢刻資料交他審閱,以便拿去翻印。王讀後發現,全是贗品,便交給喜歡翻印這些東西的好朋友鄒安(景叔,號道廬)看。鄒了解到是假貨,即退給王國維,表示不願意翻印。王國維於是又把這些東西交還給沈。但是,怎麼對沈曾植交待呢?王國維感到為難:說假話,顯然不可;直言其偽,對方又可能不高興。於是,他採取了一個折中手段,委婉地對沈說:“有人說這些東西是贗品,我從文章上看,也覺得有未妥處。”沈曾植一聽,果真就不高興了,沉默着,一句話沒有說。又過一會兒,兩人聊到兩位日本漢學家,沈便話中帶刺地影射說:“日本人尚知敬重老輩,今中國北京已非昔比,上海人則更驕,如漢刻一事,彼輩竟斷定為偽。余因知上海評價書畫皆由掮客把持,學術亦由一種人把持內,學術上之物非由彼輩出者,皆斥為偽也。”這顯然是對王國維不滿了。王國維不好說什麼,“僅敷衍,少時而去”。

不過,王國維心裡卻感到很不痛快。他對羅振玉說:今後,沈氏那裡“雖不能不往,將視為畏途矣。”事情並未就此結束。王國維在信中對羅振玉又談起三件事,以排泄自己的鬱悶和委屈。

第一件:“當《浙江通志》初修之時,先生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一言之,大觸其忌”。1914年,浙江省修《浙江通志》,聘沈曾植為總纂。其後,沈曾植聘朱祖謀、張爾田、王國維等為分纂。孔子曾經說:“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左傳》又記孔子的話說,臧文仲做了三件不仁義的事,其中一件是“下展禽”,亦即“使展禽屈居於下位”。展禽就是柳下惠。王國維的意思大概是說,沈曾植委屈了他,給他的職位太低,卻又不許他表示不滿。

第二件:“維之就哈園而不能兼辦《通志》,亦其一因。”哈園,即英籍猶太人哈同(SilasAnronHardoon,1850-1931)之宅,俗稱哈同花園。王國維自1916年春開始,在哈園工作達七年之久,鄒安就是他在哈園的同事(也是同鄉)。王國維在哈園是本職,修《浙江通志》乃屬兼差。他覺得,沈曾植對自己不能專心修志也有所不滿。

第三件:“即維今歲辭大學之招,恐亦為所深悉。”據悉,在哈園期間,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曾委託馬衡邀請王國維去北大任教,王國維猶豫不決,便徵求羅振玉的意見,羅要他聽聽沈曾植的看法。沈認為,應該接受北大之聘。但是,王國維最終卻沒有應聘。

從上面所牽連出的三件事,可以看出王國維的神經是多麼脆弱和敏感。後來,他自沉於湖,不能說不與這種脆弱和敏感的神經相關。而且,他還預支了一件對沈曾植的不滿,說他給徐乃昌(積余,號隨安)的《隨庵吉金圖》寫了一篇序,“此書出后,此老又必生妒”。

據悉,1918年12月,王國維改定《唐韻別考》、《音學余說》二書,合在一起,署名《聲韻續考》,請沈曾植作序。可是,序未成而原稿卻被沈氏遺落。這件事,大概也很讓王國維不滿。他在12月21日致羅振玉的信中說,作序這種事,是沈曾植所樂意做的。詞氣之間,大有“當面輸心背面笑”的意味。

不管怎麼說吧,王國維感覺自己的自尊受到了極大傷害。他甚至說出了“因疑生畏,觸目皆是幻影”,“因緣際會,皆為罪狀”,“非精神異常,又何至於此!”一類過於情緒化的語言。可見,王國維的憤懣已經到了極點。在其心目中,沈曾植已經和“神經病”差不多了!

可是,就在兩人鬧彆扭之後三個多月,也就是1919年3月,沈曾植七十壽誕,王國維撰寫了著名的《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說沈某“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龔自珍、魏源),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戴震、錢大昕),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使后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1922年11月,沈曾植在上海病逝,王國維撰《挽沈乙老聯》寫道:“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豈謂微言絕今日;為家孝子,為國純臣,為世界先覺,一哀感知己,要為天下哭先生。”對沈曾植深有研究的著名學者錢仲聯先生指出:“王氏的這個概括,雖然對沈氏的學術面目作了一些基本的勾勒,但對沈氏的整個評價卻有過分推崇之處。”

錢鍾書先生講過一段名言:“歷史上很多——現在就也不少——這種不很合理的事例。更確切地說,很不合學者們的理想和理論的事例。這些都顯示休謨所指出的,是這樣(is)和應該怎樣(ought)兩者老合不攏。在歷史過程里,事物的發生和發展往往跟我們鬧彆扭,惡作劇,推翻了我們定下的鐵案,塗抹了我們畫出的藍圖,給我們的不透風、不漏水的嚴密理論系統搠上大大小小的窟窿。”王國維與沈曾植之間的睚眥,為錢先生這段話作了很好的註腳。

當然,王、沈之間的關係,並未因鬧彆扭而破裂。事實上,1921年8月,沈曾植還曾手書杜甫詩句於扇上贈給王國維,沈並於詩后題跋。次年四月,王國維又手書沈曾植1915年還家雜詩四章以儷之。只是,當我們看到歷史非常順暢理想的那一面時,也該看到不那麼順暢理想的一面。

需要補充的是,1917年7月,沈曾植曾參與張勳復辟活動,並親赴北平,擔任所謂的“學部尚書”。沈的這類政治活動,是背着王國維進行的。當時,王國維到沈家串門,沈已北上,沈家人卻托稱沈某到蘇州去了。問何時返回上海,沈家只答還須耽擱一段時間;問與何人同去,則雲朱某。可見,在政治上,沈曾植並不信任王國維。他們的關係,大體以學術為限。

王國維(1877-1927),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漢族,浙江海寧鹽官鎮人。清末秀才。我國近現代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考古學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學術巨子,國學大師。作為中國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從事文史哲學數十載,是近代中國最早運用西方哲學、美學、文學觀點和方法剖析評論中國古典文學的開風氣者,又是中國史學史上將歷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開創者,確立了較系統的近代標準和方法。

這位集史學家、文學家、美學家、考古學家、詞學家、金石學家和翻譯理論家於一身的學者,生平著述62種,批校的古籍逾200種。(收入其《遺書》的有42種,以《觀堂集林》最為著名。)被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梁啟超贊其“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

王國維世代清寒,幼年為中秀才苦讀。早年屢應鄉試不中,遂於戊戌風氣變化之際棄絕科舉。1898年,二十二歲的他進上海《時務報》館充書記校對。利用公餘,他到羅振玉辦的“東文學社”研習外交與西方近代科學,結識主持人羅振玉,並在羅振玉資助下於1901年赴日本留學。

1902年王國維因病從日本歸國。后又在羅振玉推薦下執教於南通、江蘇師範學校,講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復埋頭文學研究,開始其“獨學”階段。1906年隨羅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學部總務司行走、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韻等。其間,著有《人間詞話》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國維攜生平著述3種。眷隨兒女親家羅振玉逃居日本京都,從此以前清遺民處世。其時,在學術上窮究於甲骨文、金文、漢簡等研究。1916年,應上海著名猶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滬任倉聖明智大學教授,並繼續從事甲骨文、考古學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學國學門通訊導師。翌年,由蒙古貴族、大學士升允舉薦,與羅振玉、楊宗羲、袁勵准等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食五品祿。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驅逐溥儀出宮。王國維引為奇恥大辱,憤而與羅振玉等前清遺老相約投金水河殉清,因阻於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國維受聘任清華研究院導師,教授古史新證、尚書、說文等,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被稱為“五星聚奎”的清華五大導師,桃李門生、私淑弟子遍充幾代中國史學界。

1927年6月,國民革命軍北伐逼近北京之時時,王國維留下“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書,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1927年的初夏,陰曆五月初三,想不開的王國維,轉了兩圈,看看周遭無人,一頭栽進頤和園昆明湖。那時,頤和園門票巨貴,要大洋一元,因而遊人甚少,待救起,已斷氣。那裡的水並不深,王跳進去,便一頭扎到底。事實上並非溺斃,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滿七竅,窒息而死。嗚呼,一代學者,草草一生,就這樣於污泥濁水中逝去,時年五十一歲。從他身上,翻出一紙遺書,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等字樣。有人說,他這個“辱”,為死殉清廷,效忠遜帝;也有人說,他這個“辱”,與他親家羅振玉有些什麼糾葛。但不管什麼緣由,當時及後來,都認為不值得。

沈曾植(1850-1922年),字子培,號乙庵,晚號寐叟,別號甚多,有:薏庵、檍盦、乙僧、乙叜、釋持、寐翁、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襄病維摩、梵持、建持、持卿、其翼、隨庵、守平居士、谷隱居士、浮遊翁、楚翅、東軒、東軒支離叜、灊皤、灊庸、袍遺、東湖盦主、媻者藪長、姚埭老民、紫藟癯軒、癯翁、東疇小隱、遜齋、遜翁、巽齋、遯叟、李鄉農、餘齋老人等等。浙江嘉興人。其祖父沈維鐈,進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人稱“小湖先生”。曾國藩是他的學生,著有《補讀書齋遺稿十卷》。曾五任學政,務尚有用之學,一生校刊之書頗多。可惜的是沈曾植八歲時,其沈宗涵逝世,家道衰落。他從小跟母親誦讀唐詩,通音韻之學。雖因家貧,而讀書之志,未嘗一日廢過。在孫春洲、周克生、王楚香、俞幼珊、高儁生、秦皖卿、阮際生、朱厚川、用飭侯、王莘鋤、羅吉孫及長兄沈曾棨的指導下,“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見王國維《沈乙儘先生七十壽序》),逐立“修身、治國、平大下個人產”大志。他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以“碩學通儒”蜚振中外,譽稱“中國大儒”。光緒六年(1880)進士,歷官總理衙門章京等職。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監督(校長),改革舊貌,成績卓著。他也是書法大家。早精帖學,得筆於包世臣,壯年嗜張裕利;其後由帖入碑,熔南北書流於一爐。寫字強調變化,抒發胸中之奇,幾忘紙筆,心行而已。受到當時書法界的推崇,海內外求其字者頗多。

寐叟在臨終前數小時仍握筆揮書,寫成三聯。甲聯書於五尺白冷金箋上:“石室竹卷長三尺,山陰草跡編千文。”有陳散原、馮夢華、吳昌碩等39人題跋。乙聯寫在五尺宣紙上:“岑碣熊銘入甄選,金沙銹斷肋薪紕。”題跋者有馬一浮等16人。

沈曾植的書法藝術影響和培育了一代書法家,為書法藝術的復興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如于右任、馬一浮、謝無量、呂鳳子、王秋湄、羅復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師皆受沈書的影響。

嘉道以後,由於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興起了金石學,小學家金石家大量湧現,影響到書法領域,更是書風為之一變,出現許多擅長寫碑風格的書家,如洪亮吉、孫星衍、桂馥、伊秉緩、何紹基、鄧石如、趙之謙、吳讓之等等。與此相呼應的是書學界則出現阮元的“北碑南帖說”,提倡學碑。再經包世臣的闡揚,蔚然成風。至清末康有為一出,尊碑抑帖之說臻於頂點。風氣使然,沈曾植也主攻北碑。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戊戍變法后,曾力勸康有為著《廣藝舟雙揖》。由於康有為的影響力和《廣藝舟雙揖》一書的煽動性,把當時康有為周圍的一些思想給淹沒了。

沈曾植自認為書學優於書功,遺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為那樣寫出較為系統的著述。現在所能見到的僅《海日樓題跋》、《寐叟題跋》及給一些友人的信札中的片言隻語,多為有真知灼見的經驗之談。

沈曾植書學思想前後經歷了幾個階段的變化:早年受包世臣的影響,罵信黃小仲的“始艮終乾”和包氏的“中畫圓滿”之說,於用筆的方法用力甚多,對唐代的張懷瓘《藥石論》中的“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最為心儀。中年由帖入碑,嗜張裕釗的書法,對《張猛龍碑》、《高湛墓誌》、《敬使君碑》等碑非常推祟,於結體注意頗多。光緒壬寅以後,他漸漸地將精力轉到書畫上面。但那時他對帖有些生疏,在《舊拓聖教序跋》中自認為“性乃不近”,可推知其心緒了。晚年則碑帖相融,講究會通,沉潛於古今媲變之理,持論精微,常發前人未發之論,如他在給門人謝鳳孫的信中提到“冬心開頑伯之先”;又如他在《菌閣瑣談》中提到“李斯亡篆以簡直,中郎亡隸以波發”;又如在《護德瓶齋涉筆》認為,“西漢未隸石刻間雜為正書”;又如稱金文中的楚人書,到《校官碑》。到王大今,“吳、會書自有一種風氣,略近中郎,而益暢上風。《谷朗》、《爨碑》,皆其遺韻”;又如他認“李懷琳之《絕交書》、孫虔禮《書譜》,皆寫書之變體,其源出於《屏風帖》。”等等。

沈曾植為學兼及漢宋,於書學既重考證及相關的歷史淵源關係,亦注重書法形質與情理的體會了解。他留下來的有關書法題跋大多屬於考證辨別碑帖源流的札記,從中還是能看到較為系統獨到的書學觀點。1980年,沙孟海先生在《書譜》雜誌上提出“碑跋的寫手與刻手問題”,引起書學界的廣泛討論。關於這個問題,清季書家大多未注意及之。梁評唐《兗公頌》時,曾提出“字畫失度處緣刻手不精耳”。之後的包世臣、趙之謙、康有為都未看透北碑背後的刻手因素,但沈曾植法眼獨具,較早地注意到了碑版的刻手問題。如他在《王基碑跋》中提到“刻手精工,遂令使轉筆勢,突然畢露”:在北魏《燕州刺史元踢墓誌跋》中提到:“逆鋒行筆頗可玩,惜刻工之拙也”;在北齊《使持節都督元賢墓誌跋》中認為“刻手太粗”;在北魏《樂安王元緒墓誌跋》中認為“刻工草草”;在《臨淮王元彧墓誌跋》中認為“此書甚工,刻乃不稱”:在隋《楊厲墓誌跋》中認為“書道至此,南北一家矣,惜刻工拙耳”。不儀如此,他對拓本的精確與否也十分關注,如他認為《國學本定武蘭亭》“極圓潤,而未免輕弱。然刻手極精,纖鋒華見”:認為《舊拓定本蘭亭》“刻工亦頗能傳之,殆非天水時代良工不辦山”:認為《式古堂法帖》“模刻不精,逐致略無神采”;認為《墨池玉屑本》“宛如手書,其墨色拓工俱絕。……鋒穎豐利,真能以刀代筆”;認為《豐存禮小楷普門晶》“書法謹嚴,刻尤精絕”等等。沈曾植晚年之所以碑帖於一爐,與他能敏銳地感覺到砷帖背後刻手問題有着大的關係。

晚清整個社會都在求變求新以自強。沈曾植書法以佔為變.以古為新,翻覆盤轉,新意十足。歷史上,米芾、趙左釷且怨盼碌某曬κ導摺I蛟蒼詬派環鎪鐧男胖性賦觶骸拔岢⒁願笙律蒲Ч湃宋豢杉埃航窈鱸唬閡粵俟盼蟛。嘶梁我?來屏有使轉而無點畫,即使轉辦單薄寡昧,如此便是自尋賤落矣,如何?米元章終身不離臨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謝安石,辦有擬法。鄙人臨紙,一字無來歷,便覺杌不安也。”但沈曾植的復古意識與米芾、趙孟睢⒍洳熱吮冉掀鵠矗故嗆苡刑氐恪C住⒄浴⒍垂乓哉匙悅悖嵌王不學,以取晉葯為主,非“相雜文生”。所以,他們的書學思想中很難見到諸如沈曾植所主張的“異體同勢”、“古今條形”、“中畫圓滿”、“分畫中虛”這些內容。孫過庭所謂“古質而今研”,沈即是研了,更注重書法形式上的變化,注重參勢而姿生的結果。

沈曾植之所以能獨樹一幟,除了上述的種種鮮明的見解外,還具有一頸勇猛精進的心。他在書學上沒有像包世臣那樣鑽牛角尖,而是主張古今融合,南北相濟,以期相生相發的境界。在實踐上,他非常大膽地運用“抽鋒”、“卧筆”之類的手段,如果用正統的眼光來看,覺得有些偏勝;如果用新理異態的效果來看,恰到好處。成就與吳昌碩相伯仲。融匯碑帖之學,博取厚積,開拓了行草書的發展道路,豐富了碑學的表現力,代表着碑學的發展高度。

學識淹博,精研西北史地。書法融合漢隸、北碑、章草為一爐,自成面目。談中國五十年來書法者,巍然為一代宗師。間作山水小幅,淡雅有韻致,惟不多作。卒年七十一。着海日樓詩。

自古以來,歷代皆有人龍翹楚,為一時風習之始作佣,或為人文盛事推波瀾,領袖群倫,沾溉四方。晚清之沈子培,即此等人物。其所交遊,陳散原、王國維、余肇康、羅叔言、張元濟、鄭孝涉、章一山、馬一浮、諸貞壯、胡樸安等,皆一時碩學;其所友,曾農髯、翁同覦、播祖蔭、吳昌碩、李瑞清;其所啟者,便有風雲人物康有為;其所教,便有滬上王蘧常等四十餘子。不只中國前清遺老尊崇有加,便東瀛學人亦曾稱譽其為“中國大儒”。

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中把沈曾植的書法列為“帖學”的殿軍人物,稱“他是個學人,雖然會寫字,專學包世臣、吳熙載一派,沒有什麼意思的;後來不知怎的,像釋子悟道般的,把書學的秘奧一旦豁然貫通了”。這與王蘧常先生在《憶沈寐叟師》中稱“先生生前先以書法為餘事,然刻意經營,竭盡全力,六十四歲后始意寫字。至七十三歲去世,用力極勤,遂卓然成為大家。”

二說大同小異,同的是稱沈曾植大器晚成,不同的是一說沈中年之前“沒有什麼意思”;一說是“刻意經營,竭盡全力”。據沈曾植的生平經歷來看,王說更接近些。據沈曾植自稱晚年書畫之緣始自光緒壬寅〔53歲)辭去南洋公學監督后,重入都門時。

沈曾植“早歲欲仿山谷,故心與手忤,往往怒張橫決,不能得勢。”(又馬宗霍《霋岳樓筆談》)但臨池之志仍然無間矣。在未中舉之前,學書以晉唐小楷為主,因為當時江浙——帶文風鼎盛,多數士子為了中舉,多練習所謂的“館閣體”。以至於沈曾植晚年在回憶時還為“館閣體”辯護,說:“唐有經生,宋有院體,明有內閣誥敕體,明季以來有館閣書,並以工整見長,名家薄之於算子之誚,其實名家之書,又豈出橫平堅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漢隸,亦孰有不平直者。雖六朝碑,雖諸家行草帖,何一不橫是橫、堅是豎耶?算子指其平排無勢耳。識得筆法,便無疑己。永字八法,唐之閭閻書師語耳。作字自不能出此範圍,然豈能盡。”(見《海日樓札叢》卷八)同時,他還得筆於包世臣,取徑於鄧石如、吳讓之。沈曾植曾有詩曰:“百年欲超支吳老,八法重添歷下讀”,又雲“包張傳法太平時,晚見吳生最老師。”(見《憶沈寐受師》)所流露的正是這一階段的學書痕迹。

之後,他又接受包世臣“備魏”可以“取晉”的觀念,取法北碑,尤嗜張裕釗的書法,並確確實實練了一陣子。這與他在光緒六年成為進士,北上就仕,開始經營收羅一些碑帖,這是他後來自謂“書學深”的開始。當然,他對待碑帖的態度未必全是藝術的眼光,有時月考證輿地、史實的目的,但對他今後書法氣質的演變有着積極的影響。即使成不了“書家之字”,尚可作“學人之字”觀,這與他“學人詩人二而為一”的主張相一致的。

王蘧常先生把沈曾植的書風演變分為兩個階段:六十歲之前“為孫隘庭臨《鄭文公碑》,絕少變化;又見為予外舅沈公仲殷寫佛經卷,當時詫為精絕者,亦不能過安吳軌轍。”(見《憶沈寐叟師》)六十歲之後,“真積力久,一旦頓悟,遂一空依傍,變化不可方物。”(同上)事實上,沈曾植學書情況比這樣複雜多多,尤其是晚年。據目前所見的作品來看,沈氏取法簡牘、唐人寫經、《二爨》、鐘太傅、索靖、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黃山谷、倪元璐、黃道周都有些痕迹,這說明他還進行各種各樣的嘗試,碑帖結合,兼容並蓄。值得注意的是1910,沈曾植在題《伊川擊壤集》、《曹恪碑》、《李澹圓先生叱牘歸耕圖卷》三跋時,純用米芾筆法,駕輕就熟,非常老到。

沈曾植天資高,理想富,性格內斂,毅力堅定,“藏身巧密”背後涌動着藝術的激情。沈氏晚年隱居滬上,仕途失意,心情抑鬱,以詩書遣日。1921年,他正式在上海鬻書自給,以解生計之困,“海內外輦金求書者穿戶限焉”。目前,社會上所流傳的作品辦大多在最後幾年所書寫的:但風格上很少雷同,說明他不墨守一家,博收廣蓄的心態。他作詩主張要通“三關”,最後一關足“元嘉”。如何通“元嘉關”,他在《與金潛廬太守論評書》中提到:“但將右軍《蘭亭詩》與康氏山水詩打併一氣讀。”可見其境界是在“活六朝”,“庶兒脫落陶謝之枝梧,含咀風雅之推激。”(見《安般簃集序》)此一想法,在他書法中也有,惜未能點破。抑或是他自認為未臻此境,不便提出而已,不得而知。後來,陸維釗先生一生浸淫北碑甚深,到晚年亦有嘆識王字真諦太遲之慨。真可謂是英雄之見略同矣。沈曾植(寐叟)(1850-1922),浙江吳興人浙江嘉興人,字子培,號乙庵,號巽齋等,別號乙公,晚號寐叟,浙江嘉興人。生於詩書之家,學識廣博,為晚清學者、詩人和書法家。學識淵博,精音律史地,詩文書畫。其書初師包世臣,后工章草,參以二爨及北魏碑刻。清曾熙評其書法:“工處在拙,妙處在生,勝人處在不穩。”《七律》行書作品有“極繽紛離披之美”,在書壇上佔有重要地位。

沈曾植書擅各體,尤以草書為佳。初學包世臣,復取法於鄧石如,晚年轉宗明末著名書法家黃道周、倪元璐,因而其書風始終處於不斷變化之中。其書多用方筆,風格挺健峭拔,沙孟海先生評其書曰:“翻覆盤旋,如游龍舞鳳,奇趣橫生。”清末官至安徽布政使,民國時以遺老自居。

雖然我們在遺老的形象中窺出一絲保守、刻板、落伍的色彩,但是書法上,沈寐叟卻是一個相當有膽魄的創新大家,他以北碑傳統為基點,在深入到書法藝術的表現(形式表現與線條表現)的深層內容之後,沈寐叟毅然決然,在以方筆作行草書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嘗試。他的方筆斬截、銳而不峭、厚而不滯,見出極強的駕馭功底。但更令人振奮的,還在於他以方筆頓挫帶動行草書的連貫意識,把具體的連貫按照頓挫間隔成一組組意的連貫,在其中,既有古代章草的某種結體意識,又有努力求空間開張的橫向宕開,更有方線條稜角、鋒尖在不斷交替過程中的勾連吻合之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種出眾效果都是在流暢的揮灑過程中自然呈現,而不是刻意做作而成的。

(责任编辑: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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