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回首 太平洋戰爭之初的上海銀錢業...

太平洋戰爭之初的上海銀錢業臨時聯合委員會


上海外灘的圓頂建築1923-1955年是香港上海銀行,二戰爆發後被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占用。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有53家,錢業公會有成員40余家,同時還有相當多的新設行莊還來不及辦理入會手續。這是數量很大的行業。1941年12月8日淩晨,日美交戰的消息傳到上海,中中交農四行和英美等國銀行均停業,上海市面立即陷入恐慌與蕭條。從上海金融業的主體銀行業來看,此前由於時局緊張,銀行界頭面人士中凡與國民政府有較密切關系的,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陳光甫、交通銀行的董事長錢永銘、金城銀行周作民、浙江實業銀行李銘、浙江興業銀行徐寄庼等人,都已離滬隱匿。在銀行公會還來不及召開會議決定應對方案之前,12月8日上午9時許,部分銀行自行在上海中南銀行商議後,擬采取兩項臨時辦法:(1)在本星期內每一存戶只準提取現鈔1000元;(2)存戶如開撥款單,其數目暫無限制。但即便對提取現鈔數額作了限定,由於大部分華商銀行將鈔票存於上海銀行業聯合準備委員會,這些鈔票大部分由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出面,轉存於匯豐等外商銀行;而在中交兩行和外商銀行均被迫停業的情況下,這些存款難以提出,華商銀行頭寸緊缺的狀況將難以得到解決。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上海已經設立有數家日偽直接控制的銀行,如1939年5月成立的華興商業銀行,宣稱系日、華合辦,資本總額為法幣5000萬元,直屬於當時在南京的偽維新政府,曾發行華興券,但在汪偽政府和偽中儲行成立之後,華興商業銀行發行權被取消,成為日本控制下的外匯業務銀行,其在上海金融市場的地位並不重要。另一家為1941年8月剛設立的上海特別市復興銀行,資本總額定為200萬元中儲券,名義上為“官商合辦”,其中官股占總額51%,由偽上海特別市政府財政局籌撥,由於成立不久,在金融界亦沒有什麽地位。

但另一家中央儲備銀行,情況就不同。1941年1月,中央儲備銀行總行在南京開業,定位為汪偽政府中央銀行,資本1億元,由汪偽“國庫”撥足,其中包括了相當於5000萬元法幣的外匯,資力頗為雄厚。中儲行總行由汪偽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周佛海擔任總裁、原大連金城銀行經理錢大櫆任副總裁,設理事會和監事會。同年1月20日,偽中央儲備銀行上海分行宣布成立開業,由錢大櫆兼任經理,行址便選在上海外灘15號原中央銀行所在地。偽中儲行成立之初,便與當時還在上海的中中交農等行開展過明爭暗鬥。待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偽中央儲備銀行認為出面主導上海金融業時機已經成熟,數度主動召集上海銀錢業同業會議。

除了以中儲行為代表的汪偽財經當局之外,當時上海金融業直接面對著日本有關方面。除了在上海的日本海、陸軍部和特務機關都可以直接命令華資行莊之外,日本大藏省派駐上海的財務官,是日軍進駐上海租界之後,重構上海金融秩序、解決中日間相應糾紛的最高裁定者;日資正金銀行,則是上海金融業的“太上皇”,是金融統制政策的具體推進者;在上海的日本領事館以及日本侵華謀劃機構興亞院的華中聯絡官,和上海金融業也有著一定的聯系。

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局,上海銀錢業曾試圖以原有的同業協商機制予以應對。就在12月8日上午,中儲行發出當日下午4時在該行召集金融業同業會議、共商維持之方的通知。對此,8日下午1時,上海銀錢業曾召開過臨時全體會議商議對策,認為不宜各行莊均前往出席,這樣等於承認中儲行的同業領袖地位。遂決定只推派部分知名人士前往,其中有上海銀行公會代理會長和金城銀行協理兼上海分行行長的吳蘊齋,金融家前輩、原大清銀行監督葉扶霄,中國銀行的潘久芬,交通銀行的周叔廉,曾擔任過上海錢業公會會長的秦潤卿、竹渺生、朱如堂、朱博泉,共8人前往中儲行出席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儲行提出了類似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初期《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的方案。次日,中儲行又在市工部局召集金融業同業會議,出席者除了銀錢業人士之外,還有工部局代表、日本駐上海領事館代表、洋商銀行代表等。會議提出次日起復業三日的臨時辦法。問題是,出席這兩次會議的銀錢業人士並無權也無法代表全體行莊直接表態是否接受相關方案。

為了應對錯綜復雜的局面,1941年12月10日,上海銀錢業公會舉行聯合會議,決定除了兩家同業公會各自的執行委員繼續履職之外,銀行業推定吳蘊齋、潘久芬、王伯元、周叔廉、朱如堂、葉扶霄、竹渺生、朱博泉、徐懋棠,錢業公會推定裴雲卿、陸書臣、王懷廉潔,共12位知名人士,組成“上海銀錢業同業會員臨時聯合委員會”,對關系到上海銀錢兩業的共同重大問題進行及時商議。這意味著,經過較長時期運作的上海銀行公會和上海公會,以及銀錢業全體會議,已經將其議決權轉交於少數代表組成的臨時聯合委員會。

銀錢業臨時聯合會確實帶有相當的“臨時性”,剛成立時沒有完整的組織架構,主要以會議方式運作,通常由吳蘊齋、葉扶霄召集,以吳為主,葉為輔;聘請幾位秘書協助處理會務。兩個月之後,銀錢業臨時聯合會才正式推舉葉扶霄為會長,吳蘊齋、兩人為副會長,另調整秘書處,產生了專職主任及秘書。

因有大量的對日方聯系事務,臨時聯合會還正式聘請了上海金融界的“日本通”董滌生為顧問,每月夫馬費1000元,並請各銀行推薦熟諳日語之職員,歸董滌生調派,每人每月夫馬費300元。這些人專門代表銀錢業臨時聯合會專門從事與日交涉,相應的交際費準由臨時聯合會正式開支。

從1941年12月10日至次年5月下旬法幣正式被中儲券取代,上海銀錢業臨時聯合會共召開了57次會議,討論議決了諸多關系金融業全局性的問題,尤其是在涉及與日方、汪偽當局關系方面。除了會議之外,銀錢業臨時聯合會發出過大量函稿,函稿由葉扶霄、王伯元主閱,只要12人中任何2人看過,便可以臨時聯合會的名義繕發。另外,雖然銀行公會和錢業公會基本暫時停止了活動,但公會的下設職能機構,如聯準會、票交所、利率委員會,依然維持運作,這些機構起草的文件經臨時聯合會的批準之後,方得以生效。

銀錢業臨時聯合會代表了原銀行公會會員銀行與錢業公會會員錢莊,但也在相當程度上承擔了對於非會員金融機構的管理和服務義務。

銀錢業臨時聯合會職責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重慶國民政府與上海銀錢業的直接聯系基本中斷,日偽金融勢力在上海金融業占據了絕對的支配性地位。在此特殊的環境下,銀錢業臨時聯合會承擔的是原上海銀行公會和原上海錢業公會的幾乎全部職責,大體歸納如下。

(1)擬訂同業新規,勉力加強管理,維系上海金融業的業務經營。

太平洋戰爭爆發初始,上海金融業與工商百業一樣,所處的經營環境發生巨變,因此,在停業之後是否開業,營業時間需否調整,對往來資金的控制,特定業務的註意事項,等等這些以往都屬於眾所周知的業規,現在都需要重新認定,或遵酌變化了的情況予以協調。對此,銀錢業臨時聯合會的處理頗為認真,往往根據實際狀況,因勢而訂。就以營業時間而言,銀錢業臨時聯合會便不嫌麻煩,曾多次進行調整。又如,對於存款利息的規定,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市場基準利率主要由中央銀行會同銀行公會主要成員擬訂,但日占初期汪偽中儲行尚未確立起“銀行之銀行”的地位,銀錢業臨時聯合會即幾度明確規定,各行存款利息自定。這種看似沒有作為的規定,卻反映了對於金融業各個行莊自主經營的準則。此外,對於票貼、劃頭貼水、破損法幣的流通問題等,銀錢業臨時聯合會也都做過明確的規定,這些規定一旦做出,就必須遵行,具有很高的認同度和信任度。

在評價臨時聯合會擬訂業規和加強管理方面,往往需要考察日本方面同時提出的統制要求。如日本駐上海財務官幾度要求各行莊通過聯合會提交詳細的營業月報。當時不少行莊有強烈的“被日本監管”感,對上述要求持抵觸情緒。而臨時聯合會認為,所有會員行莊按時提交營業報告,歷來是國民政府金融監管的基本要求,督飭會員及時完成和提交營業報告,也是同業組織履職的基本內容,因而數次協助日本的財務官,完成對於相應業務情況的調查統計,使得日占時期對於諸多行莊基本情況的狀況,得以有及時的匯總與監管。

(2)努力與日方交涉,以冀盡量減少各行莊資財方面遭劫奪的損失。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接管了設在上海的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銀行,又對有國民政府官股的“小四行”即四明、中國通商、中國實業和中國國貨四家銀行,若幹僑商銀行,以及總行在重慶的和成、聚興誠、美豐等銀行,進行了檢查和控制。這使得上海各行莊普遍感到自危難保,金融業人心動蕩不定。日方還直接向上海銀行公會各會員銀行發出通告:“由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及中國農民銀行存於貴行之存款、保管品等之取出以及其他一切之交易,請暫時中止。”試圖全數攫奪原國民政府銀行在上海金融業的資財。同時,上海華資商業行莊以往或各自獨立存款於英美等銀行,或由同業組織通過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將大量現款轉存於英美等銀行。而這些銀行基本上都遭到日軍的占領,業務停止,能否解凍存款,完全取決於日方。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上海銀錢業一度停業;但要復業的話,首先就要解決存放於英美系銀行的存款解凍。另外,日軍進入租界後,與銀錢業經營直接相關的各倉庫棧房基本都遭攫奪和占領,在押借備付乃至結算環節中有著重要作用的大量貨單,其金融票據的功能基本停滯,如要解決,往往需要經過與不同方面、不同層次的日方代表反復洽商,令有關行莊叫苦不叠。

於是,上海銀錢業臨時聯合會設立以後,大量的工作都在於同日方交涉在英美等國銀行存款的解凍,以及倉儲物資的提用、被攫奪貨品的追繳或索取價款。鑒於上述嚴峻局面,銀錢業臨時聯合會負責人葉扶宵、吳蘊齋以及顧問董滌生,多次主動拜訪日本財務駐紮官、日軍司令、日本駐滬領事館,要求予以基本的解決,即可以經過一定的審查,確定各行莊在英美系銀行存款的非公款性,然後允許存戶行莊在遵照有關提存規定的情況下,支配上述存款。至於各行莊在倉庫貨品的情況,則更為復雜,許多貨品遭日本軍、警、憲、特劫奪而不留任何正式的收據,往往查找困難,收回和索賠均無從談起,這就使得銀錢業臨時聯合會的會議上,往往討論非常多的具體案例;所相應作出的處理建議,雖然繼續跟進落實,但最終結果往往是曠日持久,不了了之。

(3)盡量減少同業行莊的捐輸負擔。

在日占時期,偽南京政府有關部門、偽上海特別市政府,往往巧立名目,向工商社會各界進行攤派募捐,尤其是銀錢業是遭到這類勒索的重點行業。銀錢業臨時聯合會只得以行業利益為準則,兼顧實際案例的情況區別,或擬訂行業內各家認募的原則後,通告全體行莊遵從;或以情況復雜為由,無法訂定統一的規定並進行和監管之,決議由各行莊自行理解和相機行事。鑒於上海金融業機構數量龐大,有關日偽機構根本無法各自催收,最後實際上減少了華資行莊遭受到的攤牌勒索。

(4)與日偽當局周旋,努力保護同業人士的安全。

在與日偽當局的政治關系方面,上海銀錢業臨時聯合會的頭面人物一方面與日偽高層往來密切,參加甚至主動進行與日偽高層人士的禮尚往來,力主臨時聯合會和日偽金融機構之間建立聯誼關系,公開場合不乏中日親善之詞語,符合過往歷史書寫中的“漢奸”基本要點。但是,同樣是這些金融界精英,對於日本軍警憲機構要求提供客戶的政治身份時,力求淡化相應對象的重慶色彩;盡可能減少各行莊存款中被冠以“敵性”而遭扣押的比重,甚至公然拒絕日方查緝金融業抗日激進分子的命令,把金融業中的原地方協會成員的身份,定義為一般社團,使得諸多人士化險為夷。

(5)在法幣被中儲券取代時首尾難以顧全,僅力爭較合理的兌換比例。

隨著國民政府與英美勢力全面撤出上海,上海中儲行及日方銀行停止辦理法幣存款轉為中儲券存款的手續,刻意打壓在上海市面流通多年的法幣;上海租界當局亦出臺做空法幣的財稅與工商規定。在此貨幣領域風雲突起之際,銀錢業臨時聯合會基本奉行日方的要求,不再願意承擔法幣行市的風險,市場上法幣對中儲券的貼水激升,反過來給有較大庫存法幣的上海銀錢業造成巨虧風險。銀錢業臨時聯合會所進行的最主要的抗爭,只是努力指出法幣對中儲券比價急劇降落的危害性,提出給法幣退出上海市場一個月的過渡期。為此,銀錢業臨時聯合會或單獨向日偽當局請願,或領銜數十家同業團體的請願書,力陳法幣兌換價急劇貶落的弊害,表現出昭示同業利益和公眾訴求的擔當,雖然最終未能阻止汪偽當局以中儲券徹底驅逐法幣的既定政策。

日占初期,國民政府影響力全面退出上海,日偽實行嚴苛的金融統制,金融市場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上海金融業基於生存的壓力和無望的預期,部分精英一方面付出政治人格的沈重代價,公開與日偽當局實行合作,同時也意味著開始走向抗戰勝利後必遭清算的不歸路。如果說在大的政治風雲變化視域下,義無反顧地投身民族復興和救亡無疑是足以壓倒一切的抉擇;但對當時金融業同業團體及其代表人進行全面和客觀的分析,尤其註重探析金融業內部的竭蹶原生態,審視業界精英疲於與外來占領者周旋的扭曲鏡像,那麽這段沈重的歷史篇幅無疑將成為後世不可多得的集體記憶。

(责任编辑: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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