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回首 近代史的重說和還原

近代史的重說和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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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張鳴推出了《重說中國近代史》,再次以全新視角,審視那段不太遙遠的歷史。在這本由他的講課稿集結而成的書中,諸多歷史人物鮮活生動,他們與我們記憶裡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絕非教科書上的忠奸兩列、黑白分明。在他筆下,我們看到了那個“弱肉強食”的世界是如何用一種殘酷的方式,讓中國認識了它的另一面,進而促成這個大國覺醒並走向變革之路。為此專訪了張鳴。

突破舊的歷史研究框架

記者:為什麼想出版這本書,並把書名定為《重說中國近代史》?

張鳴:這本書是我的近代政治課講稿,由我的學生根據錄音整理出來,最後由我定稿。書名是我自己定的。為什麼說“重說”呢?近幾年我一直專注於晚清和中國近代歷史的研究,我覺得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仍受到範文瀾、胡繩模式影響,使大家對中國近代史的瞭解過於強調革命進程,過於強調階級鬥爭、反帝國主義侵略,忽視了中國走向世界、並逐步地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事實上,中國近代史是一個不斷走向世界,並逐步走向現代化的過程。說清楚了當時中國為什麼要走向世界,並逐步走向現代化的原因,才能說明白現在我們為什麼要改革,並與世界接軌。我希望通過“重說”,突破舊的歷史研究框架,盡可能地還原歷史的真實。

記者:您一直強調要還原歷史真相,在這本書中有什麼新發現嗎?或者說對那段歷史,您有什麼新的觀點?

張鳴:我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有一新的框架,這個新框架建立在“中國走向世界,並逐步走向現代化”的基礎上,有些觀點與傳統觀點完全不一樣,比傳統觀點更有道理,更有說服力。對於很多歷史運動、歷史人物,都有我自己的解釋,這些我都做過很多專門的研究,如義和團運動、五四運動等。不過因為是講課和出版的原因,沒有特別詳細地敘述,但基本的框架、觀點都有我自己的新發現和新貢獻。

記者:像您剛才說的,書中對義和團運動、五四運動等等,您都以全新的審視視角,有一些新的表述。在還原歷史的新發現中,您最想突出的是什麼?您認為,中國近代史最大的特點是什麼?

張鳴:最想突出的就是“中國走向世界、並逐步地走向現代化的過程”,這是主線,也是中國近代史最大的特點。一開始,是西方把我們拉入世界的過程,開始是被動的,後來是我們主動地與世界接軌的過程。

研究近代史要摒棄“三婦”心態

記者:您覺得,重說中國近代史的現實意義是什麼?

張鳴:我們寫歷史,不是想影射什麼。但肯定都會以現實的人文關懷關注天下事,在寫歷史的同時會處處促使你去思考歷史。當下中國的改革開放現狀是現實,也是我思考中國近代史的起點。我不想影射現代的改革開放現狀,但我思考的東西肯定是與現實有關聯,沒有人會完全忽略現實。事實上,我們走到今天,還是面臨一個同樣的問題,就是不斷改革開放,不斷走向世界的問題,雖然我們面臨的歷史背景不一樣了,世界大不一樣了。我們總說,“歷史是現實的影子”。如果今天仍總是強調另外的因素,而忽略了“走向世界、並逐步地走向現代化”的主線,那以後的路就不好走。面對當今的世界,我們不要以鬥爭為主線,而要多以合作為主線。

記者:您在書中講了對於近代史的“三婦”(怨婦、潑婦、情婦)心態,您覺得產生這些心態的根源是什麼?

張鳴:怨婦心態總是在抱怨,凡事以哭鬧為主,覺得你們總是欺負我們,苦大仇深;潑婦心態凡事講打,把整個近代史寫成僅僅是反抗的歷史。怨婦和潑婦心態之所以產生,是因為我們的近代史的確是部痛史,因為被侵略所以導致我們一直很悲痛。情婦心態則認為侵略是應該的,殖民歷史是好歷史,不殖民我們怎麼進步?情婦心態主要是出於一些人的奴化心態,其實有些變態。但我們探討歷史教訓,不能總是在抱怨,總是拉開架式想打架。我們要做“正經八百的人”,不要做“三婦”,要樹立致力於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正常心態。

我想強調的是,中國近代史的確是一部痛史,但我們不能總拿此說事,還時不時要掀起衣襟給人看:我這傷疤就是當初你弄的。那是叢林時代,是弱肉強食的時代,但現在不一樣了,時代變化了。我們知道歷史,不會忘記歷史,但不能總拿傷疤炫耀。我們要多向前看,要著眼于未來,在這樣的原則下看待與世界各國的關係。

盡可能客觀儘量逼近真實

記者:您希望讀者如何閱讀這本書?希望讀者從中獲得什麼?

張鳴:閱讀是另一種創造,不同的讀者會有不同的觀點,就像我們總說的,“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作者不可能操控讀者閱讀。所以我對讀者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和期待,只是想要表達自己的觀點。

記者:有人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麼在您眼裡歷史是什麼?

張鳴:對有些人看來,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對我來說,歷史就是歷史,歷史是一個民族的記憶。我們不能失憶,總結歷史時,雖然完全復原歷史做不到,但要儘量真實,做不到百分之百,可以做到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五。我們不要建構歷史,扭曲史料,該怎麼樣就怎麼樣,不要覺得它醜或不好,發生過的事沒法改變,歷史不能隨意打扮,我們要在總結歷史的基礎上吸取教訓,繼續往前走。

記者:不同的語境、不同的歷史局限性下,對同一歷史事實會有不同的判斷和闡述。您認為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客觀,還原歷史本身呢?

張鳴:歷史是客觀的,但作史者都難免有主觀的偏見、偏差。關鍵是態度,有些人是有意識地造假、建構歷史。我們不能克服一些主觀的東西,會產生一些偏差,但這與有意造假不一樣。

我們現在也有條件儘量做到客觀,因為不用帶著不想帶的世界觀去考察歷史。過去的人與我沒有任何利害關係,我不需要去褒誰貶誰,無論是改革派還是保皇派,對我來說都是歷史人物,我都保持對他們感情上的理解和同情,對誰都不憎恨,盡可能客觀闡述,儘量逼近真實。

記者:閱讀大量的歷史史料是不是也很有關係?

張鳴:佔有儘量多的史料,不要輕信,這是對我們研究歷史的學者的基本素質要求。

記者:從《辛亥搖晃的中國》到《重說中國近代史》,您一直比較關注中國近代史,為什麼?

張鳴:我對這段歷史特別有興趣,我進入近代史研究就是從民國開始的。最早出版的一本書《武夫治國夢:中國軍閥勢力的形成及其社會作用》就是寫北洋軍閥的,1989年出版。

學術性與通俗化兼顧

記者:目前通俗史學氾濫,對歷史進行通俗化的表達,能夠吸引很多讀者的“眼球”,同時也容易引起很多爭議,比如“不嚴謹”、“媚俗”。通俗化是不是受到了商業因素的影響?

張鳴:這表明我們民族對歷史感興趣,有市場。事實上,歷史學很不景氣,學歷史的人不多,但願意闡述歷史的很多,通俗寫者都是業餘歷史學者。像當年明月、十年砍柴等著作的書,讀者很愛看,市場很熱。

通俗化寫史與商業因素有一定影響,但關鍵還是有市場需要。講史本身就具有娛樂功能,並不一定是正兒八經的學術,但他們都有自己獨特的思想,我覺得也挺好。它滿足了人們對歷史的一種需求,這對普及歷史也有幫助。不過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我們歷史教科書的失敗。不管怎樣,我還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專業歷史學家來寫通俗歷史。

記者:易中天說您的文章“有思想,有見地,有學問,無官腔,十分好讀”。您致力於用通俗的方式說史。為什麼要堅持這樣的表達?

張鳴:的確,我寫的學術專著也比較通俗化。我的觀點是,歷史研究不像核子物理一樣不需要讀者,學科性質決定歷史著作需要讀者。通俗化不等於沒有學術性。民國時期很多大家,他們也很通俗,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那樣,一定要晦澀才是學術,這是種偏見。我的表達方式是通俗的,講究趣味、可讀性,但我所有的東西都是通過查閱、研究大量的資料之後寫的。我與他們通俗講史不一樣,他們是講故事,我從來不單獨為講史而講史,我從來都是為了闡述一種思想而講史。

記者:在您書中,對個人著墨較多,如太平天國中的洪秀全等,為什麼?

張鳴:歷史也需要細膩,不能只有宏大敘事。我個人不太喜歡宏大敘事,我喜歡關注一些大家不注意的東西。

記者:您滿意自己的這部作品嗎?下一步準備寫什麼?

張鳴:寫書是遺憾的藝術,滿意的作品永遠是下一部。接下來我準備寫《張勳復辟》,目前正在收集資料,什麼時候出版還不能確定。雖然會是學術性著作,但仍然會比較通俗而好看。

 

(張鳴簡歷: 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1994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1996年畢業後留校任教。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系主任,現為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武夫治國夢》、《鄉土心路八十年》、《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等書,還有歷史文化隨筆《關於兩腳羊的故事》、《歷史的壞脾氣》、《歷史的底稿》、《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辛亥:搖晃的中國》等。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張鳴的歷史寫作,介乎學術與通俗之間,如他的歷史文化隨筆《歷史的壞脾氣》等。而他的學術著作《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辛亥:搖晃的中國》等則打開了另一扇窗,讓讀者看到了一個顛覆傳統、審視那段歷史的全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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