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回首 国民党与台湾的千丝万缕(图...

国民党与台湾的千丝万缕(图)

20090827TaiWang

【新三才网讯综合】自从李宗仁1949年1月21日代理总统之后,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形势稳定了3个月,但随后急剧恶化。4月20日,解放军启动渡江作战,5月27日,上海失守;10月1日北京人民政府成立,12月8日,行政院长阎锡山决定将中央政府迁离大陆,从此,台北成为中国继广州、重庆后的第3个临时首都。

12月10日,蒋介石于凤凰山机场注视着满山敌军的逼近而黯然飞离成都、驻节台北。1950年3月27日,西康省西昌失守,标志着国军在大陆成建制的军事抵抗就此崩溃,自此开启了国民党孤守金马台澎地区的历史新页。当时台湾的处境究竟如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作考察:

首先,是国内政治人心的总体崩溃。1949年11月20日代总统李宗仁因其根据地广西失守,便声称“胃病宿疾突发,便血不止”而经香港“赴美就医”。

其时滇黔川康渝尚算完整,但基于宪法第36条 “总统统率全国陆海空军”的规定,李的擅离职守导致国家军事指挥系统被从根破坏,而下野总统蒋介石竟矜于名节拒绝复职,因为军队国家化的原则,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又无法指挥军队,导致国军高层无政府状态加速恶化。

这不仅使得大西南防线因高官陆续“起义”而迅速瓦解,台湾也是危疑震撼、人心思变,中下层知识分子和部分军政官员基本失去了对于国府的信心和期望。

根据时人回忆,“民国36年228事件发生,台湾民间开始产生一种台独思想。因为既然日本人不好,中国人也不好,那么最好的出路便是台湾独立,不受日本人管,也不受中国人管。

但至民国38年,国民党在大陆上节节败退,……此时台湾同胞有了第二次觉悟,……对于台湾的未来重新燃起希望,将希望寄托于大陆共产党,期待共产党来解放台湾。”更有甚者,“当时有些海边地方,台湾人民的心理都已准备好,把村庄里的牛车都暗中编好列队,一待共军攻台登陆时,即列队驰往海边,帮助共军接应运输。

有的工厂工人也暗藏武器,准备国军败退,要来焚烧破坏工厂时,可以保护工厂。还有的军官信心动摇,便私下准备了便服,以便共产党攻台时换下军服乔装老百姓。”

其次,是战略军事压力的日渐强大。1949年7月2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他说中共“不得不请求苏联给我们派苏联空军以及海军的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用以进攻台湾。同时,刘少奇向苏联报告,中共准备1950年攻占台湾,斯大林为此同意提供200架歼击机和80架轰炸机。

但是由于金门和登步岛的战败,畏战的北京当局调整了战略布局,希望苏联直接介入和国军的战争。12月16日,在莫斯科谈判的毛当面请示斯大林,“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协助迅速夺取台湾”,斯大林在“不给美国人进行干涉的口实”的前提下批准了这一请求。

北京此时还得到1.5亿美元的苏联海军设备援助,并通过莫斯科向伦敦定制了2艘巡洋舰(7000吨级)、5艘驱逐舰和4艘扫雷舰。

第三,是国际地缘坏境的持续恶化。1949年8月5日,杜鲁门政府发布了外交问题白皮书《美国与中国之关系:特别着重1944-1949年之一时期》,虽然其代表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惨遭一个以外国帝国主义利益为前提之政党所压制”,但仍是坚持于2月24日宣示的“森林初崩,尘埃未定,对华政策,尚宜稍待”的基本方针,对中国现状不闻不问。

为了殖民地香港的利益,英国同样厌弃国民党,12月8日,该国大使弗兰克斯向美国政府抱怨,认为他们不应该重新援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打消了他的疑虑,不仅否认了可能的援华计划,还对英国解释道:“福摩萨在战略上并不十分重要,美国不想动用军事力量阻止其落入共产党手中”。

正在此风雨飘摇、内外失控的危急存亡之秋,蒋介石迫于国大代表的要求和立法院的决议复行视事(1950年3月1日),虽然还是美援不来,却也逐渐人心安定,意志凝聚。及至6月27日因为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移防台湾海峡,国府和国民党的军政危机才真正解除,得有余力进行党内大规模改造和国内民主、经济建设。

当然,由于第七舰队的任务之一是“禁止国民党军队以台湾、澎湖为基地进攻中国大陆”,这完全阻止了蒋介石“反攻复国”的想象,但至少中美关系开始复苏,台北重新成为了华盛顿的战略盟友,这对国民党维系共和国统、坚持宪政法统和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不无益处。

蒋介石复职前后,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课题是岛内情治机关的涣散。自从1949年初蒋下野以后,南京的国防情报机关遭到整肃,“原保密局即被代总统李宗仁依法解编,另由徐志道成立一个为数75人的小型保密局。不过除了少数人拿了编遣费回家自谋生路之外,大约有3000名同僚并不愿离开原工作单位”,于是他们就变成了当时中国政府的地下保密局。

自然,经济待遇方面这些情报员也遭到了很大的困窘,根据当时保密局特勤组上校组长谷正文的回忆,“而在这段地下化期间,政府根本没有编列预算,因此,从2月至8月整整半年期间,我们3000多人没有薪水,每个月仅由会计室依同僚的家眷数分发适量的白米及少量的黄豆,每日三餐,就这样白米饭配醃黄豆过下来了”。俗话说“皇帝不差饿兵”,这支秘密情报部队的战斗力之低落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个严重问题,就是舆论宣传。蒋介石本人非常淡漠于历史辩诬、理论研究和社会宣传,现在有些文章引用唐纵的看法,说国民党不了解延安整风的实况,这是不正确的。

解密日记标明,蒋非常明了延安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和政治内争,也很惊讶于“整风”清洗在文化宣传和体制整合层面的效能,但是对于其政治伦理内核,蒋明确地嗤之以鼻,觉得真正的革命政党不可采用此种方式对待同志和部属。

令人诧异的是,退居到了台澎金马以后,蒋介石似乎并没有总结教训,这种对于正本清源和历史宣传的淡漠竟然未有改变。先看党史和国史方面。台北一共有3个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官方近代史(现代史)研究中心:

1、国民党党史会,成立于1930年,因为蒋介石的及时转移,资料(尤其是党史档案)保存最为完整;

2、总统府国史馆,成立于1947年,大部分政府资料遗落在南京,后蒋除日记外的总统档案存放于此;

3、中研院近史所,成立于1955年,图书资料主要为外交和经济部门旧档归类;其胜在人才储备充分;

党史会在罗家伦、秦孝仪等人的领导下,基本上就是进行“革命文献”、“史料初编”之类的文件整理,而不重视事实考辨和成果探索,当然,研究也是有的,但无非是编纂一些革命先贤的传记和选集;国史馆的学究们同样埋头搞一些资料整理性质的大事年表,诸如“史事纪要”,纯粹为档案馆的性质;只有近史所屡屡有新论文面世。

但问题在于别说近史所,整个南港中研院本就是脱离党和政府所控制的,其历任所长(如郭廷以)多是费正清等粉红色学者的私淑弟子,在“价值中立”的外衣下亲美、亲共,继续着那套立场偏颇的“ 研究”。

因此国民党和台北政府根本没有李敖所说的什么“御用学者”来为其辩护。当然,党史会的专家也会为国民党说点好话,但一般都是基于真实史料的立论(而并非驳论),且学术性远大于宣传性,因此这些论文即使在30-50年以后的今天来看,还是站得住脚的。

报纸方面,蒋介石也很不重视《中央日报》的编辑和发行,至少从不像毛某一样为其写什么“社论”并要求全党学习,因此该报的发行量一直少得可怜;当然,蒋很信任《中央日报》的记者,并要求他们立场平允,不得受到党内外政治势力的干扰,必须清晰准确地反映真实的社情民意。

他本人据说更喜欢阅读《中国时报》,对中央宣传部那些才子的流失也不以为意,而这个“宣传部”其实叫“理论部”才更为恰当。从某种程度来讲,蒋真是很古怪的一个人,既不重视“枪杆子”,更不重视“笔杆子”,怪不得较量不过斯大林。

记得蒋真正地注意宣传的,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对国内,即1943年《中国之命运》的发表,明确地规定了战后中国的民族主义目标、民权主义战略和民生主义结局。于是陈伯达并不做正面的意识形态反驳,而是以毫无依据的《评》作为回应,此书和其后的《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一样。

注重从道德层面抹黑(《中国四大家族》在1998年被台湾绿媒再版,又一次发挥了剩余价值);另一方面,毛泽东敏锐地发觉蒋文浓厚而稍带偏狭的文化保守主义特征,因此延安所控制的报刊开始大篇幅地宣传普世价值,以此向华盛顿表明,延安比重庆更加西化,更加信奉自由主义,更加忠于美式民主价值观,因而更有资格得到罗斯福的青睐。

第二次是对国外。韩战结束的同时斯大林也死了,欧美自由国家对于苏俄的扩张开始从“遏制”退步到了“绥靖”,蒋和苏俄斗争了一辈子,也是世界上罕有的一个在毫无外国支援的前提下敲掉过斯大林牙齿的民族领袖(1927.4.12),因此他想将自己和中国的经历和经验写下来,给那些头脑单纯、盲目乐观的自由国家领袖和外交部门做参考,这就是1957年《苏俄在中国》的由来。

但是很可惜,美国认为此时和已经改弦更张的苏俄应该可以和平共处,因此并没有听取其忠告,以致1970年代于越南(和印度支那)泥足深陷,在莫斯科、北京和全世界面前彻底丢掉了面子、价值观和年轻士兵的生命。

还有第三个严重问题,就是国府法统的延续。怎么说呢,1950-1987年的台湾政体是训政和宪政的混合体,可称之为“准宪政时代”,因为当时地方自治(和地方选举)是持续有效进行的,而且民意机关错落有致,国民党中执会不复像1930年代一样取代立法机关的地位,中常会和政府之间也没有了什么中政会等联席机构,当然,国民党中央也从未像以前训政时期一样对政府发布过什么训令。

训政时期(1927-1937年)的确是“以党治国”的党国体制,但准宪政时期(1950-1987年)不是。孙文在其“建国大纲”中倡议设立“国民大会”,“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有创制(宪法)、复决(法律)、选举(总统)、罢免(官吏)的“四大民权 ”,孙将其看成最高民意机关。所谓训政,在中央而言,就是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行国大所有权力,等训政结束再还政于民。

当然,党代会不会时时召开,因此国大的权力平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施行。中常会和国民政府之间有常设联席会议,称为“中央政治委员会”或“中央政治会议”,实际上就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指导者,是国家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中政会成员并非全部是国民党员,也有政府之非党员高官和社会贤达。该会议审查中常会的决议,然后损益之,最后为政府制订政策。

当时所谓“党国”的意思不是党的成员治国,也不是党的组织治国,而是党的信仰治国,其实就是三民主义治国,因为蒋介石认为,唯独三民主义才能达成四大民权和五权宪法,才能使中国走上自由、平等、安乐的康庄宪政大路。

的确如此,当时国民党的党员和组织,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才有可能对于中央政府的方略提出决策,地方省市县党部的主委、书记长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既不能任免同级政府的官员,也不能享用同级政府的财政。所谓“以党治国”,那是孙中山的思想,因此才有了革命军这支“党军”。

但是党军的政治任务于军政完毕就宣告终结,必须在训政时期逐渐转型为“国军”,事实上,国民政府在1934年就完成了革命军国家化的工作,直到抗战爆发才启动党政军合一。

但期间蒋的思路不是以党领军,而是以军领党。这听上去很怪异,但事实就是如此,蒋介石想用革命军中那种忠勇负责,刚毅无畏的革命精神来带动、熏陶和激励国民党员,再让这些党员去带动、熏陶和激励普通国民,这样才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这一切到了1947年行宪以后全部取消。1950年之后台北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必须听取立法院和国民大会的决议,国民党如果要推行什么政见,请先通过立法院和国大的审核、三读、投票再说,以前1930年代的中政会制度再也没有复生过。

而且,当时内阁(行政院)非常尊重宪法,因此按照内阁制的规定,更加倾向立法院而不是总统府,即使陈诚这种蒋介石的亲信心腹,也会为了议会的意见而基于宪法赋予的权力,抵制总统府蒋介石的任命。

没有1947年宪法就没有今天的台湾,蒋介石是这部宪法的生身父亲。当然,经过国大合法程序,该宪法加了“临时条例”以应付战乱局面,败退到金马台澎之后,蒋介石为了复国宏愿,因此坚持威权政体,保留了戡乱局面,当然,事实上今天此岸尚未对彼岸放弃武力威胁(“觉不承诺放弃武力”云云),因此蒋介石的行为也不能说就是错的。

所谓的“民主之父”李登辉上台以后,屡屡修宪,硬生生将1947年宪法从准内阁制(内阁对议会负责)修成了准总统制(内阁对总统负责),最后在陈水扁手里成了真正的总统制,于是才有如此贪腐大案,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台北政权某一时段的腐败,正是局部背离1947年宪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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