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才网讯】剿匪，好象是国民革命注定了最后非走不可的路。当时在一般人，认抗战刚胜利，必须与民休息，共谋建设复兴才对。此时「筋疲力竭，疮痍未复」，接着继续作战，是国家的大不幸——因为满清一再的丧权辱国，民国以后，战乱才息，日本军阀侵略又起，经过八年的长期抗战，死伤无数军民，毁灭无数资财，才得到最后胜利；凡是有良心血性的，都渴望国家的安定复兴。
这些看法当然很对；政府何尝不珍惜这胜利成果，希望得到一段喘息机会，好完成国家的各种建设？！因此对共产党和帮他说话的，都一再容让。但共产党是没有国家观念的，决不会爱惜国家命运。直闹至已无和平希望，政府不得已，才走上这条戡乱的路——也就是非走不可的路。
当很多人嚷着和平、裁军的时候，蒋主席就于三十五年春，在南京召集总司令以上文武官员开会。会中除了训话以外，就研讨裁军等问题。我带着参谋长宋聿修一同出席。有一天于各总司令、参谋长轮流报告完了休息的时候，主席单独找我去，问我对裁军问题的意见。我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中央如何决定，我们就遵照如何实行。不过，裁军应该公平一致，要看看共产党的诚意如何而定。
会中魏德迈将军也来讲过一次话，他学问很好，虽是美国人，对这些问题看的很清楚，也很客观。会后回防不久，就接到实施精简裁军的命令。我这集团军，裁减了三分之一；裁掉的人，好象是发给几个月薪饷后遣散。但是各处被裁人员，因为凡被「八路军」和「土八路」占据窜扰的地方，都有家回不得；法币贬值物价膨涨，弄得生活无着，走投无路，就有些人自寻短见……，扫荡报上直评论这事。好多军官总队，就在各地又把他们收容起来。古语说：「兔死狐悲」，士气也无形中受到影响。可是共产党的军队旣不裁减，反趁着机会，积极扩张；并且开始到处窜扰滋事，袭击国军；各地就发生冲突战斗。马歇尔将军以特使名义来华调处。这些事今天四十岁左右的人，大概都还记得清楚。当时国军的裁减与停战，确实具有诚意。
记得有一天，我一天之中，连接几个电令，禁止战斗。说要和共党以友军相待，和平相处，不准冲突，如违严办……，当时所谓「三人小组」，正连续在北平开会，监督停战。我们奉到这种停战命令，是确确实实遵守的，可是共党根本就不理这一套。乘着调处停战，秘密布署，有计划的袭击挑衅；又向「三人小组」叫嚣、宣传、诬蔑国军不遵守停战规定。颠倒黑白，国军吃亏甚大。我八十一师住在开封南扶沟县的一个营，就是在奉到严格停战命令——不准敌对，以友军相待——以后五天，被**乘天尚未黑，老百姓要点灯吃晚饭的时候，包围急袭，官兵伤亡大半，营长也被俘去。
事过一天，我原驻重庆办事处长张化之，随政府由重庆回到南京后来前方见我说：行前正当冯副委员长【花注：即冯玉祥。】有信出国考察水利，就去见冯请示。冯说见了你们总司令告诉他，现在与共党在北平虽然谈和，他们是不讲信义，靠不住的；你们防区离他很近，共党部队又多，可要小心点。我就对张说：你早来两天，我把这些话转达下去，大家都加强了戒备，这个营也许不会吃这样大的亏。
三十五年二、三月间，我的部队，陆续由许昌附近向陇海线移动。我率一部份进驻开封附近，其余的分住在开封以南以东各县和鲁西一带。我同司令部各处及特务营，驻在开封城东南的汉家营。不久，共产党称兵叛乱，越来越明目张胆；政府非戡乱不可了，才下令改编，开始作战。划分了几个绥靖区，我这第二集团军，就改编为第四绥靖区，担任开封附近及鲁西一带的绥靖任务。下辖五十五军、六十八军两个军，并指挥张岚峰部。
张岚峰是河南归德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日语说得很好。我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时，张在省府当参议，后来随着军队到河南。徐州会战以后，河南东部北部，先后放弃，他要求给他几枝枪，留在豫东打游击。起初我没同意，他一再要求；我看他意志很坚强，也很有才干，就给了他一些枪，并嘱咐他：无论遇到多大困难，走到那种地步，也不管大事小节，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凡是有损国家民族的事，万万不可做。以后张住归德，对我中央派往敌后的人员，保护照顾得很周到，于抗战颇有贡献。这一点早在三十三年，一次戴雨农局长，在河南镇平县北边山里，主持一个训练班毕业典礼后，到刘相公庄我那里盘桓了一天。闲谈时，曾提起张岚峰，他就说张对过往的工作人员，非常照顾保护；对张的将来出处，也表示很关心。
和戴同行的还有一位，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另外立法委员朱纪章先生在三十二、三年，不断到豫东去带领青年，每次一、二百不等，他在豫东办学校时，张岚峰对他的学生，也很帮忙。日本投降以后，朱在豫东当专员，政府给了强岚峰一个挺进军军长的名义，归我指挥。不久又改编为剿匪第三纵队（下辖三个纵队），对剿匪作战，出力很大，伤亡也不少。三十六年在曹县附近和匪作战，不幸失踪，下落不明。他的部队就由他的部下黄纵队长带领。
绥靖区对地方政府与地方武力，照理是可以指挥。因为绥靖区的编制，包含各方面；着眼和精神，非常可取。如果真能发挥统合作用，确是实施总体战的适切体制；只是实际，很难达到理想，但这就不是编制的问题。名义上绥靖区司令官兼辖区的行政长官，所以绥靖区是司令官的司令部，也是行政长官公署。司令部参谋长以下，有一、二、三、四处，分别主管人事、情报、作战、后勤的事；公署秘书长以下，有政务、经济、新闻等处，此外有总务处、军法处、军医处、特务营、青训大队…。
司令官兼行政长官，设有办公厅，有事随时可找参谋长、秘书长和各处长，一同来商量处置军政事务，很是方便，这样编制的目的，规定很明白，是要「实行总体战」——集中统一辖区里面党、政、军的力量，与匪作战。经由政务处可以指挥地方政务；总济处可以统制地方的财经物资；新闻处可以连系地方党务，发布消息；军法处有检察官、军法官、书记官等，可以侦查、审判军民犯罪；对俘来的匪俘和土共与匪嫌份子，初步可由青训大队分别教育处理。绥靖区司令官等于是一方面的党、政、军最高统一指挥官，如能掌握控制整个地区，对匪实行严密封锁，把土共肃清，再把地方党、政组织与自卫武力建立起来，这样就让匪军来了，也难以扎根立足，通报消息；使进剿行动，得到便利进展。等这地区清理巩固以后，再一步步照样实施推进，戡乱局面，定会一天天好转。
这种编制构想，岂不是对匪作总体战很好的体制吗？但是这时政治情形，和以前几次围剿时不同。那时政治状况单纯，军政可紧密配合，军事与政治，没有顾虑掣肘；才能集中力量，步步为营，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原则，封锁进迫，缩小包围，终使匪招架不住。不幸此时有很多人替**说话，也有国际人士为他们张目。上层已经有一股极大反对力量，在那里扯腿。再说体制上，不是让绥区重新建立地方机构；无论党、政，都各有原有的体系与政令。
比方政府有平行的各部会；省、市有省、市政府和党部；不相隶属的，都用公函代电办事。还有**的力量，也与前不同——远比估计为高。他们用斗争、清算、饥饿、控制，逼迫得凡可用的人都「参军」。他们的战法也变了，不仅游击，也用许多大部队，向一个选好的目标，奔袭野战。好象他们的作战部队，专门打运动仗，不作一般防守之用，力量就集中，机动力也大。国军则常是攻防并用，「备多力分」。攻的力量难以机动集中，守的也常是不足，遭受袭击，屡吃大亏。因此，用绥署、绥靖区实行总体战的想法虽好，实际是难收功效。所以到后来又把绥署改为剿匪总部，绥靖区改成兵团。
还有一个严重的大漏洞，就是匪那边的情形，总难弄清楚；我们的态势、兵力、计划、行动……，反让匪早知道，守不住秘密，以致吃亏更大。照一般原因说，我们的军队，一向缺少帐蓬、炊具，行军驻防，常是舍营。和百姓住在一起，没法十分隔离开，官兵也没法不和百姓来往接触。军民之间，要处的好，稍为久些，彼此发生情感；说话办事，就难免不露一点痕迹。还有给养、弹药、物品，尤其不能回籍又没有眷补规定的眷属，部队自身无力在远后方妥善安置照顾，只有跟在附近，勉强维持生活。一旦行动，都要靠民间的牛车运送，大家自然知道了。另外新闻、言论、电话、通信……，也比较随便，户籍也不大严密，对来来往往的人，也就无法严限辨认。可是匪区里盘查严密，生人没路条就无法通行。
因此我们的事，人家都知道；人家的事，我们不清楚；作战就很困难。几次鲁酉、陇海线的会战，不是匪用重兵阻击你——围点打援的办法，就是各兵团快到合围时，匪就窜走，捕捉不到。我常觉奇怪，就改变办法，有行动就找部队指挥官来，亲自叫他带队秘密照着告诉他的时间地点行动，等差不多了再下命令……。仍无多大效果，只对自己主管部属保住了秘密。一个指挥官，最怕让敌人摸清自己。这不但关系成败，更关系存亡。胜败还可说是「兵家常事」，存亡可就有连自己在内全被包围歼灭的危险，「死者不可复生」，岂可儿戏！军人都知道的战术十大原则，里面就有一条「安全」。大的有国家安全，小些有军事安全，最要紧当然是情报、反情报方面的事。以前的兵书孙子，对这也很注重。
十三篇的首尾两篇是始计和用间。用间里有情报、反情报。始计、用间合起来，就找出国家安全与军事安全的最高原则。就他说的道、庙算、上下同欲，先为不可胜、立于不败之地、先知、知己知彼、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难知如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圣智不能用间、必以全争于天下……等，如果仔细想想，便可了然。尤其后几句，意思更深更广，耐人寻味。
从远大方面看，综合情报反情报的手段，纯用在维护国家安全上，自极正确合理；倘不能严格约束限制，或用作政治工具，便很易走向极端，甚为危险！怎样做到有分际无偏差，就「非仁义，非圣智」不可。至于现在统合性的冷战热战，也大概与孙子「全争」战争型态相近……。回过来说，当时大的单位——师以上，也有主管这些事情的，只是效果不大，后来听说负责高级军令的，也有投匪、当匪谍的；那就难怪部队；只可惜戴雨农死的太早了。
三十七年夏天，**攻陷开封。当时担任城防的是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苇，很英勇善战。只因敌我兵力相差太远，以致城垣陷落，李在城里龙亭西北面，也壮烈牺牲！我从曹州经考城到兰封，丘清泉兵团，也由豫东来到兰封以南地区—-我们常在一起协同作战，彼此很融洽；另外和沉澄年师，相处也很好。（沈的参谋长朱元琮，也在台湾。）我派人去和他连络，协议结果是他从陇海路以南西进，攻开封南面；我由铁路以北西进，攻开封东面。我们就齐头并进，还未赶到开封，**就退走。开封的大金台旅社，就成了临时军政活动中心。
徐州剿匪总部刘总司令，决定要我派出部队，恢复城防。中央派了谷正纲先生前来宣慰。谷走后，按着国防部次长秦绍文，亦来有所检讨。市区的秩序，很快就恢复安定。在我刚进城的时候，外面还清清楚楚看到，匪攻城时挖的一道道深深浅浅的交通壕。匪在市街进攻，是用屋顶、地面配合并进的战法。城里所有公家物资，全都弄走。原来百姓认**残毒无情，都很惶恐。可是这次匪未打算久占，对惊恐的老百姓，全用「笑脸攻势」。
这「心理战」效果倒很大。见了年老的，都叫老大爷、老大娘；年轻的都叫大哥、大嫂，非常和气。在枪炮震耳和枪炮声刚停的时候，这大家害怕的魔鬼们，骤然见到，竟居然这么和蔼可亲！试想脑筋简单的老百姓，那会不受宠若惊？另一方面，百姓们对国军见惯，淡而生厌，观念就不免发生变化；致有许多人，抱无所谓的态度。就政治说，这是不好的征候；就百姓说，等匪再来，露出狰狞面目，后悔也晚了。
开封收复后，省主席刘书霖【花注：书霖即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的字。刘茂恩，即秀才出身的民国军界闻人刘镇华之五弟。】，一再请辞，政府只好答应，另派张轸（翼三）接任。张到任后，我俩见面，谈话中他曾问我，对政局的看法，有何打算。当时我未往别处想，就随口说，军人只照命令行事，自己有什么打算？！不久就有人怀疑他，他也藉词搬到信阳去了。这时军事形势，亦显见变化。
**起初在黄河以南，是流窜袭扰，以大吃小，拣点便宜。不敢对大的城市打主意，也不敢打硬碰硬的会战，以后越来越猖獗，洛阳、开封他都来打；在龙岗集、黄泛区……，也敢和我们机动精锐部队正面打。为何会如此？单说军事方面，前面也曾提过，我们是备多力分，处处守，处处薄弱。**是打仗的专集中打仗。比方三十五年，我担的任务，就是确保开封、荷泽；固守通许、陈留、兰封、考城、东明、郓城、定陶、曹县、柳河、民权……；还要维护铁路公路交通。以我那些兵力，四处一分，就动弹不得，没有活动力量。这样匪是完全主动，我们完全被动。
匪有选择作战时间、地点、目标的行动自由，我们就固定摆在那里挨打。因此匪在盘据区内，就用不着防守兵力。我分为十，匪合为一，像柳河、民权、曹县、兰封、郓城等处守备部队，均先先后后被匪袭击围攻，以大吃小。结果匪积小胜为大胜，渐渐庞大。我们累积顿挫就渐渐削弱。损伤消耗的兵员、武器、器材，也缺乏相对平衡补充。兵力日减，次要地方已无力兼顾。开封、郑州形成突出孤立，整个部署上，势必要加调整。
开封、郑州还要保卫，或是撤守？就成研究考量的重大问题。话说到此就不由得想：一件事成功失败，绝不简单。各项失败或成功条件，各凑合一起，事到临头，结果就显明。陶醉、宣传、粉饰也不会把失败变成功。格言有句「失败为成功之母」的话，一点不错。但你必定实事求是，坦率的知错、认错、改错，才有转机。假如怕有人说不好，说了惹是非；或是要把错说成不错，那总也不会成功。应该都虚心检讨，别忘了失败的痛苦教酬；能对住良心，对国家才真有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