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喜欢读闲书杂书，看《金陵春梦》大概还是小学吧，在家母单位之图书馆借的。之后的蒋介石在我心目中虽然还不至于成为滑稽小丑，但完全是个颟顸无聊的反面人物。长大以后专注于古代史和其他学业，对于中华民国的过往和现状不免冷漠，蒋介石不过是费正清笔下的军事强人，领导着陈伯达口中的一群腐败分子退守宝岛，靠着美国人的施舍方才苟延残喘还不愿放弃威权体制。反攻失败了，复国失败了，甚至“八二三”炮战都失败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仅仅是一位思想僵硬的独裁老者自我安慰的梦呓而已。
银幕上的蒋介石自然也是面目可憎的大反派。不过很早就知道他是“民国四大美男”之一，当时人都说蒋的容止有几大特点：1、目光如电、炯炯有神；2、年轻俊朗、相貌清秀；3、衣着得体、儒雅隽永。据说蒋介石最大的麻烦就是他成为总司令时已经40岁了，却看上去还是风神俊秀，如同翩翩美少年，于是1927年引退的时候索性留起了胡髭，让自己老成一点。黄仁宇曾经说过，蒋的面部轮廓长得很清晰秀气，十分适合于摄影。作为青年军官的他是亲见蒋的，因此有发言权（当然，他还讽刺蒋国语很不标准），不过他说，蒋留须以后并不帅气，而看上去比较阴郁。
有些事实愈发清晰可见，总会渐渐引人遐想；很多年前第一次去台湾，在层峦叠嶂的高山中不时邂逅一些聚居的云南人，政府称他们“义胞”，而他们自称“摆夷”。这些天性乐观的边民以种花为生，见到我们几位大陆游客便爽朗好客、热情招待。沟通下来，原来他们是1949年以后滇缅游击队的后裔。其父祖必然也是和善淳朴的好人，那么是谁逼使这些良民与之浴血作战呢？又是谁的魅力能令他们抛弃故园、万里追随呢？
旅途中不容思索，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行程总是和蒋介石失之交臂。我们没能去慈湖，但当时听说，慈湖的陵寝用地是蒋私人出钱，让纬国托人买的，为何要辗转请托呢？因为他怕让别人知道是蒋家买的，原地主会坐地起价。中正纪念堂也没去成，到近日才听朋友转述，说那里已被改为民主纪念馆，“但蒋公纪念办公室还保留着，陈列的物品很简朴，显眼的是书柜，共5座，书籍包含四书、五经、《左传》等；小书柜放曾文正公家书、《礼记》等，还有英文、日文书；宋美龄画的两幅画和文石雕刻的海棠叶中国地图是仅有的装饰品”。
其后开始关注那一段并为远去的历史，慎终追远、正本清源本也是中国传统读书人应守的本分功课。事实总在不经意处慢慢显现。虽不敢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但历尽满目风霜，再阅读60年前的史料典籍，总有种扑面而来的透明感让我们洞彻真相。蒋介石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定位和民族功勋？相信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但是对于坊间、网络流传的他的一些罪责，总可以从关节处细说分明了。
一、党国的独裁领袖
在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统一和民主宪政的道路上，华盛顿和林肯所面对的困境远远不如蒋介石艰难困苦。华盛顿被北美国会授予军事全权指挥大陆军后，没有严重的内部矛盾的牵制，指挥统一协调，手下美军的装备和英军相差并不大，英军最大的优势是有沿海机动性，但是在主要作战武器大炮和步枪方面，双方没有重大差别；而且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识字率超过英国，身体素质超过英军，射击和枪法也比英军熟练，因此就个体兵员素质上美军超过英军。英国在欧洲陷入“七年战争”，法国更是直接在大西洋和北美参战，和美军并肩作战。林肯就更不必说了，以3000万人口的工业化北方对垒200万白人人口的农业化南方，不取胜就太无能愚蠢了。
所以个人认为，蒋介石比华盛顿和林肯都伟大。华盛顿在外国帮助下抵御了殖民者入侵，开创了共和法统；而林肯毅然暴力统一，彰显和捍卫了宪政威权——这两点正是蒋1923年全身投身中国共和革命以来正在做和做成功的勋业，因此，他的伟大超过了华盛顿和林肯的总和。至于蒋“独裁”云云，那是见仁见智。须知中国从1947年开始重返战争状态，蒋的威权，只是宪政体制下的紧急处分而已，正像后来美国人认为，他们在二战时期给予罗斯福总统的权力之大超过了希特勒，不是么？罗斯福也是连任了4届总统，而蒋介石于战时状态仅仅比他多一届而已。
至于行宪之前的“以党治国”，那是孙中山的思想，因此才有了革命军这支“党军”。但是党军的政治任务于军政完毕就宣告终结，必须在训政时期逐渐转型为“国军”，事实上，国民政府在1934年就完成了革命军国家化的工作，直到抗战爆发才重新党政军合一。但期间蒋的思路不是以党领军，而是以军领党。这听上去很怪异，但事实就是如此，蒋介石想用革命军中那种忠勇负责，刚毅无畏的革命精神来带动、熏陶和激励国民党员，再让这些党员去带动、熏陶和激励普通国民，这样才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而当时所谓“党国”的意思不是党的成员治国，也不是党的组织治国，而是党的信仰治国，其实就是三民主义治国，因为蒋介石认为，唯独三民主义才能达成四大民权和五权宪法，才能使中国走上自由、平等、安乐的康庄宪政大路。的确如此，当时国民党的党员和组织，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才有可能对于中央政府的方略提出决策，地方省市县党部的主委、书记长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既不能任免同级政府的官员，也不能享用同级政府的财政。当时偌大的上海，其党部只有一辆小汽车，也真令党员们心寒。
二、子承父业家天下
至于去台北后“传位”于蒋经国云云，似乎也是一种抹黑。政治本来就有门阀传统，无论民主专制政体都是亦然。日本在这方面表现得颇为显眼，福田家族似乎就有父子首相；而美国有两位相隔只有8年的布什总统也是父子关系，莫非他们都是私相授受的“传位”？经国按照宪政程序被国民大会选举为中华民国第6任总统时，其父已经逝世3年，这似乎应该没有“指定”的嫌疑。小蒋从苏俄回国后只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赣南做一个专员，真正在党内崛起是1949年以后掌管军队的政治部，肃清间谍有功。因为他在苏俄生活十几年，对那套渗透默化战术了如指掌，蒋介石何尝想让自己的儿子出掌饱受恶名污染的情治单位？只是痛感遭到家贼暗算而导致大陆惨败，于是只能启用“苏俄通”小蒋。
以后小蒋基本上一直负责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和安全保卫工作，但在政府部门没有正职，直到1965年国防部长俞大维得癌症去美治疗，由俞力推，副部长小蒋才第一次担任政府部门的正职。说实话，个人不很喜欢经国先生，但是1970年代的台湾实在很难找出比他更稳健务实、经验丰富又深得民心的政治领袖了。经国当选总统完全是众望所归，至今台湾人还以台湾有他领航而觉得幸运和骄傲。
三、出卖外蒙的民族罪人
现在的人，掌握的解密情况和史料比当年的当事人多得多，当然可以信心满满地做事后诸葛亮，事实上对雅尔塔秘约，中国人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蒙在鼓里，只知道美苏两国在私下没干好事，损害中国利益，但不知道其具体条约内容，换句话说，中国方面事实上并不知道美苏两国对东北和外蒙的“谅解程度”有多深，不清楚它们俩在这个问题上的勾结得有多深，要知道国民政府当时和美国杜鲁门政府关系很僵。
在那种情况下，暂时策略性的承认外蒙“公投”独立，先拿回工业基地东北，赢得喘息机会，恢复和建设国家，才是最佳选择。1895年日本打败满清后，面对沙俄的干涉，忍痛归还已经抢到口中的辽东，回家砥砺磨练、咬牙切齿地整顿内部，大力兴建海军陆军，在10年后的1905年终於复仇雪恨，海陆大败沙俄，不仅夺回辽东特权，甚至把势力扩张到南满并割取了沙俄领土萨哈林岛，日本能够做到，卧薪尝胆后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做到？
坚持要外蒙独立的斯大林说得很坦白，那种无情的地缘政治理由几乎不能反驳。他说：在亚洲，苏俄最害怕的是将来的中国和日本，日本会复兴，威胁苏俄滨海，中国会强大，威胁苏联腹地，这只是时间问题；尤其是不能容忍强大后的民族主义中国占有外蒙，否则，中国从外蒙向北跨出半步，就可以干脆利落的切断苏俄的大动脉西伯利亚铁路，如此，苏俄的整个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就会象肢体那样缺血坏死，在中国的军事威逼下不战而失。
现在的青年拿外蒙说事儿，还在于他们老是搞不明白，外蒙问题就是一个合同的履约与否。其实中国政府和蒋介石一向不反对边地民族自决，但这种自决是有前提的，那就是：
1、基于当地公民的完全自愿；
2、经济上有自立自存的能力；
3、其国策是符合三民主义要求的；
4、政治上能够自主自强，不会沦为他国入侵中国的跳板。
凡符合上述条件，无论蒙古还是藏区都有独立的可能。于是，承认外蒙的分离也是基于上述原则。而苏俄也是承认上述原则为外蒙分离的基础。但是事后发现，苏俄背弃了自己的承诺，完全控制了外蒙的全民公决，因此这次关于独立的投票完全非法；而且正因为苏俄背信在先，于是该国和中国的相关条约等同于作废。于是中国收回了对于外蒙独立的承认，在法理上，外蒙古依然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四、下野之后干涉军政
蒋介石在下野前夕，为了挽救国家的最后一点命脉，于是命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国库内的外汇金银约4亿元存放到兵火尚未波及的厦门，另有部分直接转运台湾。在转运过程中，白崇禧利用职权还违法抢掠了一批。随着蒋的下野，俞鸿钧也被撤职，由刘攻芸接任。当然，代总统李宗仁觊觎这些公帑很久了，但基于礼貌，还是在4月底向蒋提出要求，要求支配这些安放于台厦的库银，半年内用完。蒋非常诧异，向他公开指出，说这些储备虽然珍贵，但自然可以由代总统及其政府自由支配，外人不得干预，李接到回信非常满意。但是，正当他向财政部下令，要求将这些金银运回广州，以期“半年内用完”的时候，敌军兵锋势如破竹，他已经无暇自顾，只在盘算自己的身后事了，于是此事不了了之。
蒋介石下野以后直接回了宁波老家，一步没有离开。但是4月底敌军过江，和平泡沫已经破产，而此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却溜回了家乡。中枢无主的时候，高级将领们才想起老校长，于是四处请求他坐镇指挥。而此时的蒋毕竟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国破家亡，组织上的事情也必须使他挑起担子，于是才勉为其难，坚持不要任何名分地响应各地的求助，乃至“乘坐飞机四处指挥”——其实他哪有指挥的意愿和资格，只是革命责任在肩，不得不从中协助而已。
如果1949年蒋能够操控全局，倒是个不错的局面，起码滇黔川康渝和海南绝对不会失守。可是李、白这种战略才华和心胸眼光又怎能比肩蒋介石呢？白夫人的闺中密友黄纫秋曾经回忆，当时有高僧算命，说白崇禧可以做18年海南王的，只可惜他不愿听取蒋的建议，一错再错，以致兵败如山、不可挽救。其实那时候黄埔系将领对于蒋的离心倾向也很严重，毕竟蒋不能为他们发饷了，而黄埔军一般都军纪森严，绝对不会像桂系那样抢掠地方、骚扰百姓，中央不发饷，只有等死的份，不听李代总统的怎么行？县官尚且不如现管，一个黯然去职的前领导，我凭什么听你摆布？
反蒋愤青老是不明白这一点，倒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历史知识欠缺，而且很多人只是打工阶级，没有中高层管理经验和经营经验，因此对于机构权力流程和官僚科层系统非常陌生，他们不知道，在一个牢固严密的管理体系（官场、大公司）中，单靠个人效忠和精神激励是毫无可操作性的。并且，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当时的中国已经是宪政体制，国民党虽然是执政党，但已经无法直接操控中央政府，更无法涉足摆布已经自治化的地方政府和已经国家化的军队事务。怎么说呢，就像现在的吴伯雄根本无法控制马英九和刘兆玄，更无法调动国军一样。
五、欺骗世人的假学历
蒋介石吹嘘自己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据我从所看到过的相关记载，蒋仅仅说自己毕业于振武学校，只是士官学校的实习生罢了。在1930年代早期，中国公开发行的蒋的传记中，就从未讳言过蒋的学历仅止于士官学校见习期。后来1952年董显光的中英文版《蒋总统传》中就更为清晰地描述了蒋的求学过程。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蒋本人从未隐瞒自己的学历和求学过程，在他的历次演讲、训话中，他也从未模糊过自己的留学过程，他甚至常常宣扬自己在高田联队做见习士官时候的经历和心得，以鼓舞年轻军人。某些人找到这个标靶前来“考证”，可谓可笑之极，将这个“考证”反复转帖想借之攻击蒋之人格的，更属荒唐可笑。
还有用那张标明学历是士官学校的蒋介石的身份证来举例反驳的。但是问题在于身份证是什么作用？是在某些场合证明自己身份的；但是蒋会需要这张证件么？当然不需要，他这辈子不需要拿出这张证件以示他人，因此上面无论印制了什么信息，都没有传播作用，自然，蒋也不可能预见在他逝世30年后有些好事之徒会将这张证件发布到一种叫做“网络”的媒体上。自然，我不否认，制作这张身份证件的当地户籍部门有马屁之嫌，但这种小事也轮不到蒋来操心，因为这张证件也不可能事后到处展览，因此其内容只要不是过于荒谬，蒋大可置之不论。
蒋介石本人对于自己的学历持有什么态度呢？可以阅读一下他手订的1930年代的传记,还有他的所有讲演和训辞，看看其中有否夸大自己的学历和留学经历；如果这些史料在大陆难以觅得，那么，大可在旧书店寻找二档编撰的《蒋介石年谱初稿》，实际上此书底本就是1937年3月公开刊行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作者毛思诚，实为蒋亲手审订的自传。请去看看该书15-20页，蒋介石何尝授意隐瞒过自己的学历和留学过程？
六、青年时期的私德
据说蒋介石35岁之前好色暴躁，这样的德行自然会招来轻薄口舌。有位网友曾直截了当地指出，说蒋介石“自己在日记里写的他为了嫖鸡,把病重的妈扔在家”云云。这样的指斥不免引起了我的好奇，因为本着还原真相的态度，我并不忌讳讨论任何问题，甚至包括蒋的隐私。于是就研究了一下史料，发现此话可能来源于蒋1919年4月24日的日记。
先是，福建永泰战役失败，蒋介石以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的身分辞别漳州总司令部，于1919年3月初请假返回上海，晋谒孙中山请训。4月初，其母王太夫人由故乡奉化扶病来沪，迎养于寓中。虽然只有不过两星期的短暂团聚，但母子朝夕共话家常，太夫人还对蒋公循循善诱。约两个月的假期届满，母子话别，蒋回到营地销假，是为5月2日。
当时蒋介石在上海有个女友，是苏州籍女子“介眉”，据说的确出身青楼。4月23日清晨3时，介眉将蒋公送上会厦门的轮船，但是就在此时两人竟难分难舍，介眉的目的是讨要“一张正约”，即是想正式嫁给蒋。蒋时年33岁，戒之在色，竟然为情所困，就留在上海几天陪伴介眉。不过当晚蒋已经有所懊恼，于是就有了4月23日的忏悔：“母病儿啼，私住海上不一省视，可乎哉？良心昧矣……”其实，当时王太夫人已经回家，纬国也在溪口，蒋介石的意思是，延宕回营的原因居然是与女友纠缠而不是返乡省亲，觉得颇为荒谬，于是发了以上悔意。
从事件性质和后果来看，因为情意缠绵而延迟了回营报到的时间，和上面说的“为了嫖鸡,把病重的妈扔在家”云云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之所以做了个小小的考证，不是要为蒋介石辩诬（这件事情的确他不占理），而是想侧面正告某些青年：涉及到历史话题，每一字都必须有来历，否则，就是无耻的谣言，任何人都可以因之质疑其人品和能力。
七、公器亲情间的徘徊
蒋母王太夫人是个寡妇，丈夫死后，本来已经绝意婚嫁而准备遁入空门，但听到命理师傅说她必得贵子，毕竟青春年少，因此凡心又起。而此时蒋的父亲已经两度丧妻准备三娶，听说王太夫人年轻勤劳，善良仁厚，于是就下了聘礼。蒋介石的长兄介卿为人浮浪刻薄，不过分家当日也并非欺人太盛，但是俗话说，父亲死后“长兄为父”，介卿毕竟没有尽到传统义务。等后来蒋开始在南方革命政府发迹了，介卿倒是利用关系和蒋的宽容友爱谋求了好多差事，虽说颇有贪渎恶名，倒也逍遥自在。
按照算命的话来讲，介卿一辈子算是个福禄俱全的“富贵百姓”了。他们父亲肃庵公在世的时候，蒋家算是溪口的首富阶层，等肃庵公逝世，他也能自立了，于是将获利丰厚的卖油盐米醋的门店抢了过来，却给了后妈和三个幼小的同父异母弟妹26亩薄田和一片山坡。继母和弟妹含辛茹苦，倒也不见他接济几文，蒋去保定读书的路费，据说还是肃庵公的前妻的弟弟借予的，后来蒋革命失败、流亡困顿，也不见介卿救护解囊。
都是传言吧，我也没有去考证过。介卿在蒋宋联姻的时候，是作为男方家长出面的，在奉化他很照顾毛女士，在上海婚礼上对宋女士又很恭敬体贴，使得夫人印象大好。正好当时宁波海关有个差事，夫人就通过私人关系瞒着蒋将介卿介绍过去。可惜介卿还是像在广东做事时候的老样子，账目不清还挪用公款，大概半年不到就被纠弹解职，落荒而去。后来他又走夫人路线，还想谋求上海的江海关的位子，但已被蒋及时发现，于是就明令制止了。
介卿夫妇对蒋的一家，包括姚女士在内的几位夫人其实都很照顾。大概1921年吧，他们收养了一个被灾民遗弃于店门口的女孩，后来此女嫁给了桂系高层广西省民政长韦永成做太太，可能老广西都还记得。从宁波海关之后，蒋对介卿的从政为官颇为反感，介卿的太太在其夫死后，甚至有“小叔子（指蒋介石）从来没有照顾过我们”之类的怨言，不过介卿的丧事都由“小叔子”操办，据说介卿太太还从蒋支付的丧葬费中贪污4000元云云。
就传统家庭伦理而言，蒋介石应该帮助这位大哥么？这种纠结于童年的爱恨交集的情绪在日后两人的碰撞中格外有趣。介卿是专业法学人才，曾经担任地方法院的法官，无论管理地方行政还是海关事务，应该有足够的资格和资历，因此夫人的推荐也不能说是徇私。但是其人的品格和操守又时常令家人难堪，如果蒋出面回护，即有违于“天下为公”的为政节操，如果弃之不顾，又有悖于“孝悌友爱”的家族伦常。整个中国正处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蒋介石本人又处在革命志士向宪政首脑的转型，各种公私情谊、起落因果，如果设身处地，我们也不知该如何发落。
不过毕竟他还是传统中人，其言行举止离不开“礼义廉耻”，尤其对于“忠孝”二字始终不敢轻忽。蒋介石对于拜谒母墓很重视，由此也颇为关心部下谒其母墓。由于通向墓地山坡的路陡，卵石路易打滑，军人又多穿皮靴，上山时行走艰难，所以蒋在墓庐特地准备了各种尺寸的软底布鞋，供他们选择使用。据一位前国军将领回忆，蒋平时对部下非常严肃，唯有拜谒蒋母墓下来，会笑容可掬，连说“谢谢”。某年清明，我们一行同仁去祭拜王太夫人，在山脚才发现此间居然没有卖花，时雨疏风骤，阴霾一片。终于，朋友将菊花从镇区的花店买来了，当正要缓步走上墓道的时候，天空蓦地放晴，一缕阳光正直洒我们额角肩头。于是相顾莞尔，都知道，先贤英灵正在对我们颔首微笑。
那束乍然而来的和煦阳光，和随之云开的朗朗青天，总有一种温情和象征，令我们终身难忘。
2008年11月22日草成于吴县平侯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