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才综合】洛克开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先河，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无论功过约翰•洛克已经载入史册尤如一座巍巍里程碑，矗立于分水岭之上。却深刻地影响了之后世界历史的发展，约翰•洛克也许不会想到在他身后的三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在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可以感觉到洛克的字里行间，仍然跳动着激情与自由的脉膊，仍然可以看出洛克学说深深的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说，洛克属于世界的。只要人类仍有一天，仍有一人在为人权而奋斗，为自由而奋斗，那么洛克的精神就仍会栩栩如生。
洛克对于自由主义哲学的认识，是来源于何处，这个问题颇为有趣。本人才疏学浅无法探索出来，这是学术知识的逻辑必然呢？还是发端于洛克自身的深深的良知？个人愚见大概两者兼有之吧。近代政治学的发展，大多学说均以自法然学说为其重要的基石，各家各派似乎都承认有“自然法”这个东西，大略说起来，自然法是先于国家存在的，支配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自身的普遍法则。然而具体的解释上，却千差万别，所以，同样以自然法开出的学说，其结论有时却如天壤之别，其中最明显的差别，可以从霍布斯与洛克两人体系的差异中看出来。同样从自然法的原则出发，霍布斯走向君王专制；而洛克则是通往自由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休谟为我们解开了洛克与霍布斯巨大差异的答案。虽然洛克与霍布斯都是理性主义的信奉者与实践者，然而休谟却令人信服地辨析了理性法则的局限性，理性的法则可以非常信服地应用于诸如数学、物理学的领域，然而在人的情感领域、道理领域乃至价值领域中，这种理性法则却显得捉襟见肘。近代西方的思想，是企图将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方法用于哲学领域，从几条先验的理念出发，运用类似数学证明的法则，来推导出新的观念或证明某种观念的合理性。从这个方法上，洛克与霍布斯并未出现太大的分别。
洛克在很大程度上，沿续了霍布斯的政治学方法，包括自然法理论与社会契约论。但是在一个关键的问题上，洛克与霍布斯开始分道扬镳：在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国家状态时，人民对政府或主权者出让了哪些权利？霍布斯认为人民出让了绝大多数的权利，除了生存权等极少数的基本自然权利外，人民以出让的权利换取主权者的保护；而洛克则认为，人民除了出让社会行为裁判权外，其他的权利，如生命、自由、私有财产等自然权利，都没有丧失，国家的诞生不是使人丧失权利，相反，正是为了保护人民的自然权利——“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社会以及其中的每一个成员”。
从人民的权利与政府或君王的权利的分配上，洛克与霍布斯分道扬镳。为什么两个都奉行理性方法的学者在这个关键点上出现了巨大之别？这说明这个问题，并非是一个理性法则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的解答，更多依靠人的情感及良知。政治学不可能象几何学一样，证明过程令人信服，而更多的要依靠历史的事实来证明，能自圆其说的学说，象霍布斯的利维坦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理论上也堪称为严谨，然而盛水不漏的理论又是建立在一些想当然的主观想法上，从苏俄革命到东欧赤化到远东至中美洲，奉行马克思主义者，却都情不自禁地陷入独裁政治。所以，理论与现实，有时如天壤之别。而洛克的政治理论，为何未遭遇重大现实挫折，这正在于洛克的政治思想，非常讲求实际，而不去追求象共产主义这样非常高远而触不可及的天堂。
从人民权利不可剥夺与转让这个原则出发，洛克从霍布斯的方法论出发，转向了一条相反的道路，而这一转折，也成为人类政治学说史上的重大转折，也使洛克得以挤身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的行列。首先，洛克延续了西方社会重视法制的传统，对法律的目的与宗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既然国家的存在理由是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到侵害，那么，国家的法律必须体现这一精神，换而言之，人民的权利是国家最高的法律。这里的人民是广泛的意义，不论贫富、不论权贵的的社会成员，都能在法律面前保持平等。同时，作为立法者，也不能凌驾于法律的范围，同样受制于法律的约束，与此相反，在专制的国度，更多的是立法者的权威，而非法律的权威。
与霍布斯不同，洛克并不将国家视为一种“公共人格”，否认国家契约的实现需要依赖权威的君主专制。在洛克看来，国家只是一个仲裁机构。虽然国家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而产生的，但是如果不对国家政治权力进行制约，那么这种权力将有无限制地膨胀，最后不仅不是保护个人自由的工具，反倒成为压抑个人自由、侵犯个人自由的工具。对洛克而言，主权者始终是人民自由的潜在敌人，原因很简单，他们手中掌握着国家的权威和力量。即使主权者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这个潜在威胁仍然是存在的，就象阿克顿说的“权力导致腐败”，因此，预防来自主权者的威胁，是保护个人自由的前提，洛克设计了一套权力制约方案，这是早期版本的三权分立，在这个方案中，国家权利由三个部分组成：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在此三权中，又以立法权与执行权最为重要。
在洛克看来，制约政府专权，最重要的是将立法权与执行权（行政权）分开。立法权是制定与公布法律权力，由议会掌管；执行权是执行法律的权力，由君王行使。议会由人民选举产生，议员有任期限制，议会的立法权高于君王的执行权与对外权，然而立法权又不是一种无限制的权力，而是一种得自于人民的委托权力，所以人民有权收回委托的权力。洛克的“三权分立”设想，虽然未如后来孟德斯鸠理论精密，然而却是一种伟大思想的开端，而这一开端，直到今日仍然可以看出其巨大的影响。
当国家权力被滥用时，人民有权收回所委托的权力，洛克提出“政府解体”，这里的政府即包括立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政府解体的依据是人民享有最高的权力，政府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所以在政府解体之后，人民有权恢复、重选政府，恢复立法机构。但是洛克也深知，统治者经常是决不肯轻易向人民妥协，如果政府解体遇上反抗，洛克认为显然这种情况下，革命就成为一种必需的选择。英国的“光荣革命”一直被认为是不流血革命的典范，然而，我的认为是，这场革命的不流血，并不是必然的结果，而是诸多可能的结果中最好的一种结果，英国的光荣革命实际上并非洛克革命思想的体现，换言之，乃是政变革命，而非人民革命，倒是美国独立革命，多少体现了洛克的思想。
洛克是私有财产权的热烈鼓吹者。在洛克之前，英国曾发生过著名的“掘地派运动”，以温斯坦莱为首的掘地派领袖反对财产私有，要求建立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公有制度。洛克鼓吹财产私有显然是有其历史背景，而他之所以认为财产私有制优于财产公有制，是出于人性偏私的认识以及现实的分析，洛克认为财产私有能够使刺激生产以为人自身谋福利，他还举例说明美洲一些地区由于土地公有而造成荒耕与贫困。私有制与公有制是数百年来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公有制胜在理想的崇高，私有制胜在存在的事实，所以公有制的尝试，无不以失败而告终，所谓公有经常沦为少数独裁者的私有。
相信人的本性存在恶的思想，是构建合理政治理想的基础，正因为人性是恶的，这是事实是永恒不变，所以如何在一个人性恶的环境中构建起一个对人类最为有利的社会，这是西方主流政治思想的体现，也是实践哲学中非常宝贵的思想资源。因为恶，所以要防范，所以要制约，使人性恶的方面在制约中不能得到爆发。这里要探究一下，人性善恶与否，固然是众说纷纭，在政治学中，我们宁愿不去分析是否是“实际”的善恶，而只当作是一种假设，那么无疑，人性恶的假设这是非常高明且巧妙的。
洛克小心翼翼地避免与传统文化的过分冲突，今天看来，洛克对基督教经典连篇累牍的引用，无非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的出发点相似，实际上又与宋儒的“六经注我”的方法是如出一辙。虽然现代的政治学，已经很少看到与宗教传统思想的联系，或者是寻找迎合圣经的记录。然而洛克这一特点颇有启发意义，即政治理论不在于构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要立足于大地之上，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并且不割舍与传统千丝万缕的关系。我想这大概对今日之中国，亦有若干可资借鉴的意义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