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生活 为钱自我成奴,民族没有希望...

为钱自我成奴,民族没有希望(图)

一个只想着赚钱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一个富有的民族不止是有钱,还要有一套正价值观。一个富有正价值观生活习惯的民族才是真正富有的民族

  今天的中国,静谧的深夜,有两种人常睡不着觉,一种人是赚到钱的,一种人是没有赚到钱的。

  赚到钱的人想把钱存好、打理好,生怕一不小心贬值、被偷了,又怕找不到钱生钱的门路,为此,常常肝火旺盛,口舌生疮,失眠多梦。钱在手里还不放心,如此活法,好生奇怪,追究原因无非就一条,钱的来去已经绑架了有钱人的生活。

  200多年以前,有个叫亚当?斯密的苏格兰人写了本《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不经意间创造了一个经济学学科,其中,最有名的断语就是“看不见的手”可以自由地让国民发财致富。起初,中国人对这段话并不相信,因为他们从另一位经济学的高手马克思那里获得了新的理解,这就是“看不见的手”会引起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因而是万恶之源,应被追求幸福的人类抛弃,并代之以“看得见的手”来计划和调节。

  然而,中国人试验了二三十年,发现“看得见的手”更不靠谱,于是退而求其次,重拾“看不见的手”。于是改革开放来了,市场经济来了,以前的了不得的“万元户”现在也成了亿万富翁了,富豪榜上有了中国人的名字,世界五百强也有了中国企业,“不差钱”成了时代口头语。一切像盛开的鲜花,太美好了。

  有钱了,得享受一下生活,那就得花钱,或者说得大方点,投资生活。怎么个投法呢?往哪里投?当然往钱能生钱的地方投。大蒜、绿豆、猪肉、楼市、股市、汇市、黄金、收藏、娱乐、网络等等,能被人想到的地方,都被钱眼盯住、死磕,搞得PPI、CPI虚火上升,国民心理脆弱,生活的安全感摇摆。“你投资生活,怎么损害了我的生活质量呢?你搞投资,钱生钱,也得遵循点帕累托最优原理,不能使我的钱包凭空瘪了不少。往大了说,你钱生钱,得有起码的底线,也就是价值观的底线——利己不能损人。”

  如果一个人突破了底线,只能说明两点:一是不知道利己还能损人;二是知道利己能损人,还接着干。前一点说明此人无知,无知者无畏,损害了别人不知道害怕,对付他的办法,只能是先让他知道,启蒙他的思维,然后再告诉他什么叫价值观,怎么按价值观要求办。后一点说明此人有知,但无所谓,明知故犯,这是最让社会寒心的,也是损害他人最大的。究其原因,他是被钱绑架了,没有底线了,当然也没有价值观判断了,钱的数量已经成为他生活的最基本的前提。他的行为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异化”,他成了金钱的奴隶。做不了钱的主人,就成了奴隶,而且是自我成奴,由此造就了一种突破了底线的价值观,或者叫做负价值观、非正义价值观。

  负价值观由这个有钱人扩散开来,就形成了影响,被影响的人继续从事这种负价值观的宣传,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染上一种奴隶病。谁愿意当奴隶呢?不就是为了点臭钱嘛。当有些人暂时远离了赚钱轨迹、深夜躺在床上扪心自问时,就有人就睡不着觉了,会觉得自己做奴隶真受罪,想摆脱开来,金盆洗手,从此回到价值观的水平线上来。当然,也不乏有人睡不着觉的时候,给自己找到一个理由,人活着不就是受罪嘛,次日继续深化自己的负价值观,继续自己的奴隶生活,直至成为一辈子的习惯。

  对付这种负价值观的人只能靠外在的监督与法治了,而且要在其突破底线后给予严厉的惩处,继而再给予温情的正价值观抚慰,简言之,先法后教。与赚到钱的人相比,没有赚到钱的人的煎熬一点也不逊色。“凭什么别人就赚到钱,而我没有赚到呢?”这是一个常常在没有钱人脑中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就没有赚到钱呢?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是自己的出身不好,学历不高,人际交往不多,不会拍领导马屁,不会“跑部进钱”,不会投机钻营,不会贪污受贿,不会在众人面前表演庸俗,不会沽名钓誉,才智不优吧。有的有法改变,有的没法改变。有法改变的,就是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多读点书,对社会有自己的判断,交朋友知道良莠,多听听那些有正价值观的人的谈吐,从中“偷学”点智慧,把自信之火烧旺,就有了所谓赚钱的本领,之后,投身赚钱行当,体验赚钱的过程和乐趣,体验正价值观的魅力。

  如果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怎么办?那就先去认识到底是哪些体制在起不好的作用,怎么起这些不好的作用的,然后再去找突破口纠正。回想起“一大二公三纯”的年代,赚钱是一种耻辱、污点,是“罪恶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在一起只能受穷的日子里,大家平等地挨饿,平等地做贫穷的奴隶,平等地享受那纯洁高尚的所谓价值观,几千万人为此付出了饿死的代价。正因为,中国人做够了贫穷的奴隶,也想富一回,于是就有了邓小平振臂一呼、亿人回应的致富局面,体制的改变也就有了民意基础。农民分了承包地,工人有了股份责任制,企业有了雇人的法规,法人有了合同法,政府有了服务理念,一种较好的体制很快地使穷人变成了富人。体制之功吗?非也,而是支撑体制的正价值观。

  虽然体制有了功劳,但是它也有过失。过失就是没有配套的正价值观随着致富的过程一起被体验,所以导致了很多人在致富的过程中不择手段、忘乎所以、为富不仁。富豪榜上的首富牟其中、黄光裕等人锒铛入狱,使很多人的偶像情节陨落,不知道何去何从;一些官员们在花天酒地的从政体验中,几乎毫不费力地花着“三公经费”,“天价烟”、“天价酒”、“天价旅游”更是不在话下,耳濡目染的下一代们心甘情愿地做起“官二代”,“我爸是李刚”成为代名词,考上公务员成为大学生、研究生成功的标志;被称为“社会良心”职业的教师、律师、医生、警察被潜规则把持;企业家们不安心转变经济结构、创新创造,千方百计地向房地产行业中投入资金,以求最快地圈钱;被拆迁的居民在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信访不信法,信官不信律,信命不信制,“自焚抗争”反被认作暴力抗法,不少人的居住权、产权在城市化的口号下被公然践踏;炫富的“郭美美”们在骂声中越来越能赚钱,众多企业也抓住这些摇钱树死不放手;“娱乐至死”的精神被商业化推波助澜。正价值观跟不上,负价值观就会横行,整个社会的矛盾就会突出,维稳就会成为所谓“核心利益”。

  因为体制上推行的正价值观跟不上,一些人发财致富的进程就会受阻。常有人追问为什么,有明白的,也有不明白的。明白的想改变,但又提不出很好的改进思路,失眠;不明白的,怎么也想不通那些钱怎么就流向了那些更富的人的口袋了呢,心理失衡,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的人,其实都在为价值观思考,但是努力的方向不一样,不能形成合力,所以无法撼动现有局面。其实,中国目前缺的就是把价值观具体化的问题,即底线以下的价值观是哪些,底线以上的价值观又分为那些层次,哪些人应该有哪些层次的要求等,之后,就是要把自由、民主、公平、平等、诚信、善美、法治等价值原则穿透其中,把维护价值观的一套体制框架搭好,渐次落实下去,形成国民的自觉。

  一个只想着赚钱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一个富有的民族不止是有钱,还要有一套正价值观。一个富有正价值观生活习惯的民族才是真正富有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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