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百科 请慎用脑手术治疗精神病

请慎用脑手术治疗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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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母一起住在安徽某地的25岁小伙米战涛(音)患有抑郁症,与人交往有障碍。医生说他得了精神分裂症,建议他做脑外科手术。

米的家人带他来到离家不远的江苏省会城市南京的解放军四五四医院,花了36,000元给他做了手术。如此大一笔钱相当于这家人四年的全部收入,一家人省吃俭用一辈子恐怕也难攒下这么多。

米所接受的脑外科手术当前在国际医学界存在高度争议。这种手术要在病人的颅骨上钻几个小洞,然后将一根长19厘米的长针通过小洞伸入病人脑中将被认为是病灶的小块组织烧毁。
 
据首次见到米当天就给米做了手术的王一芳大夫说,自从他所在的医院2004年开始提供这种手术服务以来,他已经做了近千例这样的手术,接受手术的大多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另外也有抑郁症和癫痫症病人。

米的父母说,这次手术没有治好小米的病,倒是让他新添了右臂偏瘫、语音含糊的毛病。他的母亲说,术后他依然像以前一样抑郁、孤僻。王大夫则说,他查了病例纪录,就他所知,这位病人离开医院时一切正常。

米战涛的母亲、现年50岁的孔令霞(音)说,这个决定会让她后悔一辈子。“我很生气,”她说。“可我实际上是生自己的气。我怎么就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小米在四五四医院接受的这种不可逆脑外科手术在中国相当普遍,但是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这种手术用于治疗精神疾病时要受到严格限制。中国医疗体系当前存在的诸多弊端由此可见一斑:公共资金投入的严重缺乏导致医疗机构采取各种手段获取商业利润。

一些外国医生听说了王一芳大夫所做的手术数量以及他这些手术所要治疗的疾病时都感到非常震惊。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美国立体定向和功能神经外科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Stereotactic and Functional Neurosurgery)主席麦克尔•舒尔德(Michael Schulder)说。“(别说近千个),他就算做10个这样的手术就已经会引起极大争议了。”这种手术涉及到精确定位脑部特定“靶点”并对其进行外科操作。

脑外科手术通常用于治疗脑部肿瘤和行动失调等疾病,但在当今的主流医学界,像米战涛所接受的这种被称为“烧蚀手术” (ablative surgery)的脑外科手术,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用来治疗精神疾病。在美国,没有一家医院使用手术方法治疗精神分裂症。世界范围内每年的精神外科手术数量目前尚无法得知,但据美国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的艾马德•伊斯坎达(Emad N. Eskandar)估计,美国和英国每年这类手术的数量加在一起不到25例。

麻省总医院的医生每年针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的烧蚀手术数量在 6到12例之间,但是据担任该院立体定向和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的伊斯坎达称,所有这些手术都是在经过极其仔细严格的筛选后才进行的,而手术的目的也只是为减缓病人的难治性抑郁症和强迫症。接受手术的病人自身必须有知情同意能力,而手术也需经过一个由精神病学家、神经科专家、伦理学家、外科医生和一位普通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批准后方能实施,而整个审批过程通常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

据不久前刚刚卸任的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驻中国首席代表贝汉卫(Henk Bekedam)称,中国现存的医疗体制很容易滋生医疗腐败行为,因为医生的收入中,奖金的比例可高达90%,而一名医生奖金的多少是和他给医院带来的收入直接挂钩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中心主任孙伯民说,在今天的中国,脑科中心是一些部队医院的利润中心。中国的大多数医院都归属卫生部,但也有一些医院归靠军队系统,这些医院以前只接治军队系统的病人,如今它们也对平民开放。

 孙伯民说,他每年大约做20到30例精神分裂症脑外科手术,但都是在精神病专家的监督下进行的。他说这种手术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这种手术的使用是否得当,比如说对病人应否接受这种手术事先是否进行了充分的研究。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给几乎所有国民提供基本的公费医疗保障,但是自政府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实行医疗制度改革以后,公费医疗制度被逐渐取消,致使许多国人以及数以千计的国有医院被迫去自寻出路。

中国一直在试图进行医疗体制的整改,但是备受腐败丑闻余波困扰的医药监管部门眼下可谓是举步维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前局长郑筱萸因收受药品公司巨额贿赂今年夏天才刚刚被执行死刑。

对于记者就脑外科手术提出的书面问题,中国卫生部没有予以答复,而国防部办公室的一位发言人给予的答复是,军队卫生部门答应对此进行“彻底调查”,但在调查进行期间拒绝就此发表任何评论。

据王一芳大夫说,政府调查人员10月中旬来到他所在的医院,询问了一些有关他所做的那类脑外科手术的情况。10月26日,孔女士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当地政府官员找到了她,问她为什么让外国记者来自己家里采访。

至少是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有医生做额叶切除手术起,脑手术治疗精神病就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这种切除术最后被受到严格限制。不过,赞成此类手术的人说,如今做这类手术与当年不同,现在对手术部位的定位要精确多了。

2004年,有报导说,中国某些医院在对吸毒者实施脑部手术戒毒,政府不久下发通知禁止这种做法。但这类手术仍被继续用于治疗精神疾病。

四五四医院神经外科负责人王一芳大夫认为,这种手术治疗精神疾病有它的合理之处。他说:现在有那么多精神病患者;在许多精神病院,30%到50%的病人药物治疗无效。这些病人给他们的家庭乃至社会造成了极大负担。

现年44岁的王一芳1987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随后被分配到这家空军医院做外科医生。他说,现在他月薪5000元,奖金多少与业务量的多少不挂钩,也不会因为多做手术就能多拿钱。不过,王大夫说,他经常到附近省市的其他医院做脑手术,挣些额外收入。

据王大夫说,四五四医院约有600名医护人员,去年一年该院的收入大约9,000万元, 其中约有700万元来自这类手术。四五四医院在推广这种立体定向手术上花了很大力气,印制了介绍成功病例的宣传册,还开通了一部热线电话,方便病人咨询相关信息。

四五四医院副院长石海明拒绝接受采访。

据王大夫介绍,所有患者手术前都要经过检查,而手术帮助很多病人减轻了痛苦。他说,今年早些时候,医院向接受过脑手术的患者家庭发放了500多份问卷,询问病人手术后的日常活动──比如跟朋友谈话、乘车、购物──及总的生活状况是否有改善。调查收到了317份答卷,王大夫和同事根据答案对每位病人的病情按五分制逐一打分、对照。他说,根据打分,他们认定93%的受访病人现状有了改善。

但患者邓坚的家人说,她的病情没有好转。他们起诉了四五四医院。

今年42岁的邓坚20多岁的时候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2004年她接受了立体定向多靶点毁损手术,但手术过程中发生脑出血,现在,她右腿需要借助支架才能站立,右臂没有了知觉,另外她还唾液分泌失调,需要不停地往一个痰桶里吐口水。

她的父亲邓隽回忆说,以前,邓坚能自己骑车到离家不远的中山陵去玩。母亲冉玉华说,手术前,她头脑是有问题,不过生活还能自理,但手术之后,她什么也做不了了,就连拧毛巾或穿衣服这么简单的事都不行。

冉玉华记得,到四五四医院登记住院的那天早上,他们看了有关手术风险的资料。她当时问医生,“脑出血”是什么意思。她说,王大夫一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催她赶快交钱。冉玉华说,当时王一芳说:快点快点,否则就来不及了。我们还有其他手术要做。

但王一芳否认他当时曾催促邓坚家人快做决定的说法。他说:这么说就不公平了。他们到医院后,我们多次告诉他们手术可能存在的风险。他说,必要的检查就要三到四个小时,包括心电图、X光胸片、肝功能和大脑CT扫描等。

他说,邓坚的问题是手术并发症造成的,这样的病例极少。

邓坚家庭向南京白下区人民法院起诉了四五四医院,要求该院赔偿手术费、护理费和伤残赔偿等共计约570,000元。据邓家出示的法院文件显示,今年5月,法院判决邓家胜诉,并判四五四医院赔偿364,091.20元。白下区人民法院审判长方建国证实了5月份的判决。法院在判决书中也指出,邓坚家属当初应对手术风险有更充分的考虑。

除四五四医院外,还有其他一些医院也在通过脑部手术治疗精神疾病。比如陕西宝鸡的解放军第三医院。据该院一名医生说,他们医院共完成了800多例此类手术。沈阳的解放军四六三医院称,从2001年起,他们做过的这类手术累计已有2,000多例,几乎所有患者都反映术后病情有改善。

解放军第三医院姜克明大夫说,在美国,精神病人能找到专业的治疗机构,但在这里,大多数病人没有依托,对社会安全构成了威胁,他们会作出打骂别人、放火烧东西等举动。患者家庭急切希望能让他们通过手术得到治疗。

长沙湖南脑科医院及广州空军医院也都做这类脑手术。据医院方面的人说,他们每年要完成至少100例这样的手术。也有医生给病人用药物治疗精神疾病,但很多时候,高昂的药费限制了药物治疗的推广。

米战涛的父母最早注意到儿子有异常是在2004年夏天,当时21岁的米战涛突然连续几天高烧不退,随后开始失眠、经常感觉身体不 。他母亲孔令霞说,他整日精神抑郁、喜怒无常。

不久,他不再到父亲工作的玻璃厂实习了。父母随后带他看了好几家医院。有的医院说他有精神问题,但没有更具体的诊断结论;上海和北京的医生看了他的脑部扫描后告诉他父亲,没什么可担心的。

米战涛有个姨妈住在上海,有一天,她给米战涛母亲寄去了一份2004年7月16日的《扬子晚报》,上面有一篇题为《七年“武疯子”终于醒啦》的报导。文中介绍四五四医院开展的一项脑部新手术效果很好,还提到一位22岁的患者在施行手术后病情大为改善的例子。文章引述王一芳大夫的话说:该上学的上学,该工作的工作,不会跟正常人有什么两样。

正担心儿子病情会越来越重的孔令霞心想,这种手术或许对儿子有帮助。2005年10月,他们从银行里取出一家人全部的29,000元存款,还向亲戚和以前的老同学借了一些钱,凑足了手术费。几百张钞票被他们藏在毯子和衣服里。10月9日,他们带着这些钞票登上了去南京的火车。

第二天早晨,孔令霞夫妇带儿子到了医院。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到这里。医生随即让他们交钱登记。

其中一位医生递给孔令霞一份诊断报告,让她签字。满满一页的报告上列出了米战涛的一些具体症状,并将他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孔令霞夫妇以前从没听到过这个术语。报告的复印件显示,其中还有诸如米战涛经常“打骂”家人、“乱摔东西”、有幻听现象等病症描述内容。

孔令霞说,当时她根本没有好好看报告,但还是按医生要求签了字。从报告复印件上可以看到末尾有她的亲笔签名和“情况属实”字样。但她现在说,报告内容根本就是医生自己编的,她和她丈夫从没反映过儿子在家里打他们或摔东西的情况。王一芳对于下属编造诊断报告的说法予以了否认。

孔令霞签完字后,护士很快将她儿子安置到一辆担架车上,并用带扣把他固定起来。她说,她当时还以为是要给儿子作检查。她说:“他们至少应该让他先住几天院再说啊。我们当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王一芳说,带患者来做手术的家庭大多数都要求他“尽快手术”,因为病人很难控制。

医院方面出具的治疗报告上描述了米战涛做手术时医生在其头部四周固定支架及在脑颅上钻洞的情况。王一芳说,做手术时,他把一根顶端加热到摄氏80度的针探进脑颅,然后用大约一分钟时间破坏掉里面的某个特定部位的组织。

当天下午三点左右,护士用担架车推着米战涛出了电梯。当晚,米战涛突然醒过来,然后开始呕吐。孔令霞说,当时医生告诉她,呕吐是正常现象,手术是按计划进行的。

她说,儿子的两个耳朵都在出血。在接下来的五天时间里,他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即使是清醒的时候,他的右臂也没有知觉,说话含糊不清。

王一芳则说,他当时检查了医院纪录,从上面看,米战涛出院的时候情况挺好。不过他也说,这种手术对某些人可能没什么效果。

孔令霞说,手术几个月后,也就是2006年2月春节期间,她发现儿子站在阳台上(他们住在六楼),茫然地看着附近的街道,工人们正在那里雕石刻。她说,当时儿子的脖子上缠着电线,后来儿子告诉她,当时他想自杀的。

8月份,米战涛在父母陪同下到解放军一二三医院作了检查。医院对他进行了高压氧仓治疗和理疗,试图帮助他缓解脑损伤。据该院神经科医生吴倩说,这些损伤或许与手术有关。

米战涛的母亲看着坐在椅子上摇来摇去不停眨着左眼的儿子说,他以前不像这样。“以前他就不大爱说话,可现在,他就是说话也没人听得懂。”来源 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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