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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成瘾,一个被放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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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家朱德庸的最新漫画系列,取名《大家都有病》。听起来,似乎是一句调侃。不过自从最近传出“每天上网超过六小时就属于精神疾病”的标准以后,早已离不开网络的现代人不自觉地进行了“对号入座”:难不成大家都成了精神疾病患者?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 宾:杜骏飞(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事实上,自从进入互联网社会以来,各方对网络的质疑和担忧从未停止过。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现代人越来越依赖网络,网络正全方位地渗透到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娱乐中。

  支玲琳:对于新出的网瘾界定标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荒谬”。您觉得惊讶吗?

  杜骏飞:网瘾界定标准是学术界的老话题,我并不惊讶,但是对此次所谓标准的细节存疑。网络成瘾综合征是一个国际化的学术术语,简称IAD(InternetAddic-tionDisorder)。早在1995年,美国医学界就对IAD提出了七项标准,而且这七项标准都有着非常复杂的规定。这些年来,围绕着IAD该怎么定义,如何规范治疗,有无数争议。在西方存在两大阵营,一派是“举轻若重”,对IAD非常恐慌;而另一派则是“举重若轻”,从根本上就非常反对网络沉溺这个词,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泛化而夸张的提法。在研究起步较早的美国,对IAD这个概念仍是在探索中。我们如果现在就急着要下一个定义,并作为医学治疗标准向全社会推广,会不会过于草率呢?

  现在学术上存在一种浮躁的病症。有些概念和标准,在没有经过完备的论证、严格的实验,并且还没有被社会及科学界认可的背景下,就贸然提出要推广应用。如果只是学术论文,这无可厚非;但一旦制定标准甚至治疗患者,那就是全社会的事了。对网瘾议题固然可以做医学上的诊断,但仍然必须依赖其他科学系统的判断,如果论及矫正治疗,还必须征求社会科学家的意见。如今在美国的心理学界和医学界,对IAD的研究已经上升到了统合性研究的阶段,涵盖医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教育学的方方面面。如果把一个跨学科的问题,简化为一个纯医学的概念,然后自说自话开始开全社会的药方,那是很危险的。对民众来说,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心理危机、家庭纠纷和社会恐慌。

  支玲琳:面对如此低的网瘾“门槛标准”,很多年轻网友反而“释然”了———因为身边有太多的同类。还有网友对医学人士急于给网瘾定标准的行为进行了戏谑,认为定标准的人并不了解网络世界。与此同时,也有心理学家认为,网瘾,其实是一个被夸大的问题。您对此怎么看?

  杜骏飞:对于网瘾的判断和定义,首先要回溯到对网络的使用和对网络社会的定义和判断。毫无疑问,与上个世纪相比,人类的日常行为发生了很大扭转。一些行为习惯如果从前现代的视角来审视,无疑是有很多不正常、甚至科幻的特征。但人们对信息的依赖,对虚拟生活的日益依赖,已经成为大趋势。如果说人类社会存在什么网络依赖的话,那么这种依赖症在未来只可能“加重”,不会“减轻”。

  其实,来自人文关怀意义上对于人类信息行为改变的恐慌,每个时代都会有,并不是互联网时代的新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刘文正不是有首歌就叫《电动玩具》,里面唱道,“电动玩具乒乓地跳,点唱机又吼又叫,少年们手动心也跳……从早到晚孩子找不到,气得把嘴唇天天咬”;还有罗大佑也唱过,“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虽然时代不同,但是这种焦虑是共通的。这其实无可厚非,但要知道,反应过度也不是一种好的教育方针。而且即便存在标准的网络成瘾患者,也要注意如何归因、如何教育、如何矫正和如何治疗等问题,他们本人可能并不是主要诱因,而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比如,缺乏家教,缺乏精神寄托,缺少良师益友,又或者某些游戏具有腐蚀性、依赖性。特别是未成年人,正处在受教育期,所以对他们的管束和所谓医疗应该上溯到对整个社会环境的治理。

  支玲琳:以前我们认为,网瘾问题可能主要发生在青少年身上,但是按照这个网络成瘾标准,成年人也有“危险”。在现在很风靡的开心网上,有些白领“争车位”、“买卖奴隶”,玩得不亦乐乎。对于身处其外的人来说,可能确实很难理解,这种虚拟生活的魅力究竟何在。

  杜骏飞:对网络的使用和依赖程度,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一种是对像淘宝网这样的购物网站的依赖,这是一种典型的功能性使用。就像有些科学家对数据库的依赖,学生对搜索引擎的依赖,家庭主妇对电话购物的依赖,这个说到底是一种路径依赖,其实很正常。

  第二种,就是你说的开心网这种情况。在开心网上买卖奴隶、争车位,其实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网络迷恋,实际上是一种玩家的成就感。比如我要挪车位,因为这样我就能挣钱,挣钱了就可以买虚拟汽车。这个过程跟下围棋,赢了人家一盘棋是同样的道理。我自己也登录开心网,这其实是一种新型的网络应用SNS(SocialNet-workingServices),属于真人实名化的网络交际方式。而所谓的买卖奴隶和争车位,不过是这个游戏中的小插件而已。

  但是第三种属于比较极端的,就是沉溺症。属于“只及虚拟一点,不及现实其余”,最终完全对现实生活产生了遮蔽,行为和认知心理产生了偏执和强迫性。比如一个人对买卖奴隶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一定要买到最贵的那个,否则就很难受;或者必须在游戏中生活,否则就很痛苦。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人实际上已经具有了病态人格,不能操控自己,那就很危险了。

  这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情形,研究者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更不能急于用一个网络成瘾综合征给大量的网络使用者贴标签,然后急于为大量所谓患者提供纯医学的治疗方案。

  支玲琳:畅销书《数字化成长》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人们一直担心互联网会对年轻一代造成伤害,但事实是,孩子们很好。而且,在网络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网络一代”,将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一代。您怎么看呢?

  杜骏飞:我同意文明进化论的思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人类选择了新媒体和网络时代,是一种进化而不是退化,这是很清楚的。既然是进化,那么就应该对越来越依赖互联网的下一代持有起码的信心,并且任何判断与批评都要基于足够审慎和科学的观察。所以,一句话:网络成瘾是一个复杂问题,尝试简单解决方案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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