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土耳其之自相矛盾的任务

【新三才网讯】去年3月,谷歌的首席法律顾问代表尼可·王(Nicole Wong)发现土耳其网民在YouTube上的活动大幅下降;据媒体报道,土耳其政府几乎对所有土耳其网民屏蔽了这个视频网站.由于在YouTube网站 上发现了一些侮辱当代土耳其建国领导人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图克(Mustafa Kemal Ataturk)的视频,一名土耳其法官下令全国所有的电信运营商屏蔽YouTube,因为侮辱领导人在土耳其是违法的.

　　然而,土耳其政府显然并不知道 YouTube已经被谷歌收购了,因此没有通知谷歌这一行动.尼可·王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些违反土耳其法律的视频,然后开始紧张地给伦敦和土耳其的谷歌法律顾问打电话,而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已经站满了愤怒的示威者.最后,王和她的几个同事得出结论,这段引发土耳其众怒的视频其实是一段仿造的新闻,内容是:“ 今日新闻:基马尔·阿塔图克是同性恋!”这段视频是希腊的足球迷们上传的,就是想拿他们的对手土耳其开开玩笑.

　　王和她的律师同事们请求土耳其政府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因为YouTube的用户已经主动把最初的那一段对土耳其领导人不敬的视频被删除了.但是那段视频删除之后,土耳其执政者又提出,还有几十段视频对阿塔图克或对“土耳其民族”进行了攻击.他们所指的这些视频包括库尔德民兵征兵的视频,库尔德伦理视频,以及其他影射阿塔图克性取向的视频,其中有个视频是把阿塔图克的形象合成在了电视真人秀《粉雄救兵》(Queer Eye for the Straight Guy)的角色(同性恋角色)身上.王最近告诉我:“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家看到了67个不同内容的土耳其视频.”

　　把这些视频翻译成英语之后,王和她的同事们开始把这些视频归类:违反土耳其法律的;违反YouTube用户守则(允许发表政治演讲,但不可发表仇恨言辞)的;还有一些则是谷歌和YouTube应该维护的.王和谷歌的最高层法律同事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内部辩论.谷歌的全球公共政策主管安德鲁·麦克劳格林(Andrew McLaughlin)是个激进的民主自由人士,他认为公司应该尽可能维护人们的话语权.而谷歌的首席法律顾问肯特·瓦克(Kent Walker)则更实际,他考虑的是谷歌土耳其办公室那几十名员工的安全.最后,权衡这些因素和其他竞争型考虑的重任落在了尼可·王身上.她的同事开玩笑称她为“决定者”,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就曾经这么形容过自己.

　　土耳其之争

　　王决定,谷歌将利用IP锁定技术,阻止用户播放那些明显违反土耳其法律的视频,但是这仅在土耳其境内适用.有一段时间,土耳其的法官们都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就重新开放了YouTube.但是去年6月,土耳其掀起了一场维护政教分离标志物的运动,一名土耳其检察官做出了一个强硬的要求:谷歌必须在世界范围内阻止用户上传或浏览这些恶意视频,以保障生活在其他国家的土耳其人民的权利和感受.谷歌拒绝了这一要求,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无权为全世界的网民设限.然而土耳其政府无动于衷,继续在国内屏蔽了YouTube.

　　王女士和她的同事们是这样回复的:“YouTube鼓励言论自由,维护每个人发表非主流观点的权利.”到了9月,谷歌和YouTube发表了新指导方针,禁止视频“试图煽动暴力”.

　　然而即使在日常的案例中,决定一个视频的内容是否令人厌恶也绝非易事.我参观YouTube的时候,管理人员让我观看了一个被标记的法国视频,里面是一个弯着腰的男人.他是在咳嗽、忍受疼痛,还是在演戏?这很难一下子判断.YouTube的经理们说他们会把这个视频发给一个法语小组做鉴定,但即使这个小组决定换下这个视频,理由可能永远也不会公开.

　　正如法学教授蒂姆·吴所说,你得先是个君主制主义者才能去相信谷歌,相信王女士和她的同事们能体验到那种“伴君如伴虎”的谨慎.

　　不切实际的决定者

　　与大多数谷歌开展业务的国家相比,谷歌对于言论自由要友好得多.但就连许多对王女士和她的同事们的工作成果印象深刻的人也觉得谷歌这种“决定者 ”的模式在长期看来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宽带用户正在迅速增多,而仅凭这么小的一个团体去为全世界的言论“把关”很不现实.我问王女士她是否认为“决定者” 模式是长期可行的,她也回答说不,这让我很惊讶.她说:“我认为'决定者'模型存在不一致性,因为因特网很广阔,而谷歌不是其中唯一的决定者.”

　　吴先生告诉我:“现在我们相信谷歌是因为它很优秀,当然,我们也冒着哪一天谷歌就完蛋了的风险.” 他认为,当谷歌允许它的自动“网页爬虫”程序或“间谍搜索” 程序被用于实施法律或保护国家安全时,它的日子也就到头了.“在打击恐怖主义和安抚专制政府的重压之下,谷歌可能会追踪我们搜索的所有信息,用gmail 发送的所有邮件或者在谷歌文件中写的所有内容来查出我们是谁,想干什么.”他说, “这会让在因特网上发表自由言论变得更加恐怖.”网络言论自由不仅涉及到像谷歌这样的公司选择让我们看见什么或阅读什么,还涉及到我们书写、搜索和浏览的内容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

　　隔离信息,或者更先进的净化信息是网络时代保护隐私和言论自由的最好方式:这也是确保政府官员无法强迫像谷歌和Yahoo这样的公司公布用户信息的唯一方式.由于拒绝谈论其数据净化政策,谷歌遭到了像隐私国际(Privacy International)这类隐私倡议团体的怀疑.谷歌于9月宣布它将把存放于其服务器日志中超过9个月的IP地址变为匿名.但直到那个时候,它都会继续储存关于其用户搜索结果和浏览习惯的大量信息.吴先生表示,如果这些信息落入了他人之手,将会是隐私和言论自由的大劫难.

　　不确定的未来

　　“'顾客是上帝'的理念已经改变了言论自由的含义.”吴先生谈到网络时代时激动地说.但谷歌并不仅仅是一个中立的承载独立用户的平台.吴先生说,谷歌在未来可能会调整它的搜索结果,优先显示对自身媒体产品有利的链接,或“埋葬”它的竞争对手.如果谷歌因为经济原因允许它的搜索结果带有偏见,那么我们认为谷歌是一个中立的工具的观点将会改变.唯一的编辑应是一种中立的运算法则.但如果连运算法则也带有偏见,这整件事就太狡猾了.

　　“在微软的全盛时期,人们害怕其操作系统的所有者们会利用产品的垄断地位去排挤竞争者.”斯坦福法学院的互联网学者劳伦斯·莱斯格 (Lawrence Lessig)说,“那与人们现在对谷歌的恐惧相比微不足道.谷歌在极大程度上控制着一个含有全世界数据的平台,它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增强对潜在数据的控制.如果整个游戏都是为了增加市场份额,那你就很难玩得好,也很难使信息收集的方式不引起人们对个人隐私的担忧或帮助专制政府屏蔽有争议的信息.”

　　考虑到王女士和她的同事们相互矛盾,有时甚至自相矛盾的任务——既遵守当地法律,无论压迫与否,又确保信息无边界;既不作恶,又在一个邪恶的世界中无处不在,他们的成绩是令人瞩目的.公司提倡言论自由的长期使命被置于了眼前的金钱利益之上.但他们不会永远在谷歌工作,如果历史有一些指导意义的话,他们最终会被更看重公司利润的律师所替代.“我们处在新技术发展的黎明.”沃克对我说,他所指的不仅仅是谷歌,还有我们如今在网络上进行互动的各种方式.“人们尝试用最好的比喻描述它,却发现找不到一个适合的.我们造了这艘宇宙飞船,却不知道它把我们带向何方.”

　　(杰弗里·罗森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教授,经常为杂志投稿.他最新出版的一本书叫做《最高法院:定义美国的个性与对抗》.)

　　NYT殷鹤 刘颖 译

　　文/《财富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