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 生 命 册 上(图)

生 命 册 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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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上海,是一九二六年的春天,“五卅”的风暴已经过去,抵货运动成了尾声,原先改用招牌、冒称国产的英日货,此刻又渐渐的恢复本来面目,连最犯忌的仁丹胡子和太阳商标,也都重新露脸,再度登场。总之,不到半年工夫,大家又忘得干干净净,剩下一些老实人,先前因为激于义愤,把英日制造的日用品,成堆烧掉,这回自觉上了大当,在那里唉声叹气,悔之不迭了。    

不觉得上当,且还继续保持着敌忾的,是一些年轻的学生。拉铁摩教授说过,“学生运动是现代中国发展的潮汐表”。这句话很不错。由我看来,以此测量,简直比调查报告人类还可靠。五月一到,租界上的情形紧张起来,那些“三道头”和特别巡捕都来布了岗,有时还有手执长枪的印度骑队,在热闹的马路上往来巡逻,倘不是时间过了中世纪,那就一定会当作是堂吉诃德学校里的高材生,学会了老师的一套,到这殖民地的上海,来和“风车”什么决斗了。    

然而学生们也实在难应付。时代的力量使“风车”转动着,硬加阻挠,难免被卷到半空,远远的抛掷出去,连脊梁骨也要折断了。蒙底尔郊外的风车在堂吉诃德先生眼里是巨人,新中国的学生运动呢?也是的。    

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三十日那天,学生们为了纪念惨案的周年,便到南京路一带去讲演,当时的情形也和现在的不两佯:军警布防,如临大敌,不过这回已经收起机关枪,却以水龙头代替,虽然扫射得淋漓尽致,只不敢像上年那样的撒野,捉去学生,当即释放,也没有像今年那样的要担保。那时候,国民党员是有的,然而被称作“革匪”,生命财产都不值钱,连做保人的资格也没有。    

我住在南京路,离惨案发生的地点不远,虽然时隔一年,血迹早经洗去,群众却依然涌到这地方,牺牲是一种美德,它牵住被压迫者的心,使大家产生宗教的虔诚。他们涌过去,于是被浇射,被捕捉了;他们又一次涌过去,于是又一次被浇射,被捕捉了,自晨至暮,我一直为此激动着。    

我突然明白了先前化装募捐的意义。    

被捕释放的学生里,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学校,第二天,捕房送来名单,他立刻被叫到校长室,开除了。据说校长的话很简单:你既然反对英国人,就不必到我们英国人的学校里来读书。    

自然,这理由是易于驳倒的:第一,学校由工部局主办,用的是华人的税款,虽然校长和多数教员属于英国籍,却不能算是英国人的学校;第二,即使在英国人办的学校里,也不妨反对英国人,不是在唐宁街统治下,也有英籍的反对党吗?然而那位同学不申辩,他大概已经倦于所获得的教育,挟起书包,默默地走掉了。  “你不要看得做诗是这样容易哟!”    

这真是一个大霹雳,连呼吸都给镇住了。    

我于是把这册不成样的东西烧掉。又开始读诗,也买书。从饱墨斋抱回一堆南社诗文集,夜阑披读,春寒未已,真有点青灯苦修的滋味。然而,曾几何时,我的兴趣又慢慢改变,由于南社几位先生的倡导,从诗歌转到掌故,留心起所谓野史来。这一转变,使我有从更多的角度来观察学校的机缘。对洋老师们的措施,不免时怀二心;并且更牵情于被开除的同学,默默地惦记着,崇拜着了。    

我来自乡村,英语的根底比较差,上课听讲,一开头很吃力,第二年开始,总算有点习惯了,但也随即成了英语课上的“闹客”。“闹客”一词,义出  naughty,即是成绩过得去,却又相当顽皮的意思,我们一星期共上五天课,两天半是中文,两天半是英文。上半星期我是好学生,循规蹈矩;星期三下午一到,洋老师在教室出现,我就下大安分了。我承认自己是有些恶意的,一半由于野史的熏染,另一半呢,则是出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的启发。    

我无法拒绝时代潮流的冲击。    

当我们的学校还在用体罚,授四书,同时又教着一种专为印度和中国孩子编订的《英语读本》时,北伐军已经占领上海了。我记不清那是星期几,总之,是在勃朗夫人的文法课上,正演着语句的分析,做完二题,街上就传来一阵阵的枪声。    

“二十一号!”勃朗夫人叫。    

这是我的学号,我于是站起来,说道:    

“夫人,您听到街上的枪声吗?”    “听到的。”她镇静地回答,“可是我要你分析第三题,先指出句中的动词!”    

她的嘴向黑板上一努,黑板上写的是:And  whosoever  was  not  found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was  cast  into  the  lake  of  fire  .    

这是《圣经》上的句子,曾在什么地方读过的。我略一沉吟,就演讲似地回答起来,用着不很纯粹的英语。    

“在我开始分析之前,”我说,“先得把这句话的意义弄清楚。这是灵魂受审时的规则: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现在,火湖就在眼前,可是我们的名字呢?题在生命册上了吗?”    

也许是我的英语坏,不合文法,也许是这突然的申说使勃朗夫人吃惊,她睁大眼睛,发愣地盯住我。    

枪声更紧密了。    

校长先生恰在这时推进门来,他向勃朗夫人点点头,然后面向大家:    

“孩子们,”他说,“我们必须在十分钟内把学校结束,这儿离车站太近,暴动在那边进行,说不定会演成战争的。收拾起来,我备了大卡车,送你们路远的回家。”    

他说完做了个包书的手势。    

劈劈啪啪,一阵台板响,我们收起书籍,还不到两分钟,已经在操场上列队,准备登车回家了。我因为住在车站附近。一个人独自走回去。    

已经是三月下旬了,天气还没有转暖,我折入小巷,走在一条通向车站的路上。腋下夹着自己爱读的诗集和野史。迎面来的,都是些携带箱笼,往南逃难的同胞,枪声一响大家就靠墙歇脚,躲避起来,直等声音稍远,才又快步疾走的窜出去,他们的乐土是苏州桥以南的租界。    

往常来来往往扰攘着人群的界路①,此刻完全寂静了。远望火车站内,可以看到黄色衣服的侉子,正在把杂物搬上车去。五省联军总司令②还剩下半个江苏,虽然李宝章的大刀队很威武,可是杀了一阵,也只得“滚他妈的”逃走拉倒了。    

我没有碰到北伐军,只在宝山路上,看见几个便衣的工人,他们是带着枪械的,但也不像预备和北兵去打仗。这实在使我很失望。车站的上空卷起尘头,枪声响处,也时时冒起一些烽烟,可是谁都知道,这是撤退时必有的一手,用以掩护奸淫掳掠的。时代是一个火湖,贮满了光明和黑暗,正义和罪恶,熊熊地燃烧着。    

这时,除了渐渐疏落下去的枪声外,世界便显得分外静。    

我感到无聊,预备返身回家,突然,三百码外,一个黑影投向车站,仿佛离弦的箭,刚近铁栅,就听见啪的一下,倒下了。从倒下去的熟识的背影中,我认出这是我的同学,那个因纪念“五卅”而被开除的同学。    

我惊叫一声,全身的血沸腾了。    

侉子们赶过来,工人也开始还击,当我被迫离开这个危险区域时,还不时回过头去,恋恋地看着扑在地上的尸体。    

他姓顾,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在年龄上,他似乎长出我许多,然而他确是我的同学。半年来时时扣往我的心弦,引起我对于时代的思索,对于未来的憧憬的,就是他。开除后我曾打听过他的消息,一直没有音讯,谁知道再度碰到,他的躯体已经横在历史的面前了。    

压迫是必须以反抗来结束的。从模糊的泪眼望出去,我的确瞧见一个人湖,烈焰在我前后左右激荡。而生无所畏,将自己的姓名题在生命册上,在我幼稚的心灵中,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为勇敢的一个。                               

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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