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 丙午丁未年纪事之一

丙午丁未年纪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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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风狂雨骤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也就是阴历丙午年的六月,我下班回家对默存说:”我今天’揪出来了’,你呢?”

他说:”还没有,快了吧?”

果然三天后他也”揪出来了”.

我问默存:”你是怎么’揪出来’的?”

他也莫名其妙。”大概是人家贴了我几张大字报。”

我倒记得很清楚。当时还没有一张控诉我的大字报,不过我已早知不妙。一次,大会前群众传看一份文件,传到我近旁就跳过了我,好像没有我这个人。再一次大会上,忽有人提出:”杨季康,她是什么人?”并没有人为我下定义,因为正在检讨另一”老先生”.会后,我们西方文学组的组秘书尴尬着脸对我说:”以后开会,你不用参加
了。”我就这样给”揪出来了”.

“揪出来”的算什么东西呢,还”妾身未分明”.革命群众天天开大会。我门同组”揪出来”的一伙,坐在空落落的办公室里待罪。办公室的四壁贴满了红红绿绿的”语录”条,有一张上说:拿枪的敌人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一位同伙正坐在这条语录的对面。他好像阿Q照见了自己癫痢头上的疮疤,气呼呼地换了一个坐位。好在屋里空位子多的是,我们是有自由随便就坐,不必面对不爱看的现实。

有一天,报上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我们在冷冷清清的办公室里正把这个文件细细研究,窃窃私议,忽被召去开大会。我们满以为按这个指示的精神,革命群众该请我们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不料大会上群众愤怒地控诉我们种种罪行,并公布今后的待遇:一,不发工资,每月发生活费若干元;二,每天上班后,身上挂牌,牌上写明身份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三,组成劳动队,行动听指挥,并由”监管小组”监管。

我回家问默存”你们怎么样?”当然,学部各所都是一致的,我们俩的遭遇也相仿佛。他的专职是扫院子,我的专职是扫女厕。我们草草吃过晚饭,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样,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外文所规定牌子圆形,白底黑字。文学所规定牌子长方形,黑底白字。我给默存找出一块长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了个圆圈剪下,两人各按规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工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我们都好像阿丽思梦游奇境,不禁引用阿丽思的名言:”curiouser and curiouser !”

事情真是愈出愈奇。学部没有大会堂供全体开会,只有一个大席棚。有一天大雨骤冷,忽有不知何处闯来造反的红卫兵,把各所”揪出来”的人都召到大席棚里,押上台去”示众”,还给我们都带上报纸做成的尖顶高帽。在群众愤怒的呵骂声中,我方知我们这一大群”示众”的都是”牛鬼蛇神”.我偷眼看见同伙帽子上都标着名目,如”黑帮”、”国民党特务”、”苏修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等。我直在猜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散会我给推推揉揉赶下台,可是我早已脱下自己的高帽子看了一眼。我原来是个”资产阶级学者”,自幸级别不高。尖顶高帽都需缴还。

帽子上的名目经过规范化,我就升级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默存一样。

我和同伙冒雨出席棚,只愁淋成落汤鸡,不料从此成了”落水狗”,人人都可以欺凌戏侮,称为”揪牛”.有一天默存回家,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这就是所谓”怪头”.幸好我向来是他的理发师,赶紧把他的”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那个”十”字,听说他的一个同伙因为剃了”怪头”,饱受折磨。理发店不但不为他理发,还给他扣上字纸篓子,命他戴着回家。

我的同伙没遭这个恶作剧,可是宿舍大院里立刻有人响应了。有一晚,同宿舍的”牛鬼蛇神”都在宿舍的大院里挨斗,有人用束腰的皮带向我们猛抽。默存背上给抹上唾沫、鼻涕和浆糊,渗透了薄薄的夏衣。我的头发给剪去一截。斗完又勒令我们脱去鞋袜,排成一队,大家伛着腰,后人扶住前人的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打。发号施令的是一个”极左大娘”–一个老革命职工的夫人;执行者是一群十几岁的男女孩子。我们在笑骂声中不知跑了多少圈,初次意识到自己的脚底多么柔嫩。等我们能直起身子,院子里的人已散去大半,很可能是并不欣赏这种表演。我们的鞋袜都已不知去向,只好赤脚上楼回家。

那位”极左大娘”还直在大院里大声恫吓:”你们这种人!当心!把你们一家家扫地出门!大楼我们来住!”她坐在院子中心的水泥花栏上侦察,不时发出警告:”X门X号!谁在撕纸?””X门X 号!谁在烧东西?”一会儿又叫人快到大楼后边去看看,”谁家烟筒冒烟呢!”夜渐深,她还不睡,却老在喝问:”X门X号!这会儿干吗还亮着灯?”第二天清晨,我们一伙都给赶往楼前平房的各处院子里去扫地并清除垃圾。这是前夕不知谁下的命令。我去扫地的几处,一般都很体谅。有的说,院子已经扫过了,有的象征性地留着小撮垃圾给我们清除。有一家的大娘却狠,口口声声骂”你们这种人”,命我爬进铁丝网拦着的小臭旮旯,用手指抓取扫帚扫不到的臭蛋壳和烂果皮。押我的一个大姑娘拿一条杨柳枝作鞭子,抽得我肩背上辣辣地痛。我认识她。我回头说:”你爸爸也是我们一样的人。”因为我分明看见他和我们一起在席棚里登台示众的。那姑娘立起一对眼珠子说:”他和你们不一样!”随手就猛抽一鞭。原来她爸爸投靠了什么有权力的人,确实和我们不一样了。那位姑娘的积极也是理所当然。

宿舍大院的平房里忽出现一个十六七岁的红卫兵。他星期日召集大楼里的”牛鬼蛇神”去训话,下令每天清早上班之前,扫大院、清除垃圾,还附带一连串的禁令:不许喝牛奶,不许吃鱼、吃肉、吃鸡蛋,只许吃窝窝头、咸菜和土豆。当时已经有许多禁令,也不知是谁制定的,如不准戴草帽,不准撑阳伞,不准穿皮鞋等等。我们这群”牛鬼蛇神”是最驯良、最和顺的罪犯,不论谁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为一经”揪出”,就不在人民群众之中,而在人民群众之外,如果抗不受命,就是公然与人民为敌,”自绝于人民”.”牛鬼蛇神”互相勖勉、互相安慰的”官话”是”相信党,相信人民”,虽然在那个时候,不知有谁能看清党在哪里,人民又是谁。

“极左大娘”不许我家阿姨在我家干活,因为她不肯写大字报骂我。可是她又不准阿姨走,因为家有阿姨,随便什么人随时可打开门进来搜查。默存的皮鞋领带都给闯来的红卫兵拿走了,又要拿打字机。阿姨撤谎说是公家的,没让拿。我教阿姨推说我们机关不准我家请阿姨,”极左大娘”只好放她走,我才关住了大门。阿姨临走对我说:

“你现在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了–不过,还是好人多。”这当然是她的经验之谈,她是吃过苦的人。我常想,好人多吗?多的是什么样的好人呢?–“究竟还是坏人少”,这样说倒是不错的。

“扫地出门”很多地方实行了;至少,造反派随时可闯来搜查。家家都有”罪证”得销毁。宿舍里有个”牛鬼蛇神”撕了好多信,不敢烧,扔在抽水马桶里。不料冲到底层,把马桶堵塞了。住楼下的那位老先生有幸未列为”权威”,他不敢麻痹大意,忙把马桶里的纸片捞出漂净,敬献革命群众。这就引起宿舍里又一次”揪斗”.我回家较晚,进院看见大楼前的台阶上站满了人,大院里也挤满了人,有坐的,有站的,王大嫂是花匠的爱人,她一见我就偷偷向我摆手。我心知不妙,却又无处可走,正迟疑,看见平房里的张大妈对我努嘴,示意叫我退出去。可是”极左大娘”已经看见我了,提着名字喝住,我只好走上台阶,站在默存旁边。

我们都是陪斗。那个用杨柳枝鞭我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把两名陪斗的老太太和我都剃去半边头发剃成”阴阳头”.有一位家庭妇女不知什么罪名,也在我们队里。她含泪合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着求告,总算幸免剃头。我不愿长他人志气,求那姑娘开恩,我由她剃光了半个头。那是八月二十七日晚上。

剃了”阴阳头”的,一个是退休干部,她可以躲在家里;另一个是中学校长,向来穿干部服、戴干部帽,她可以戴着帽子上班。我没有帽子,大暑天也不能包头巾,却又不能躲在家里。默存急得直说”怎么办?”我持强说:”兵来将当,火来水挡;总有办法。”我从二楼走上三楼的时候,果然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来。我女儿几年前剪下两条大辫子,我用手帕包着藏在柜里,这会子可以用来做一顶假发。我找出一只掉了耳朵的小锅做楦子,用默存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我想不出别的方法,也没有工具,连浆糊胶水都没有。我费了足足一夜工夫,做成一顶假发,害默存整夜没睡稳(因为他不会帮我,我不要他白陪着)。

我笑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果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只是变了样。我自恃有了假发”阴阳头”也无妨。可是一戴上假发,方知天生毛发之妙,原来一根恨都是通风的。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而且光头戴上假发,显然有一道界线。剪下的辫子搁置多年,已由乌黑变成枯黄色,和我的黑发色泽不同–那时候我的头发还没有花白。

来京串连的革命小将乘车不买票,公共车辆拥挤不堪,上车不易。我和默存只好各自分头挤车。我戴着假发硬挤上一辆车,进不去,只能站在车门口的阶梯上,比车上的乘客低两个阶层。我有月票,不用买票,可是售票员一眼识破了我的假发,对我大喝一声:”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我声明自己不是”黑帮”.”你不是黑帮是什么?”

她看着我的头发。乘客都好奇地看我。我心想:”我是什么?牛鬼蛇神、权威、学者,哪个名称都不美,还是不说为妙。”我心里明白,等车一停,立即下车。直到一年以后,我全靠两条腿走路。

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发就伸手来揪,幸有大人喝住,我才免了当街出彩。

我托人买了一只蓝布帽子,可是戴上还是形迹可疑,出门不免提心吊胆,望见小孩子就忙从街这边躲到街那边,跑得一溜烟,活是一只过街的老鼠。默存愿意陪我同走,可是戴眼镜又剃光头的老先生,保护不了我。我还是独走灵便。

我们生活上许多事都得自己料理。革命群众已通知煤厂不得为”牛鬼蛇神”家送煤。

我们日用的蜂窝煤饼,一个个都得自己到煤厂去买。咸菜、土豆当然也得上街买。卖菜的大娘也和小孩子一样尖利,眼睛总盯着我的假发。有个大娘满眼敌意,冷冷地责问我:”你是什么人?”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以后就和默存交换任务:他买菜,我买煤。我每天下班路过煤厂,买三块大煤、两块小煤,用两只网袋装了一前一后搭在肩上,因为我扫地扫得两手无力,什么都拿不动了。煤厂工人是认识我的。他们明知我是”牛鬼蛇神”,却十分照顾。我下班赶到煤厂,往往过了营业时间,他们总放我进厂,叫我把钱放在案上,任我自取煤饼。有一次煤厂工人问我:”你烧得了这么多煤吗?”我说:”六天买七天的,星期日休假”,他们听我还给自己”休假”,都笑了。往常给我家送煤的老田说:”干脆我给你送一车吧。”他果然悄悄儿给我送了一车。我央求他给李健吾和唐棣华家也送些煤,他也送了。这事不幸给”极左大娘”知道,立即带着同伙赶到煤厂,制止了送煤。

不久以后,听说”极左大娘”在前院挨斗了。据说她先前是个私门子,嫁过敌伪小军官。传闻不知真假,反正我们院子里从此安静了。有个丑丫头见了我就钉着臭骂;有位大娘公然护着我把她训斥了一顿,我出入大院不再挨骂。

宿舍大院里的暴风雨暂时过境,风势和缓下来,不过保不定再来一阵。”一切牛鬼蛇神”正在遭受”横扫”,我们得战战栗栗地待罪。

可是我虽然每天胸前挂着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众愤怒而严厉的呵骂声中,认真相信自己是亏负了人民、亏负党,但我却觉得,即使那是事实,我还是问心无愧,因为–什么理由就不必细诉了,我也懒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动”.打我骂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何况我所遭受的实在微不足道。至于天天吃窝窝头咸菜的生活,又何足以折磨我呢。我只反复自慰:假如我短寿,我的一辈子早完了,也不能再责望自己做这样那样的事;我不能像莎士比亚《暴风雨》里的米兰达,惊呼”人类多美呀。啊,美丽的新世界……!”我却见到了好个新奇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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