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 丙午丁未年纪事之三

丙午丁未年纪事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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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位骑士和四个妖精

“我变成“牛鬼蛇神”之后,革命群众俘虏了我翻译的《堂吉诃德》,并活捉了我
笔下的“四个大妖精”。堂吉诃德是一位正派的好骑士,尽管做了俘虏,也决不肯损害
我。四个大妖精却调皮捣蛋,造成了我的弥天大罪。不过仔细想来,妖精还是骑士招来
的。“罪证”往往意想不到。我白白的终夜睁着两眼寻寻觅觅,竟没有发现诺大四个妖
精,及早判处他们火刑。

我剃成阴阳头的前夕,出版社的一个造反派到学部来造反,召我们外文所的牛鬼蛇
神晚饭后到大席棚挨斗。(默存他们一伙挨斗是另一天,他们许多人都罚跪了。)我回
家吃完晚饭出门,正值暴雨。我撑着雨伞,穿上高统胶鞋,好不容易挤上公共汽车;下
车的时候,天上的雨水真是大盆大盆的泼下来,街上已积水成河。我赶到席棚,衣裤湿
了大半,胶鞋里倾出半靴子雨水。我已经迟到,不知哪儿来的高帽子和硬纸大牌子都等
着我了。我忙戴上帽子,然后举起双手,想把牌子挂上脖子,可是帽子太高,我两臂高
不过帽子。旁边“革命群众”的一员静静地看着,指点说:“先戴牌子,再戴帽子呀。”
我经他提醒,几乎失笑,忙摘下帽子,按他的话先挂牌子,然后戴上高帽。我不过是陪
斗,主犯是谁我也不清楚,觉得挨骂的不是我,反正我低头站在台边上就是了。揪斗完
毕,革命小将下了一道命令:“把你们的黑稿子都交出来!”

“黑稿子?”什么是“黑稿子”呢?据我同伙告诉我,我翻译的《吉尔·布拉斯》
“诲淫诲盗”,想必是“黑”的了。《堂吉诃德》是不是“黑”呢?堂吉诃德是地主,
桑丘是农民,书上没有美化地主,歪曲农民吗?巨人怪兽,不都是迷信吗?想起造反派
咄咄逼人的威势,不敢不提高警惕。我免得这部稿子遭殃,还是请革命群众来判定黑白,
料想他们总不至于把这部稿子也说成“黑稿子”。

《堂吉诃德》原著第一、第二两部各四册,共八册,我刚译完第六册的一半。我每
次誊清了译稿,就把草稿扔了。稿纸很厚,我准备在上面再修改加工的。这一大叠稿子
重得很,我用牛皮纸包好,用麻绳捆上,再用红笔大字写上“《堂吉诃德》译稿”。我
抱着这个沉重的大包挤上车,挤下车,还得走一段路。雨后泥泞,路不好走,我好不容
易抱进办公室去交给组秘书。我看准他为人憨厚,从来不“左得可怕”。我说明译稿只
此一份,没留底稿,并说,不知这部稿子是否“黑”。他很同情地说“就是嘛!”显然
他不赞成没收。可是我背后另一个声音说:“交给小C。”小C原是通信员,按“颠倒过
来”的原则,他是很有地位的负责人。原来那时候革命群众已经分裂为两派了,小C那
一派显然认为《堂吉诃德》是“黑稿子、该没收”。小C接过稿子抱着要走,组秘书郑
重叮嘱说,“可这是人家的稿子啊,只有这一份,得好好儿保管。”小C不答,拿着稿
子走了。我只好例抽一口冷气,眼睁睁看着堂吉诃德做了俘虏。那一天真是我不幸的一
天,早上交出《堂吉诃德》译稿,晚上给剃成“阴阳头”。

不久以后,一个星期日,不知哪个革命团体派人来我家没收尚未发表的创作稿。我
早打定主意,什么稿子都不交出去了。我干脆说:“没有。”他又要笔记本。我随手打
开抽屉,拿到两本旧笔记,就交给他。他说:“我记得你不止两本。”的确不止两本,
可是当时我只拿到两本。我说:“没有了”。那位年轻人也许本性温和,也许有袒护之
意,并不追问,也不搜查,就回去交差了。他刚走不久,我就找出一大叠整齐的笔记本,
原来交出去的那两本是因为记得太乱,不打算保留的,所以另放一处。

我经常失眠,有时精神不振,听报告总专心做笔记,免得瞌睡。我交出去的两本是
倦极乱记的,我不便补交,干脆把没交的一叠笔记销毁了事,这件事就置之脑后了。

一九六七年夏,我所的革命群众开始解放牛鬼蛇神。被解放的就“下楼”了。我是
首批下楼的二人之一。从“牛棚”“下楼”,还得做一番检讨。我认真做完检讨,满以
为群众提些意见就能通过,不料他们向我质问“四个大妖精”的罪行。我呆了半晌,丈
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哪里跳出来四个大妖精呢?有人把我的笔记本打开,放在我眼前,
叫我自己看。我看了半天,认出“四个大妖精”原来是“四个大跃进”,想不到怎么会
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我脑筋里一点影子都没有。笔记本上,前后共有四次
“四个大跃进”,只第二次写成“四个大妖精”。我只自幸没把粮、棉、煤、铁画成实
物,加上眉眼口鼻,添上手脚,画成跳舞的妖精。这也可见我确在悉心听讲,忙着记录,
只一念淘气,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可是严肃的革命群众对“淘气”是不能理
解的,至少是不能容忍的。我便是长了一百张嘴,也不能为自己辩白,有人甚至把公认
为反动的“潜意识论”也搬来应用,说我下意识里蔑视那位做报告的首长。假如他们
“无限上纲”——也不必“无限”,只要稍为再往上提提,说我蔑视的是“大妖精”,
也许就把我吓倒了。可是做报告的首长正是我敬佩而爱戴的,从我的上意识到下意识,
绝没有蔑视的影踪。他们强加于我的“下意识”,我可以很诚实地一口否认。

我只好再作检讨。一个革命派的“头头”命我把检讨稿先让他过目。我自以为检讨
得很好,他却认为“很不够”。他说:“你该知道,你笔记上写这种话,等于写反动标
语。”我抗议说:“那是我的私人笔记。假如上面有反动标语,张贴有罪。”他不答理,
我不服气,不肯重作检讨,自己解放了自己。不过我这件不可饶恕的罪行,并没有不了
了之。后来我又为这事两次受到严厉的批评;假如要追究的话,至今还是个未了的案件。

我说四个妖精都由堂吉诃德招来,并不是胡赖,而是事实。我是个死心眼儿,每次
订了工作计划就一定要求落实。我订计划的时候,精打细算,自以为很“留有余地”。
我一星期只算五天,一月只算四星期,一年只算十个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二百
个工作日,我觉得太少了,还不到一年三分之二。可是,一年要求二百个工作日,真是
难之又难,简直办不到。因为面对书本,埋头工作,就导致不问政治,脱离实际。即使
没有“运动”的时候,也有无数的学习会、讨论会、报告会等等,占去不少时日,或把
可工作的日子割裂得零零碎碎。如有什么较大的运动,工作往往全部停顿。我们哪一年
没有或大或小的“运动”呢?

政治学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也知道应该认真学习,积极发言。可是我认为学习
和开会耗费时间太多,耽误了业务工作。学习会上我听到长篇精彩的“发言”,心里敬
佩,却学不来,也不努力学。我只求“以勤补拙”;拙于言辞,就勤以工作吧。这就推
我走上了“白专道路”。

“白专道路”是逆水行舟。凡是走过这条道路的都会知道,这条路不好走。而翻译
工作又是没有弹性的,好比小工铺路,一小时铺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时就欠多少平方米
——除非胡乱塞责,那是另一回事。我如果精神好,我就超额多干;如果工作顺利,就
是说,原文不太艰难,我也超额多干。超额的成果我留作“私蓄”,有亏欠可以弥补。
攒些“私蓄”很吃力,四五天攒下的,开一个无聊的会就耗尽了。所以我老在早作晚息
攒“私蓄”,要求工作,能按计划完成。便在运动高潮,工作停顿的时候,我还偷工夫
一点一滴的攒。《堂吉诃德》的译稿,大部分由涓涓滴滴积聚而成。我深悔一心为堂吉
诃德攒“私蓄”,却没为自己积储些多余的精力,以致妖精乘虚而入。我做了牛鬼蛇神,
每夜躺着想这想那,却懵懵懂懂,一点没想到有妖精钻入笔记。我把这点疏失归罪于堂
吉诃德,我想他老先生也不会嗔怪的。

我曾想尽办法,要把堂吉诃德救出来。我向没收“黑稿子”的“头头”们要求暂时
发还我的“黑稿子”,让我按着“黑稿子”,检查自己的“黑思想”。他们并不驳斥我,
只说,没收的“黑稿子”太多,我那一份找不到了,我每天收拾女厕,费不了多少时间,
同伙还没扫完院子,我早已完事。我觉得单独一人傻坐在办公室里不大安全,所以自愿
在群众的办公室外面扫扫窗台,抹抹玻璃,借此消磨时光。从堂吉诃德被俘后,我就想
借此寻找他的踪迹。可是我这位英雄和古代小说里的美人一样,“侯门一入深似海”,
我每间屋子都张望过了;没见到他的影子。

过年以后,有一次我们牛鬼蛇神奉命打扫后楼一间储藏室。我忽从凌乱的废纸堆里
发现了我那包《堂吉诃德》译稿。我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女,忙抱起放在一只凳上,
又惊又喜地告诉同伙:“我的稿子在这里呢!”我打算冒险把稿子偷走。出门就是楼梯,
下楼就没人看守;抱着一个大纸包大模大样在楼梯上走也不像做贼,楼下的女厕虽然不
是我打扫的,究竟是个女厕,我可以把稿子暂时寄放,然后抱回家去。当然会有重重险
阻,我且走一步是一步。监视我们的是个老干部。我等他一转背,就把稿子抢在手里,
可是刚举步,未及出门,我同伙一个牛鬼蛇神——他是怕我犯了错误牵累他吗?那可怪
不到他呀;他该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吧?他指着我大喝一声:“杨季康,你要干什么?”
监视的干部转过身来,诧异地看着我。我生气说:“这是我的稿子!”那位干部才明白
我的用意。他倒并不责问,只软哄说:“是你的稿子。可是现在你不能拿走,将来到了
时候,会还给你。”我说:“扔在废纸堆里就丢了”。我没留底稿,丢了就没了!”我
不记得当时还说了什么“大话”,因为我觉得这是吃了公家的饭干的工作,不是个人的
事。他答应好好儿保藏,随我放在哪里都行。我先把稿子放在书柜里,又怕占了太好的
位置,别人需要那块地方,会把稿子扔出来。所以我又把稿子取出,谨谨慎慎放在书柜
顶上,叹口气,硬硬心,撇下不顾。

军工宣队进驻学部以后,“牛鬼蛇神”多半恢复人身,重又加入群众队伍,和他们
一起学习。我请学习小组的组长向工人师傅要求发还我的译稿,因为我自知人微言轻,
而他们也不懂得没收稿子的缘由。组长说:“那是你的事,你自己去问。”我得耐心等
待机会。工人师傅们一下班就兴冲冲地打球,打完球又忙着监督我们学习,机会真不易
得。几个月来,我先后三次钻得空子,三次向他们请求。他们嘴里答应,显然是置之不
理。直到下放干校的前夕,原先的组秘书当了我们组的学习组长。我晚上学习的时候,
递了一个条子给他。第二天早上,他问明我那包稿子所在,立即亲自去找来,交给我说:
“快抱回家去吧!”

落难的堂吉诃德居然碰到这样一位扶危济困的骑士!我的感激,远远超过了我对许
多人、许多事的恼怒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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