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 誰都可能是文人(图)

誰都可能是文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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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差點是文人

文章寫到這會,文人的壞話已經說了不少。給人感覺,好像有什麼深仇大恨,或文化偏見,非得在文化人的種種類型中,搞“種族歧視”。

呵呵,不是這樣的。我跟文人,非但前世無冤後世無仇,還曾經也是其中一員。之所以拿他們開刀,還刀刀見血,不留情面,原因有三:第一,文人是我們國家、民 族和社會的表情。第二,表情不佳,是因為內心錯亂。第三,這個問題如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則稍有文化者,誰都可能墮落為文人。

就說我自己。

嚴格說來,當年我開始寫作的時候,還只能算“文青”,算不了“文人”,因為不夠資格。在報刊上寫幾篇小破文章,或者發表點詩歌什麼的,就是“文人”了?沒那麼便宜。文人,得成熟;文青,就幼稚。但,幼稚歸幼稚,不等於沒有文人的毛病。

比如希望“見用”,這心思是有的,還很重。那時,如果有“梁效”之類的寫作組召喚,屁顛屁顛就去了。也不會喊阿Q“同去同去”,但會對著農場的莊稼地喊一聲:我輩豈是蓬蒿人!可惜那些寫作組,門檻太高,夠不著。因此,沒變成“四人幫”的御用文人,不是有什麼風骨氣節,是沒機遇和資格。

但,組織上沒進“寫作組”,思想上是進了的。而且,還積極創造條件,爭取進去。頌聖、唱紅、批黑、整風,沒有一件不是聞風而動,甚至都不用領導佈置。腔調,也是“朗誦體”或“播音腔”。至於“四人幫”嫡系部隊的作品,則是當作教材來學習的。

這樣做,並非沒有功利目的。一要政治上受信任,二要生活上得改善,三要走出去有面子。因此,一旦被用,就洋洋得意;遭到冷遇,就垂頭喪氣。如果還“情場失意”,就更是“懷才不遇”:我這樣的“才子”,咋沒“佳人”來眷顧呢?現在看,真是酸極了!

因此,我曾反躬自問:如果沒有撥亂反正,沒有改革開放,沒有對歷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會不會也盼望著“淡掃峨眉朝至尊”?十有八九。因為,你不把頭腦中文人的軟體刪除並格式化,它就沒准哪天會冒出來。我狠批文人,其實也是警告自己。

家醜不可外揚。自曝“前醜”,正是為了“絕後”。事實上,文人雖為帝制時代產品,卻像阿Q一樣,是不會“斷子絕孫”的。詩人和學人,甚至士人,隨時隨地也都可能變成文人。這可不是敲一下回車鍵,就能含糊過去的,必須來算一個總帳。

二 學人也會是文人

先說學人。

表面上看,學人與文人的差異很大,其實未必。中國的學術傳統,歷來就是文史哲不分;中國的政治傳統,則歷來是官學文不分。秦漢以後的博士,唐宋以後的學 士,都是官。翰林院,也很難說是政研室、社科院,還是文聯作協。而且,一個讀書人,學問越好,越有可能成為皇帝的“詞臣”,甚至“弄臣”。他們多才藝,通 古今,承問對,草詔書,往往同時是官人、學人和文人,既能注經考古(有的成就還不低),又能舞文弄墨(有的文筆還不差),還能出將入相(有的官職還不 小)。即便是在野的學者,也不少都能吟詩作賦。何況“身在江湖,心存魏闕”,所謂“文人習氣”,便難免“如影相隨”。這是古代。

今之學者,會做詩的倒是不多了。充當“筆桿子”的,卻不少。改革開放前,要“為政治服務”;改革開放後,要“為政府服務”。服務原本也可以。任何一個政黨或政權,都需要有學術的説明和支持,比如回答諮詢、參與決策、進行論證等等。這並無可厚非。

但這事要有原則。第一,不能所有的學術研究,都為政治或政府服務。有不服務的,也有服務不了的。第二,有需要,得聘請。官民雙方,相互平等,是契約關係。 第三,獨立自主,客觀公正,實話實說。有問題如實相告,有分歧充分討論,有看法據理力爭。學者的意見,官方可以不聽;官方的想法,學者也可以不從。不唯 書,不唯上,只唯實(事實),只唯理(邏輯),方為真學者,方為真學人。

總之,原則有三:不能全部,沒有義務,可以說不。再明確一點,就是不媚權,不拜官,不趨炎,不附勢,可以做“參謀”,不能當“喉舌”。如能這樣,不但為政府服務應該,為企業、為個人服務,也沒錯。為此收取合理的費用,更沒錯。

可惜,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堅持學術的良知與良心,非常之難。不少學者,都是看著領導的臉色說話,甚至是領導定了調子以後,便幫著說、照著說、順著說。這就無異於幫腔和幫閒,跟文人沒什麼兩樣了。

這種現象,在社科人文領域,尤為突出。只不過,社科界幫腔多,人文界幫閒多。所謂“智囊”,其實“酒囊”;所謂“泰斗”,其實“阿斗”。這樣的學者,就不能叫“學人”;或名為“學人”,實為“文人”,甚至“花瓶”。

三 士人也會是文人

再說士人。

在前面的文章中,士人和文人,一直是作為“對立面”來表述的。但,這是為了行文的方便,理解的簡易。實際上,二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要知道,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變體。士人如果是沒病的,怎麼會變成文人?

何況士人也一直在變。戰國已不同于春秋,秦漢更迥異於先秦。春秋的士,多有風骨。比如子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寧肯站著死,也不跪著生。孔子雖然周 遊列國,四處求職,但那是為了實現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故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視官位如敝屣,甚至寧肯“乘桴浮於海”。這風骨,到墨子、孟子、莊子那 裡,也還有。

戰國就不一樣了,尤其是後期。商鞅去見秦孝公,是帶了三套方案的。哪套吃得開,就用哪一套。至於張儀、蘇秦輩,更是唯利是圖,完全沒有什麼底線,也沒什麼堅守。蘇秦說得很明白:一個士人,拼命讀書,如果不能靠這謀取富貴,書讀得再多,又有什麼用(請參看《史記•蘇秦列傳》)?

秦皇漢武以後,更是大變。先秦的士,是“遊士”;秦漢以後,是“紳士”。遊士是“自由職業者”。他們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做,也是“聘任制”。老闆可以解聘,自己也可以跳槽。所謂“楚材晉用”,所謂“朝秦暮楚”,就是這個意思。

紳士則必須做官。不做官,豈能叫“士大夫”?實際上,紳士之所以又叫“縉紳”,就因為他們的腰帶上,是要插笏的。腰帶,就叫“紳”;插笏,就叫“縉”。這 當然是官員甚至大臣的服飾。因此即便“鄉紳”,原則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員;或者雖無官職,卻有官威,卻有官譜。見了地方官,是可以禮尚往來的。

這就是秦漢以後的“紳士”。以前,只要是士,就有紳(腰帶)。比如子張,就曾“書諸紳”(《論語•衛 靈公》)。秦漢以後,士人系紳,心裡想的都是插笏;他們讀書,也都是為了做官。做不了,就得候著。做胥吏、師爺,是“屈就”;做教書匠、孩子王,是“失 意”。這些都不能叫“紳士”。士人之主流,其實是“官人”。至於做官以後,是去幫忙,還是幫閒和幫腔,甚至幫兇,就由不得自己了。士人變成文人,豈非分分 鐘的事?

事實上,士人與文人,常常混淆不清,甚至同為一個人的兩面。比如韓愈,寫《論佛骨表》時,是士人;寫《幽拘操》時,是文人。什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的那個人。

四 人人都會是文人

如果說,連士人都可能變成文人,那麼,學人和詩人,就更沒什麼不可能。要知道,古代的學術,原本就有兩種:官學和私學;詩,也有兩種:雅頌和國風。誰,又能一清二楚地劃出“楚河漢界”?

何況一個人的價值要實現,得有別人認可。那麼,在一個權力至上的社會和時代,最權威的認可來自哪裡呢?當然是權力。而且最權威的,就是最高權力。古人說得 很坦白: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重橫行,就是希望實現自我;賜顏色,就是價值得到體現。渴望得到皇上青睞的,並不只是文人啊!

更何況,文人也好,士人也罷,甚至包括學人和詩人,又有幾人不想從政,不想做官?當然,動機或有不同。有的是要平治天下,有的是要光宗耀祖,有的是要以權 謀私,但都要依附皇權。因為秦漢以後,做官的制度,變成了“任命制”。皇帝不賞識,朝廷不委任,你才高八斗、學富五車、滿腹經綸,又能如何?

因此,真正的士大夫,或許尚能保留和繼承“古士遺風”。但從秦漢到明清,每下愈況。到“文革”期間,更是斯文掃地。風骨、氣節、擔當、肝膽,所剩無幾。相反,跟皇家、官府、公權力,則有著扯不清的關係;跟政治,也有著扯不清的關係。

關係有種種,或緊密,或鬆散。原因也有種種,或以天下為己任,是一種責任擔當;或以政治為運動,不搞他心裡癢癢。想著“背靠大樹好乘涼”,或者“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的,也有。最鬆散的,也若即若離、藕斷絲連,正所謂“剪不斷,理還亂”。

這樣一來,中國的文化人,腦子裡便都有一根弦:政治正確。這並不錯。西方也講“政治正確”,比如不能侵犯人權,不能種族歧視,不能恐怖主義。但人家,只把這當底線。底線之上,是廣闊自由的空間。咱們,卻是當高標。高標之下,處處禁忌,遍地雷區。

更有甚者,咱們還要比賽,看誰更加“政治正確”。這就有了兩大習慣,一是表態,二是站隊。表態要見風使舵,站隊要以人劃線,也就顧不上什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結果,跟文人一樣,也是“只有姿態,沒有立場”。

所以我說,問題如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人人都會是文人。士人、學人、詩人身上會有“文人氣”,就更不奇怪。實際上,本系列文章之所謂“士人”,也包括學 人和詩人,都是理想狀態的,或本來意義的。也就是說,凡士人,就該如此。並不等於說,當真如此。有真士人,也有半真半假、徒有虛名和變來變去的。士人一旦 墮落,則與文人無異,甚至還不如文人中之有“士人風骨”者。

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把文人單挑出來痛批?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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