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三地 见证香港的民主

见证香港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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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多山,中文大学熊景明老师,邀好友去爬山。走到半路,熊老师摔伤了。正焦急万分,山下上来一对年轻男女。那位女士赶紧上前,用衬衣草草做了个替代的绷带。这时我们知道,她是一位护士。更巧的,男士竟然是警察!年轻警察于是请求派员上山。大约过去半个小时,听见人声。有七个消防队员,从弯道那边走出来。看见伤员,立刻检查伤势,动作十分娴熟。我了解到,他们属于附近乡镇的消防局。这个星期天,他们像往常一样,在例行值班,严阵以待。一辆白色的小型救护车已在山脚等候。在把熊老师送去医院前,是例行的填表、询问、笔录,程式刻板,却瞬间完成。那瞬间,我吃惊地发现,旁边还有两辆红色大消防车,车上另有八名全副武装的消防员——一共有十五个人来救我们熊老师!

香港政府的救险体系,包括飞行服务大队、消防部队和“民安队”。遇到爬山人士报警求救,前两者负责处置 “有性命危险的情况”,后者处置“无性命危险的情况”。我猜想,那天我们在山上的紧张慌乱情形,令报警的男士提高了反应等级。通常情况下,上来的可能是 “民安队”。有时仅仅因为爬山者体力不支,接获报警后他们也会派人赶到,陪同你安全下山。

刚来时,朋友告诉说“香港有许多社会主义”,我大惑不解。后来有了日渐增多的近距观察,明白那是指公共服务。今天香港的七百万人口中,有近半数,或租住政府提供的“公屋”,或购买了政府为“居者有其屋”而提供的普通家庭“负担得起”的“居屋”。公营医院收费低廉,我的一位女同事生孩子,所花费用,总共是港币四百多元。“公帑”——即政府财政支出,随处可见。

香港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福利政策(即“善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基本定型。有朋友到港,常带他们去街市。街市大楼里,必设公共体育中心;有供放学后的孩子来做作业的“修习室”;必有一个公共图书馆。香港所有的公共图书馆组成一个网络,你在西环的街市借了书,可以在长洲岛上的街市归还。街市的正式名字是市政大厦,但不是衙门,是政府为市民提供服务的场所。

内地人很少用“营营役役”这个词,但在香港,无论报章社论,学生作文,都能看见这个词。“营营”和“役役”,语出庄子。原形容追名逐利的忙碌态,但如今已无贬义。让人联想到特首选举的竞选口号:“我要做好呢份工”(“呢”是粤语,“这”的意思)。“做好呢份工”是香港人的底线。香港的底线非常坚固,从遵规守矩的工作态度,到不越雷池的公共秩序。香港作家梁文道讲过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谨守底线的香港人如何参与社会,在参与时对底线又是如何谨守。

一次大游行,人潮拥堵。在一片施工工地四周,警察拉起了警戒线,不许任何人进入。火辣辣的阳光下人们已挤得透不过气,但是没有一人越界。突然,一个年轻人仿佛忍无可忍,撩起界带,跑入工地。当警察高喊“出来!出来!你要干什么?”时,只见小伙子跑向禁区内的一个垃圾桶,扔下一个可乐罐,连声说着“唔该,唔该”(对不起,对不起),又飞快跑回,钻入警戒线。

刚到香港时,我还亲眼目睹过一次区议会选举。香港有十八个区,没有区级政府,区议会权力有限。更多的,是一个表达民生需求的渠道。我饶有兴致地徘徊街头,听那些区议员候选人——有的人非常非常年轻!——手持“咪”(即麦克风),一遍遍详细解释,如果当选他将有何作为。例如,游说交通管理部门将某路巴士延伸到某处;阻止开发商拆除某老人活动场所;保护某处的某一株古树……在我住处附近的西环观龙小区,选情激烈,一男一女两位候选人难分高下。最后时刻,双方都宣布“告急”,派出助选员到各幢公寓“洗楼”(挨家挨户拉票)。结果,男候选人以微乎其微的劣势失利。

当“民意”变得如此鲜活触手可及,来自市民的压力如此现实不可轻慢的时候,一位当选者,能不“营营役役”吗?

选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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