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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已达临界点 并非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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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才综合】近期来,中国国内出口增长乏力,工厂大量倒闭,股市低迷,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凸显,中国“经济崩溃说”开始盛传,连体制内专家都唱衰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势,有专家甚至直言,中国经济将出现无预警性崩溃。然而,有赞同的,自然也有出来反对的,对中国经济信心十足的专家学者也大有人在。中国民众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宣传下,在GDP每年7%~8%稳定增长的鼓动下,连经济崩盘的概念都是模糊的,什么是经济崩盘,有什么表现,和自己有何相干?在西方社会,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就称为经济衰退,而在中国,避开令人质疑的虚假信息不谈,避开每况愈下,不可逆转的环境污染不谈,或许只有在老百姓不能承受,生活无望的情况下,政府才会承认经济不景气,或许只有发生社会的整体危机那才叫危机。
 
大体上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中国经济疲弱的表现主要有如下几点:
 
制造业发展放缓达三年之最;
裁员潮、倒闭、外迁世界工厂凋落;
大陆股市再创三年低点;
地方政府面临发不出工资 纷纷卖地求财;
200个家族控制200个行业,明显的权贵资本主义。
 
【怵目惊心的现象】
 
最能直观反映经济情况就是社会的动荡,尤其是最近两年,中国社会从未如此乱过,放眼望去,各种极端社会现象屡屡发生,怵目惊心。
 
首先是各大小企业老总的跑路潮,而这其中不乏名门望族。跑路的结果就是民众财产打了水漂,因为除了向银行贷款外,从民间征集也是这些老总资金的主要来源。近两年来,国内钢铁业接近全线亏损,部分钢企到了生死边缘,钢铁甚至已经到了比白菜还便宜的地步,2012年8月13日,光伏产业唐山保强钢铁老板陈志强由于借贷资金过高,损失惨重而无法偿还从而选择跑路,在钢铁界引起震动,据保强钢铁员工介绍,陈志强负债高达18亿元左右,其中,银行贷款有13亿元左右,而剩下的5亿元则是从民间集资,多级借贷的关联人数或多达1000人。
 
而在长三角一代,房地产、制造业和大宗批发业的企业主跑路现象无比频繁,2011年9月,温州最大的眼镜企业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欠款出逃,据信泰集团内部高管透露,胡福林欠款高达20多亿,其中银行贷款8亿、民间高利贷12亿,每­个月光利息就近3千万元。
 
被誉为“中国深圳行业(光电子)10强企业”的深圳钧多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毛国钧,2011年十一假期结束后携其妻崔丽华及其在公司内任职的亲属全部失踪,引起业界震动。毛国钧用名下的八套房产做担保,从中国建设银行龙华分行借贷3000万元,并相继从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创投和贸易公司中借贷,甚至涉足高利贷。而钧多立的倒闭,只是LED企业大量倒闭的缩影,在目前深圳的1300多家LED企业中,每天都有面临破产或被清盘。
 
第二是楼市价格已达临界。长期以来政府利用房地产捞取民众血汗钱的情况逐步趋于饱和,因为楼市价格下不来,其它如食品,服装等行业价格水涨船高,对于民众来说总有一个承受的极限。在国内高昂的房产价格下,沦为房奴已经成为了工薪阶层残酷的写照。虽然整体上中国房地产高得离谱,甚至仍在持续走高,个别城市突然传出房产价格大幅下跌的消息。入2012年以来,享有中国迪拜之称的鄂尔多斯楼市大幅骤降,价格从去年的均价1万多元暴跌至3000多元。跌幅高达70%。在该市,高利贷案件频发,数百个正在建设的楼盘陷入困境,停工、被追债、躲藏,开发商和富豪们如履薄冰。虽然说一个鄂尔多斯市对整个中国楼市的影响微乎其微,然而就此事件可以看出其他房市的未来。
 
第三是裁员,倒闭,失业率激增。激烈的企业裁员预示着失业率的增加,贫困者更多,“世界工厂”的规模正在萎缩。举几个例子:2012年8月初,摩托罗拉移动公司无预警地宣布大规模裁员,涉及到软件设计、测试和维护、硬件设计等各个部门,有的甚至是整个部门全部裁掉,引起员工强烈抗议。随后,跨国品牌阿迪达斯宣布,在今年10月31日前,关闭在中国的最后一家工厂。阿迪达斯在中国的直属工厂与300多家代工厂,总计雇用了逾30万名员工。2012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倒闭率从以前的3%到5%上升到8%到10%,
 
据汇丰控股和Markit9月3日联手公布最新报告显示,中国8月份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终值下修至47.6,创41个月来新低,同时写下连续10个月低于50的萎缩状态记录。这一指标说明从制造业到银行业,中国经济正在显现越来越多恶化迹象。
 
第四是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而这一现象随着管二代的兴起越发严重,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官官相护,错综复杂的利益体,社会上层被那些有关系、有门路的家族牢牢把持着,民众只有去激烈竞争那些边缘职位,竞争不上者则被远远甩到社会的底层,如今这一规模已十分巨大,并且差距空前。这些垄断行业控制着中国经济命脉,并由官员把持,导致民间中小型企业举步维艰。由于官员们门路广泛,大量的资本、投资、资源投入到大型垄断国企,而这些国企又都是由太子党组成的官员所垄断。而这些官员有的通过非法手段敛财,东窗事发后,纷纷夺路而逃。据中国央行援引中国社科院的数据说,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或失踪的中国党政干部和国企高管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所携赃款数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中国的贪官们向境外转移资金的方式包括:现金走私,即直接把钱塞在行李中带出境;跨境汇兑;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到海外投资;等等。
 
第五是地方政府强征土地,卖地求财,这已成为政府发家最快的途径,风起云涌的拆迁潮已经成为了中国特色现象,而拆迁背后,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充斥着暴力的因子,政府与开发商、公检法部门的相互勾结让民众有家不能回,有冤不能申,每年越来越多的访民涌向北京。并导致居民用生命保卫家园的情况,加剧社会动荡。8月27日上午 8:30左右,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居民廖某,在一个酒店项目区域内的楼顶自焚后跳楼,不幸身亡。据当地村民介绍,之前,廖某曾威胁项目协调指挥部工作人员“要死给你们看”,工作人员反而激他“那你就去死吧!”
 
第六点是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民以食为天,如果食品都出了问题,还有什么让民众对这个社会更失望。“瘦肉精”、“毒奶粉”事件尘埃未落,“染色馒头”“回炉面包”“牛肉膏”又接踵而来,可口可乐“雪碧含汞”,“主食转基因”等安全问题引起全民激辩…滥用食品添加剂、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饲料中添加违禁物质、假冒伪劣食品禁而不绝,而这些问题似乎已经导致不了民众对此惊讶,因为不出问题的食品就不是中国制造的食品了。
 
 
最后一点是民众在长期压抑下,杀人抢钱等极端事件不断增加,道德水准大幅下滑,人人自危。在社会腐败,不良风气肆虐的影响下,犯罪案件便急剧增加,周克华案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他先后在重庆、长沙、南京等地作案7起,共打死7人、重伤2人,蹲守在银行门口,杀人抢钱。而这样的事件有几例就足以造成人们严重的危机感,从而导致整个民族道德底线崩溃,如果生命在钱财面前可以随便夺取,还有什么样的情况不能发生?更勿论公平与道德了。
 
举目中国国内,求钱求权的观念充斥着整个社会,在长期打压,不容民众纠正错误的环境下,民众变得麻木不仁,而那些做吃山空的官员们,一边拿着民众的血汗钱享乐,一边用这些钱来打压有任何不满或不同意见者,中下层社会的人们为了赚钱,只好拼命干活,创造财富,殊不知大部分创造的价值只被上面的人群贪图享受,为一个小利益群体创益,这就是对这个体制最通俗的解释,也是早就中国经济踏上“不归路”的根本原因,一切最终归咎于体制,当这个矛盾尖锐到头时,就是社会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刻,这个矛盾趋于饱和时,也就是中国经济到达了临界点,所以,是否危机,何时危机,让百姓们自己来评价。
 
【令人质疑的数据】
 
有人说,中国经济很好,每年大幅增长,别忘了在这样一个社会,什么都可能造假,更毋庸数据了。中国经济由权势集团把持,垄断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例如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和上海宝钢集团公司这样一些国有企业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它们从寡头卖主垄断市场地位、国家担保、低息贷款、税收优惠和原料补贴中得到好处。这些大型企业集团藉助这种优势将往往更具创新精神的中小私营企业挤出出口市场。这样的情况就造成了一个令人难以发觉的问题,经济增长的数据将由政治家们决定而不是市场决定,这种不间断的增长可能是官方统计资料掩盖以往低迷时期的结果。
 
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和物价的飞涨,人民币购买力已经大幅缩水,人民所付出劳动的回报实际已大不如前。许多专家相信90年代早期中国经济实际上发生过衰退,并给中国银行系统造成了极大冲击。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规模已经相当于资产负债表的25%到40%,远超过英国和美国在大萧条时期的水准。
 
【专家点评】
 
下面列举几位专家对中国经济临界点的论证:
 
2012年5月19日,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昆明进行演讲,阐述了他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郎咸平表示,制造业投资营商环境正进一步恶化,造成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从而引发各种危机。郎咸平说:“中国经济正面临‘冰火两重天’的境地,冰的是楼市、股市,火的却是以奢侈品、高端汽车、收藏品等为代表的高档商品。”在当日演讲中,郎咸平直言“中国经济生病了”,而这个病就是制造业面临的危机。
 
郎咸平表示,中国将制造业的3大环节–研发设计、渠道物流、以及关键的零配件让给欧美,失去了控制制造业的定价权,而失去定价权后,必将产生制造业危机。而另一方面,繁重的税、费,企业资金断裂以及企业生产成本的大幅上涨,更让制造业的投资营商环境全线恶化。
 
郎咸平认为,中国制造业“生”了投资营商环境全线恶化和产能严重过剩2个“病”,正是“生”了这2个“病”后,本用于投资实体经济的钱转向于高端汽车、奢侈品等。朗咸平说:“目前中国正面临4个危机,即资源浪费、产能过剩、债务危机和消费危机。第一阶段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危机将首先爆发。”在郎咸平看来,严重的债务使得银行的危机正在酝酿,而地产行业引导的50几个行业又正在因为调控而危机四伏。
 
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的吴敬琏04年开始即对国内经济提出警告,他认为自江泽民转交军权以后,中共党内保守毛派势力增强。该派势力主张计划经济,并且把市场改革与政治改革不平衡带来的社会问题全盘转嫁给改革派。另外裙带资本家和腐败政府官员也希望加大国家权力,从而从政府市场干预的过程中渔利。吴敬琏日前接受专访时指出,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可是近年来靠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动消弭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各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就会赢得愈来愈多人的支持。国内资源日益短缺,环境破坏严重,腐败四处蔓延,贫富差别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经济能不能平稳增长,社会能不能和平转型,都已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

吴敬琏表示,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的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曾任美联储主席、美国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经济顾问的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对中国经济进行了直接了当的评价,称临界点已经到来。

在沃尔克看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率将放缓至4%,而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实际GDP增长率将接近持平。而且,他也不排除中国经济出现更严重的放缓局面。沃尔克说,部分经济领域会逐渐感受到经济的全面下滑,但中国经济中更广泛的领域已经开始失速。从官方资料中可能会看到未来六个月中国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的迹象。沃尔克认为,水泥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都属于这一类企业,在经济开始持续进一步下滑之前,这类企业会呈现出一定弹性,原因是早先的预售房产专案可为其提供缓冲,但这类企业中的许多公司最终都逃不过倒闭且被整合的命运,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带动的经济增长即将结束。

沃尔克认为,低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中国这种前所未有却暗藏问题的大规模投资,而政府也不太可能出台另一项刺激计画,这是因为中国已经出现了建设过剩,其中就包括像机场这样的交通运输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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