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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仙桥危改背后的“阶层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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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酒仙桥地区,住的是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群特殊的产业工人。在他们看来,酒仙桥危改不是为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而是富人阶层抢占工人社区的土地———
  
1950年代的“金领”
  
酒仙桥危改居民代表共有14位,65岁的退休工人王平是其中之一。王平曾是原北京电子管厂(774厂)的一名测试工。50年前,他和上万名职工经过严格选拔,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在酒仙桥原来的一片坟地上建起了新中国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许多零部件是由他们生产的。
  
王平所住的六街坊合居楼,是50年前由苏联援建的。它们与北京市传统的四合院迥然相异,通常是三层,苏式木屋脊砖木结构,几条道路将数十座楼房分成若干个“街坊”。这一片住着774、718、738等军工厂的两万多名酒仙桥工人,工人们通常称它为“福利区”。那个时候,工人们每天有半磅奶,一个月有两斤肉,水电煤基本免费,看病也不花钱。在供应紧缺的年代,这些都是一般人难以享受到的福利。酒仙桥工人,堪称1950年代的“金领”。
  
然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工厂走向低迷,福利区的光环迅速消失。随着大规模的裁人,工人们或提前退休,或下岗分流。而福利区也渐渐沦为北京市有名的贫困区。1980年代末工厂便几乎停止分房,两万多已退休和下岗为主的酒仙桥职工仍挤住在破旧的筒子楼宿舍中,相当数量的一间户房屋面积仅有9平方米左右。
  
当年因工作中的一次意外,王平腰部受伤,同一车间的老伴退体后则患上了脑梗。在酒仙桥,像王平这样的老年“病号”不在少数。王平如今的退休工资1200元,这也是酒仙桥退休工人们的平均收入水平,这个数字大概是北京市教师收入水平的一半。王平说,以前酒仙桥很多工人找对象找教师,现在已经没有教师愿意嫁到酒仙桥来。
  
“酒仙桥住的是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群特殊的产业工人。”王平说。王平进一步诠释他所说的“特殊”:长期从事的大规模现代化生产,具有较强的组织性、纪律性的工人阶级……
  
“爱抱团”是外人对酒仙桥的普遍评价。事实上,早在2003年危改消息一传出,后来的危改居民代表之一、十一街坊的前居委会主任薛淑英就曾自发组织成立了一个“居民代表小组”,不定期研究危改政策、走访有关部门。薛淑英说,这是他们总结其他地方拆迁“经验教训”的结果,“必须要团结起来”。
  
离王平家仅数百米远,已经立起数座名为“阳光上东”的高档商品房,价格高达每平米两万元。据相关媒体报道,“阳光上东”的名称取自于纽约州上东富人区,而其开发商则是酒仙桥危改实施单位的股东。根据王平得到的一份规划图,他所在的六街坊未来将要矗立起一座150米高的商务楼。在不少酒仙桥工人看来,这次危改的实质,是富人阶层抢占工人社区的土地。
  
和谐为上的开发商
  
电控阳光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孔令国,一直很忌讳外界称自己的公司为“开发商”。“确切地讲,我们应当叫做危改实施单位。”6月25日,孔令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开发商”与“危改实施单位”的不同称呼,折射出电控阳光在酒仙桥危改当中的尴尬身份———它既要按政府要求完成酒仙桥危改任务,又要按公司运转逻辑获得一定利润。
  
身为酒仙桥危改的主要促成者之一,原酒仙桥798工厂工人、前全国人大代表陈伦芬在见到孔令国之前,一度对开发商印象不佳。但随着接触的深入,陈伦芬渐渐发现,孔令国跟她一样,是一个“讲原则、认死理”的人,或者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酒仙桥危改中,孔令国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同步拆迁”。
  
传统的拆迁中,开发商惯用“步步为营,各个击破”的策略,分化瓦解潜在的“钉子户”。这样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结果:早走的人吃亏,最后的钉子户获利最大。孔令国想改变这种不公平且效率低的拆迁模式,他提出的“同步拆迁”,意指在愿意搬迁的居民达到一定比例后(85%以上),一次性全部搬完,各被拆迁户的待遇也采用一个标准,并全部予以公示。
  
电控阳光还提出了“和谐拆迁”口号。陈伦芬注意到,孔令国经常给聘用的16家拆迁公司负责人开会,嘱咐其一定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2006年初在看样板房时,由于人多拥挤,一位居民的衣服被撕破,结果电控阳光当即予以赔偿。第二天,公司将样板房凡有棱角的地方围上海绵。样板房是孔令国在酒仙桥拆迁方面采用的一个创举,他本想以这种方式给居民们吃上“定心丸”。然而事与愿违,不少居民参观后却提出了大量意见,指责样板房设计不合理。接下来,样板房成为反对派抵制的口实。
  
双方斗争渐趋白热化
  
不知是否因为看到“同步拆迁”的难度,电控阳光最终仍采取了拆迁常用的办法———签约倒计时。规定对一个月内签约的居民给予现金和选房权奖励。一度观望的居民开始动摇,在倒计时即将截止时,一批居民连夜签约。
  
宣传车和红条幅开始高频率出现在社区,开发商动员大家积极配合危改,“相信党和政府,不听谣,不信谣”。反对派们则开始用自己的方式予以反击,久违的大小字报开始出现在酒仙桥。
  
双方斗争渐趋白热化。拆迁公司打出的横幅有时被居民割断,而反对者贴出的大小字报也会在夜间被拆迁公司涂掉。位于11街坊的健身广场成为双方争夺的阵地。开始,居民们在此互通危改信息,并约定时间举行聚会。酒仙桥的几位“维权积极分子”开始活跃起来,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位自名为“孺子牛”的退休工人。有目击者曾看到他曾多次在此演讲,呼吁大家团结起来跟开发商斗争。
  
开发商很快发现此种危险迹象,他们在广场一侧摆放桌椅,开展“法律咨询”服务,用“正面宣传”争取居民支持。然而无论是声势还是效果,他们皆处在了下风。
  
然而,电控阳光于9月23日出版的一份极不聪明的社区报,成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这份配合危改出版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封题为“危机”的“居民来信”,以“唤醒犹豫和观望的居民”。信中对酒仙桥居民作出如下描述:你没有危机感吗?你的身边有多少档次高有身价的朋友?从有人类开始,闲贫爱富(原文如此)就存在了,一个贫民窟出来的人,哪个国家都如此,给人的印象素质低、赖汉(原文如此)、没本事、下九流……连子孙的婚事也耽搁了,谁看得上贫民窟的男女。
  
酒仙桥炸了。群情激愤的人们迅速去街道办事处要求讨还公道,办事处被上千人团团围住,甚至连对面马路也一度被堵。“9·23”辱民事件持续了数天,最后以开发商公开道歉结束。
  
居民围堵街道办事处期间,酒仙桥街道办事处副书记巴长瑞临危受命,负责疏导。巴长瑞发现一个奇特现象:在接待完一批反对派之后,马上可能接待一批赞成派,与反对派极力否定拆迁方案相反,他们担心因为反对派的拆腾导致危改告吹。巴长瑞也感受到反对派对开发商的愤怒和恐惧,有人甚至情绪失控,放声大哭。他发现,表面强势的居民们,内心其实很无助。由于分身乏术,巴长瑞提出从居民中选出部分代表,一来便于自己接待,二来也方便与开发商对话。经两个社区87位楼长的推选,王平等14人当选。
  
王彩云事前并不知道推举代表一事,后在即将结束时闯入,宣布自己要对代表进行监督,并因此也成为一名代表。她是居民代表中最为激进的“反对派”。王彩云1986年下岗,下岗后一度和女儿靠捏泥娃娃为生。她在酒仙桥有一大间平房,按照危改方案,她虽然可以得到一处面积较大的房子,但需交20万元购房款。“现在又不让卖器官了,你让我去哪弄这么多钱去?”
  
谈判失败逼出“公投”
  
2007年正月初八,春节上班第一天,巴长瑞在一间地下室接见危改居民代表,这意味着官方首次承认了代表们的合法性。危改居民代表小组成立之后,即由陈伦芬和巴长瑞牵头与电控阳光对话。因代表们自学了大量危改拆迁文件,对话以开发商节节退让和代表们步步紧逼为特征。危改方案后来三易其稿,并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代表们的意见。其中仅周转费一项即户均提高两万元,开发商让利总额1亿元。这是文件规定之外对酒仙桥居民提供的一项特殊待遇,然而代表们并不满足。他们认为,除非根本上推翻危改方案,乃至重新调整用地规划,否则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其实,电控阳光也有苦衷:危改区的建筑面积是政府规划部门审定的,安置标准是在政策规定的基础上制定的,如果超出规划条件允许和政府规定,项目将无法顺利实施。5月底的一次对话中,电控阳光表示已经退至底线,再不行只能走人。一位朱姓居民代表作出了妥协:要不你们将最后的方案公布出来,让大家来决定吧。让酒仙桥闻名天下的“危改公投”因此浮出水面。
  
对于酒仙桥危改公投,外界曾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说认为“公投”体现民主;另一说却是“多数人的暴政”。居民代表小组倾向于后者。对于“公投民主”说,居民代表邹朝刚斥之为“刺刀下的民主”,他认为开发商用心险恶,公投是假,借公投强推危改是真。巴长瑞在投票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公投只是听取民意的一种方式,并非是决定危改的手段。事实上,正是因为巴长瑞的最后拍板,才最终让多数代表们反对、开发商犹疑的“公投”付诸实践。
  
眼见“公投”无法挽回,代表们向巴长瑞提出要“全程监督”。代表王彩云重新开始活动,她以个人名义贴出400多张小字报,号召大家“保卫酒仙桥”,投票时坚决划“×”,揭穿开发商的“阴谋诡计”。作为危改中的“积极分子”,王彩云曾多次被社区负责人出面做工作,让其维护大局,结果均未见效。一位邻居讲,有一次王彩云甚至将对方带来的礼品扔出门外,而当地片警在上级压力下,也曾苦口婆心对其劝服,甚至恳求王彩云“给一条活路”。6月9日公投中,王彩云一直呆在外面守候,她的任务是,一旦投票中发现开发商玩猫腻,便径直闯进去砸掉票箱。
  
酒仙桥“闹”成僵局
  
酒仙桥公投结果是:5473户危改区居民中有3711户投票。基中赞成票2451,占66%,反对票为1228,占33%,另有32票无效。街道办事处、居民代表和电控阳光均承认以上数字的真实性,这也是谈判数月以来,居民和开发商第一次就重要问题上取得一致。然而,公投之后危改各方一度沉寂,酒仙桥危改也就此陷入了僵局。
  
电控阳光自2003年成立,前期投资已上亿元,然而4年下来一户未拆,曾被同行戏言为是效率最低的开发商。陈伦芬为孔令国抱不平:“人家本来帮咱酒仙桥危改的,谁成想成阶级敌人了。”对于酒仙桥地区所特有的“闹”,陈伦芬很矛盾。一方面,他们理解酒仙桥工人的困难,他们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另一方面,她也确实看到这种做法的危险。一位前街道办的主任曾经笑她:你们酒仙桥是不是“闹”出甜头来了?
  
作为连任5届的全国人大代表,陈伦芬其实一直试图用另一种途径解决问题,集中群众意见,向有关领导反映,可是她能明显感到作用有限———有的领导“根本不爱听”。代表们一度想别的办法,居民代表孙广聚曾经找过北京著名的自建房发起者于凌罡,看能否抛开开发商,由居民们自主建房,然而测算下来,平均每平方米的房价大概是6000元,是回迁房价格的3倍。
  
14位居民代表渐渐出现分化。6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14名代表只有10名出席。在发布会上,一向激进的王彩云对前景充满悲观,“看着吧,将来酒仙桥没准要出人命”。

7月5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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