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动态 亚洲金融危机的启示

亚洲金融危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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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访谈    嘉宾: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

中国的“免费午餐”--

问:近些年,韩国、日本等亚洲各国都进行了金融体系的革新。回过头来看,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留下的最大教训是什么?

樊纲:当时最兴奋的是西方经济学界,“亚洲终于出事了!”但后来国际经济学界认识到,不光是亚洲的问题,国际组织的行为也有问题。亚洲金融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在国内体制还没有发展成熟、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时,过早开放了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世界上所有的国际组织、国际顾问们,所有的投资银行、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们,不顾各国的现实情况,不顾国内的体制弱点,在全世界各地“传经布道”所推行的。

经济危机出现了,他们指责这些亚洲国家是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法制不健全、融监管不健全。这么不健全,为什么过早开放?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之后,他们不再鼓吹发展中国家越开放越好,而是循序渐进,首先要搞好国内的发展,体制要健全,然后逐步开放金融。

问:中国没有被卷入上次金融危机中,似乎很侥幸。但中国对国有企业与金融体系的全盘改革,也受到这次金融危机的很大触动。您怎么看中国改革与这次金融机的关系?

樊纲:中国1997年、1998年以后发生的金融风险,主要不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金融跟国际有一些往来,但还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体系中。

现在国际上老有人问,中国增长那么多年了,什么时候发生危机呢?要搞清楚,中国不是没发生过危机,只发生了危机他们不知道。

第二个,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而言是一顿“免费的午餐”,对我们的警示太重要了。

第三个问题,是再来分析一下亚洲金融危机的特点,以对照我们现在。亚洲金融危机跟以前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发生的危机有什么差别?

第一个特点,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国内的基础就是“资产泡沫”。给我们的教训是,在防通货膨胀的同时,如何防资产膨胀,如何在产品市场上平稳发,财产市场、要素市场也需要平衡发展。如果多发货币,货币是会流动的,在产品市场上没有搞出通货膨胀会在资产市场上弄出膨胀。

第二个特点,就是亚洲金融危机是资本在全球流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第一次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危机前几年世界上正鼓吹全球化,这些国家也开放了各种金融市场,大量的资本流入流出,发生监管不力等问题。因此,可以说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带来的新危机。

我国现在的资本流动性也在提高,今年一季度的一千三百多亿外汇储备的增长,其中九百多亿是资本帐户上发生的。资本帐户的盈余是怎么产生的,很值得研究。过去几年我国在某些市场上的波动,跟外资的流入是有关系的,外汇储备增长中,比较大部分是外贸顺差造成的,但是至少有1/3外汇储备的增长是资金的流动造成的,是别人的储蓄、别人的资本流动。现在一定要对外开放,但在开放的过程中怎么防范资本大入大出的风险?

第三个特点是全球性金融治理体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亚洲危机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发展中国家要加强监管,但全球没有很健全的监管体制。

第四个方面的问题,我国现在面临的问题的特殊性。亚洲金融危机时大家的问题是都没有钱,而现在我国是一万两千多亿的外汇储备,外贸大幅度的顺差,同时资本账户大幅度顺差,处于高额双顺差的局面,而且资本帐户还是有管制的,不能自由出去。我国不会发生支付性的危机,但现在面对着新风险,特别是未知的风险。

如何应对我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

问:中国股市在5月9日首次冲上四千点,楼市依然在节节高。资产市场的强劲表现,是否意味着新的金融风险正在形成?们该如何防范?

樊纲:首先,看得到的风险,就是国内的超额流动性,使宏观调控产生了问题。国际上,要防范将来美元突然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去年人民币对美元是升值的,但美元对欧元贬值的速度比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还快。

现在问题的最大特点是,我国身处全球不平衡漩涡的中心。现在美国是7%的经常帐户逆差,我国是7%经常帐户顺差。我国现在处于亚洲供应链的一个中心地位,从韩国、日本进口了高技术、设备、芯片,从东南亚进口了很多原材料、半成品等,到中国来组装;贴一个标签“中国制造”,其实是亚洲制造,但都表现为我国的贸易顺差。这种格局下,面对的贸易保护主义、汇率风险都在加大。

而全球不平衡往上说一步,就是全球治理的问题人们总是在说中国的外贸顺差太多,人民币汇率要变。但汇率是两种货币的事,如果美国不断制造逆差,不断印刷出多余的美元发到全世界,这个“全球不平衡”就总是无法解决。而全世界的货币体系,仍然以美元为中心,是不可兑换黄金的、与黄金脱钩的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下美元不断有贬值的倾向,这样的倾向就是我们面临的风险。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许多是发展中国家以前从没有遇到过的。发展中国家很少出现长期、大幅度的双顺差,就是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都是顺差的局面。我们外贸依存度现在到了80%以上,这在大国中没有出现过;一万几千亿的外汇储备,而且现在看不到头,这在世界上没有出现过。

面对这些问题,要推进国合作,国际也要体制改革。美国人不会同意改变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至少现在出现了欧元,现在还有人在谈论“亚元”。我个人不认为亚元能解决现实的问题,但亚洲国家之间加强相互之间在金融货币的合作,的确有利于地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可以逐步改变世界金融市场的格局。最近亚洲三国在实行多边货币体系方面在加快脚步,是好事。

问:要实现我国内外经济的平衡,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

樊纲:要防范以上这些风险,实现外部经济平衡,首先还是要去分析内部的缺陷导致外部的风险,这是降低风险的一个基本思路。要推进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但这还不够,还有其他一系列的体制要改革。经常帐户顺差大,对应的是储蓄与投资,这里的基本关系是:储蓄-投资=剩余储蓄=经常账户顺差(主要是贸易顺差)。有人说投资太大,但如果投资不大,外贸顺差就更大了。现在我们想控制投资都控制不了。2007年第一季度,国内的投资在趋缓,于是大家都挤外贸这一块,出口更多、进口更少。因此我们要讨论那个前提性的问题,即储蓄为什么那么多?

现在大家一说储蓄高、消费低,都说居民不消费。可是中国居民不消费也不是事实。仔细分析表明,居民的消费率,就是居民自己的收入中拿出来消费部分的比率,这些年基本保持在72%到75%之间,相对稳定。那么储蓄率为什么不断提高?按照GDP来计算,居民的消费率已经降到40%左右了,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GDP的比重在下降,就是居民的入在GDP中,尽管也是增长,但比重在下降,谁在提高呢?政府在提高,从10%提高到24%,假定政府有很多社会责任要承担,那24%合理,但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企业未分配利润占GDP的比重在增加,从13%上升到18%,这两年还在进一步提高,会达到20%左右。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70%下降到60%。结果,是企业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现在已经从过去的20%提高到了40%左右,与居民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重基本相同了。也就是说,这些年储蓄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企业(而不是居民)储蓄的提高!

所以,解决现在顺差太大、外部不平衡问题的一个关键,是如何降低企业未分配利润,或者是未分配收入(有些不属于利润,是属于国家的资源收益),如何降低企业未分配收入在GDP的比重,如何提高居民的可支收入在GDP的比重,减少那个“剩余储蓄”。这是思考外部不平衡的一个重要的角度。不是光盯着鼓励消费,中国人不消费不是因为有钱不花,而首先是因为没有钱,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给居民的钱太少、比重太低。对此,要统筹考虑税收、财政的改革问题,怎么更多的藏富于民,使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更加平衡,而不是就消费论消费、就储蓄论储蓄、就外贸顺差论外贸顺差、就货币论货币,这些问题靠货币升值是解决不了的,内部的经济关系、经济体制要改革、理顺,使经济更加平衡,使金融风险更小一些,否则剩余储蓄老是加大,银行、本市场都盯不住。要有综合、全面的眼光看待目前的问题,才能防范和推迟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

--转自《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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