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才編譯首發】居住在中国北京的一位外籍人士，近日向媒体叙述了他在疫情下是如何艰難得到一張病床的。
史蒂文是一名居住在中國北京的 40 多歲的金融家，他在去年12 月份中國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感染了新冠病毒，在陽性檢測後的第八天他的病情才稍有好轉。
染病期間他幾乎無法行走，喘不過氣來。他姐姐的司機把他送到了醫院，卻被告知沒有床位。接著他們又去了另一個醫院，但也因為沒有床位而無法入院治療。
越來越絕望的他要求他的姐姐嘗試利用她的人脈網路。最終在經過數小時的電話聯繫後，史蒂文被送往人滿為患的醫院，並在兒童病房得到了一張床位並且得到了吸氧等治療。
他侄子同學的媽媽在這家醫院工作，從而幫他解決了床位問題。
“如果我沒有這種關係，我就不會得到床位或藥物，”史蒂文說，他被醫生診斷為嚴重肺炎住院了 20 天。由於敏感，史蒂文拒絕透露自己的全名。
三名通過此類方式獲得醫療服務的人和六個城市的七名醫生表示，隨著 COVID 席捲中國並擠滿了急診病房，特權患者因為認識某人、行賄或付錢給有關係的人而減少了醫院排隊的時間。
在北京於 12 月初突然終止對 COVID 的零限制措施後，這種醫療特權的做法在應對資源不足的中國衛生系統方面一直很普遍，這可以從廣泛報導的醫院和太平間人滿為患的相關資訊中得到印證。
根據上海復旦公共衛生學院的一篇論文，到 2021 年，中國每 10 萬人只有 4.37 張 ICU 病床，而美國截至 2015 年為 34.2 張。
醫生們說，如果患者是政府官員、與政府官員有聯繫或者與醫務人員有親戚關係，那麼他們將更容易通過這樣的人脈關係優先得到醫療資源。
“人脈越高，待遇越好，越容易插隊。如果你認識醫院的院長，就不難找床位了。”一位上海醫生說。
儘管中國試圖打擊醫生賄賂行為，但監管重點一直放在製藥公司而不是患者的付款上。
近十年前，作為廣泛的醫療改革的一部分，中國禁止醫生接受含有現金的紅包，而在 2022 年 4 月，國家衛生委員會表示當局應加強對接受此類付款的醫生的執法。
醫生和專家表示，使用紅包和“關係”或聯繫來獲得訪問權的做法仍然存在。
紐約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黃延中說：“在中國，利用關係尋求優質醫療服務非常普遍。”他補充說，隨著 COVID 對資源施加壓力，關係可能會更加至關重要的。 “許多症狀嚴重的農村患者、COVID 患者會選擇不主動就醫；相反，他們只是死在家裡。”
低工资，灰色收入
專家和醫生表示，中國將醫療成本保持在較低水準以使其易於獲得，這意味著許多醫生的薪酬長期偏低，而且該行業難以吸引員工，這導致就醫排隊時間更長。
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20年新增醫務人員546657人，為2017年以來最少。
“你每個月能拿到 10,000 元人民幣（1,463.70 美元）到 15,000 元人民幣；對於長時間的工作和需要具備的專業知識來說，這算什麼錢？” 上海一位見習醫生說，並補充說，當他們有資格獲得這樣的薪水時，醫生通常都在 30 多歲。
四川省某城市的兩名醫生表示，在較小的城市，新醫生的月收入僅為 3,000 至 5,000 元。這樣的收入僅僅能維持日常開銷。
這樣的低收入使得醫生們不得不另外尋找獲得收入的辦法。諸如名貴茶水和紅包之類的准入禮物通常會送給主治醫生，但有時也會送給護士長和中間人。這可能導致病人的總醫療費用是官方醫療費用的兩倍。
黃延中說 “對於許多醫院的醫生來說，他們的主要收入不是來自他們的基本工資，而是來自灰色收入，即他們從病人那裡收到的紅包，儘管醫療行業的腐敗得到了打擊”。
對於那些沒有人脈關係的人，則通常會向被稱為“黃牛”的中間人支付酬勞用來尋找或建立這種關係。
在中國最近的 COVID 激增期間，社交媒體上充斥著代理人要價 4,000 元至 5,000 元來安排一張病床的消息。
一位在廣告中聲稱可以在上海任何一家醫院就診的代理人則表示，在一流醫院，插隊約見主治醫生需要花費400元。
（編譯：BOXING）
（文章來源：新三才編譯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