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多年來一些人以出於維護孔子聲譽的目的，對他的很多言論進行了新的解讀，提出新看法、新思路。然而遺憾的是，這些做法無非是在孔子名義下維護個人或某集團的利益，所以相當一部分人對孔子的著作的解讀是脫離實際的曲解。
例如：按照西周制度，列國法律法規是由貴族掌握的，尋常老百姓無法知道。春秋時期，晉國新興勢力將范宣子制定的刑法條文鑄在一座鼎上，並公之於眾。孔子對這件事情表示反對。
他指出：『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
以上言論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是對這一段言論的高度概括。很顯然，孔子認為百姓只需要接受貴族的管理、裁決，沒有必要讓他們知道具體的法律、法規，這樣才能讓百姓敬畏執掌『法度』的貴族，維護貴賤尊卑。如今將法律法規公開鑄在鼎上，百姓畏懼的就是鼎上的法律條文了，如何會繼續敬畏貴族呢？
以孔子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來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斷句是非常合適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斷句，才是對孔子的誤讀。
如上文引用的《左傳•昭公二十九年》一段，就被一些人曲解為『如果晉國能守著原有的法度，使人們各自知道自己的本分與義務，那麼沒有什麼問題，但是現在晉國不按照原有的合理的法度了，卻把刑法鑄在了鼎上。鼎是國家禮器，是國家的象徵，用鼎來鑄刑法，就等於國家把刑法放在了首要位置上，不講道德禮儀，用刑法來威脅百姓，設置羅網等待百姓被網羅進去，所以說民在鼎矣。』
這種解讀，故意無視、淡化晉國新興勢力變『秘密法』為『公開法』的歷史進程。特別回避『原有的法度』時期，也就是『秘密法』時期百姓不知法律法規，聽任貴族管理、裁決，『公開法』損傷貴族特權的現實情況。將『公開法』影響百姓對貴族的敬畏，曲解為『用刑法來威脅百姓』，仿佛『原有的法度』時期沒有刑法、又或者那時的刑法不曾威脅百姓一般。這種解讀，已經將這一段話歪曲得面目全非，無法通讀。難以解釋在『公開法』仍然由貴族行使、維護貴族利益的情況下，為什麼孔子會認為『公開法』將導致『何以尊貴』、『貴賤無序』。
如是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斷句並無錯誤，其他斷句才是曲解和誤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