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道德 司馬光 -天下真宰相

司馬光 -天下真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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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才首發】司馬光(西元一○一九~一○八六年),字君實,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省夏縣西)人,世稱涑水先生,北宋真宗天禧三年生,哲宗元祐元年卒。光幼時聰慧,年方七歲,聽講左氏春秋即能悟其大意,自是手不釋卷,專心勤讀。仁宗寶元初年(一○三八),中進士甲科,年甫二十。旋除奉禮郎,歷任大理評事、天章閣待制兼侍讀、知諫院等,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卒年六十八,贈溫國公,謚文正。

  光生性儉樸,不喜華靡,平日為人孝友忠信,誠摯自然,極獲時人之敬服。為官則敢言直諫,政治上,主張保守舊章,時值王安石輔佐神宗,積極推行新法,他反對最力,成為舊黨之代表人物。神宗崩,哲宗立,太皇太后臨政,起用司馬光為相,他便迅速罷除新政各項措施,便民之幕役法,亦遭廢除。

  光於學無所不通,文類西漢,凌跨一代,常患歷代史料繁多,為人君者不能遍覽,遂聚十九年之力,著資治通鑑一書,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三),下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九五九),為我國編年體史書之不朽傑作。另有傳家集八十卷傳世,文尚質實,不誇詞藻。這是司馬光在中國歷史上最突出的貢獻,是他主持編寫了不朽的歷史巨著《資治通鑒》,他的名字將和這部著作一起永遠留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史上。

      司馬光雖然官居高位,但在生活上,嚴格約束自己,作風淳樸節儉,“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不敢服垢弊以矯俗於名”。為了教誡兒子司馬康,讓他認識節儉的重要性,他以家書形式,寫了一篇文章《訓儉示康》:

      引孔子曾說過“以約失之者鮮矣”,“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語出《論語‧里仁》),古人以儉約為美德,今人以儉約而遭到譏笑。當時一般做官的人家都這樣,人們也不會互相批評。聚會的次數多而禮節周到,食物雖然簡單,情義卻很濃厚。近來做官的人家,如果沒有官家釀造的好酒、來自遠方的奇珍異味,食品款式不夠多,器皿不夠琳瑯滿目,就不敢招待客人;常常要籌備幾個月,才敢發出請帖。如果不這樣,人們就爭相批評,認為他太吝嗇。因而不被風氣感染的人大概是很少的了。唉!風俗這樣的敗壞,在上位的縱然不能禁止,難道還忍心助長它?他慨嘆道:“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司馬光提倡節儉的美德,讚揚了宋真宗、仁宗時李沆、魯宗道和張文節等官員的儉約作風,並著重援引宰相張文節的話說:“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 身豈能常存? 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  接著,司馬光又援引春秋時魯國大夫御孫說的話:“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然後解釋道德和儉約的關係。司馬光說: “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大儉則寡慾。君子寡慾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慾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反之,“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由於追求奢侈,不尚節儉,“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招致敗家亡身,後悔莫及。

      司馬光教育兒子要節儉,不但要在衣著飲食方面,而且要貫徹到日常生活中,讀書前,先要把書桌擦得乾乾淨淨,墊上桌布;讀書時,要坐得端端正正;翻書頁時,要先用右手大拇指的側而把書頁的邊緣托起,再用食指輕輕蓋住,以揭開新的一頁。讀書人,就應該好好愛護書籍。”
司馬光言傳身教,把生活節儉,看成是與道德品質關係密切的大事。他的兒子司馬康,雖然官爵不高,任校書郎、著作郎、侍講,但亦以博古通今和為人廉潔而稱著於世。文中所引用的“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這句話,已成為人們用以自戒的至理名言。

      司馬光一生,官不可謂不高,祿不可謂不厚。然其“於物淡然無所好”。他雖為官近五十年,可“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自己“惡衣菲食,以終其身。”平素“家居食不敢常有肉,夜不能常有帛”,“所居僅能避風雨”。他在《訓儉示康》中說:“有德者,皆由儉來也。”他的兒子司馬康,沒有辜負他的期望,一生為人廉潔。並且“以博古通今和為人廉潔,而稱著於世。”

      正是由於司馬光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所以他不畏同勢族豪強、皇親貴胄。嘉祜三年,司馬光任開封府推官,京城皇親國戚、勢官大姓、豪強姦猾,錯雜其間,是有名的難治的地方。他不徇私情,秉公辦事,懲惡揚善,一府安然。之後,司馬光又歷任起居舍人、知制誥(正四品)、翰林學士、參政知事等職。他“薦賢才,擊姦邪”,任用廉吏,誅斥貪殘。被時人從心底、稱他為“天下真宰相”!

 

 

(作者:大力)

(責任編輯:大力)

(文章來源:新三才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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