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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杂谈】8. 燕京风流之道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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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代的北京城簡圖。
 
 
【新三才首發】立足于沃野千里的华北大平原,蜿蜒逶迤的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拱卫屏障,永定潮白两河双龙护珠般环绕滋润,古燕京的地里位置似乎从混沌初开的伊始就拥有无与伦比的王者之气。这里是古燕国的都邑、元以后历代中国的首府。透过古燕京城的设计构思,后世子孙不难一窥中华文化中许多精微奥妙的神髓。
 
古燕京的设计始于元世祖忽必烈之时,是建立在原金中都离宫的基础之上的。经明清两代的经营和加建,形成了后来北平的规模。古燕京在明初时分三层,三层的正门分别为外城的正阳门(即前门)、皇城的天安门、和宫城(即紫禁城)的午门。三个城门和各宫殿的正门皆向南而开,皇帝则面南而坐,接受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的北面称臣。按照元大都时最初的设计,京城解决生活问题的商业市场安排在宫城北面靠着什刹海的钟楼鼓楼一带。整个京城的早期设计体现了周朝周礼对皇家都城的设计思想。«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记载: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周礼中所讲的面朝后市(又叫前朝后市)就是:宫城的前面(南面)办理朝政,后方(北方)则是做生意买卖的市场。而紫禁城的门口左边设祖庙,右边为社稷庙,这就是周礼讲的“左祖右社”—祖(太)庙在东,社稷庙在西。
 
除了宫城的设置之外,应该说京城设计中最重要的就是祭祀。原外城的四郊外分别设置了专为天子祭祀而用的五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和先农(山川)坛。五坛最初均在郊外,后来明朝中叶在原外城的南面加建了新城,才把天坛和先农坛置于新外城的永定门城门之内。同时原来的外城就变成了后来的内城。五坛中南北二坛的位置是根据按照易经中的乾坤排列:南方为阳,天属阳,为乾;北方为阴,地属阴,为坤。所以祭天的天坛设在南郊,而拜地的地坛则立于北郊。日坛置于东而月坛处于西则是因为古人根据肉眼的观察,认为日生于东而月起于西的缘故。从日月二坛的东西位置,我们不难看出祖庙与社稷庙的主次之分:祖庙在东,社稷庙在西,当然祭祖要比祭社稷来得更重要些。中国人讲究慎终追远,追着追着,追到最后就会追到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的上天神明。所以祖庙当然就比社稷庙更为重要。
故宫全景,天安门后面是端门、午门、太和门,接着是三大殿。
不但祭祀,宫城内外的其他建筑也离不开易数的安排:前朝为天子办理朝政的地方,设三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三为单数,易理中单数为阳,暗指天子。后宫为皇帝皇后的生活之处,设二宫:乾清宫和坤宁宫。二为双数,双数为阴,隐喻后宫皇后,这是最初的设计。后宫的交泰殿则是后来加的。紫禁城中暗合易数的排列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总而言之,整个古燕京的设计,体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文化起源。
中华文化中道法自然的讲法可见于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对于这段话,后世的理解可说是千差万别。一些哲学家因为这段话含有“有物混成……道法自然”中的“物”和“自然”两词,就把道家定义为所谓的朴素唯物主义学说。其实这类解释真是有对古人话语生吞活剥之嫌。试想:这个被老子称为“道”的那个“物”,既然是一个创造了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包括人在内的“天下母”,那么被创造出来的人尚且有思想有灵性,难道这个造了人的“道”或“物”竟会是无知无觉无灵性无意志的物质吗?
 
另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如果都用这类唯物的思想去解释天人合一的文化,那么延续了五千年的华夏文化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用一个对唯物哲学的存在几乎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来做例子。
 
一九五八年出版的达尔文自传(编辑:Nora Barlow;出版:Wm. Collins Sons & Co. Ltd., London)里有这样一段达尔文晚年的自述:“直到三十多岁,诗歌仍能给我带来巨大的喜悦。从学生时代开始,我就酷爱莎士比亚,特别是莎翁的历史剧。绘画也能带给我相当的快乐,音乐带来的享受则更是巨大。但到今天为止有很多年我已经连读一行诗的兴致都没有了。近来我曾尝试着再回去读莎士比亚,却发现这些东西简直枯燥得让我做呕。我对绘画和音乐几乎完全失去了兴趣……我的脑子似乎变成了一部机器,不停顿地从大堆的事物里去破解自然的法则。但为什么这类工作会造成我获得精神享受的那部分思维神经的萎缩呢,我无法接受……失去精神享受的品味就是失去幸福,情感的低能还可能导致对智能的损害,甚至伤害到道德品行。”
 
达尔文,人类史上第一个向猴子认祖归宗的人。他发明的自然法则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在被这个法则规范的世界里,既没有神明的慈悲,也没有人道的怜悯,只有动物最原始最本能的生存竞争。达尔文的晚年完全沉浸在充满了这个法则的世界里,从他的自传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法则对他造成的伤害。如果将他的晚年自述与五四以来近一百年的历史作一个仔细的对比,应该会对我们有所启发,对找到国人今天的文化困境背后的原因有所帮助。
 
老子说的“有物混成”中 “物”字的意思其实不是今天物理意义上的物质,而是“东西”的意思。老子因为无法描述“道”是什么,只好说有个东西。而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结论中,前三个“法”字是动词,意为效法。但最后四个字“道法自然”中的“道法”二字却是一个名词,意思是:道法是自然的;是自(本)来就有的、先天存在的。
 
作为炎黄子孙,为了三千多年的燕京风流和五千多载的华夏璀璨,我们应该感谢“道法自然”的上苍神明。
 
責任編輯:石振麟
 
(新三才原創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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