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风民俗 民谣里的宋朝(图)

民谣里的宋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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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朝历代,因为政有善恶之别,人有美丑之分,而百姓诉求又得不到及时处理和疏导,便滋生了大量民谣。《诗经》中的《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就是最古老、最流行、最经典的民谣。一个时代的民谣,如同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能清晰地映照出许多比正史更加真实可靠的信息。例如,从宋朝众多民谣中,随手拈出几首,当时的政情与社情,时弊与民怨,甚至一些官场趣事与宫廷秘闻,均跃然纸上,一目了然。

   
对好官的盼望,是帝制时代百姓的共同心声。宋仁宗康定年间(1040—1041年),西夏扰边,战火燃起,韩琦、范仲淹先后受命,领军御边,他们采取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属羌、孤立西夏的办法,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百姓欢欣鼓舞,故民谣曰:“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
   
宋仁宗一朝,包拯以立朝刚毅、铁面无私而闻名遐迩,因他曾任天章阁待制,百姓亲切地称他为“包待制”。嘉祐元年(1056年),包拯权知开封府,负责京城诉讼和治安。当时,打官司有一个规矩,百姓不得直接到衙门递交状子,要由小吏转呈。为了使知府大人早些受理,许多人不得不上下打点,疏通关节,一个官司打下来,往往赢了官司,输了铜板,得不偿失。包拯坐堂开封府,却一改陋习,大开正门,使百姓能够直接上前陈述曲直,诉说冤情,既减少了百姓的打点费用,又准确地把握了案情,更缩短了审理周期,一举数得。因此,京城迅速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打官司无钱疏通关节也没关系,有包大人呢!
   
好官少,酷吏多,是帝制时代的通病。而那些通过投机取巧上台的权臣,更是巧立名目,盘剥百姓,苛政猛如虎。百姓诉求无门,只好编段子、传民谣,诅咒贪官污吏,图个嘴巴快活。宋徽宗在位期间,童贯、蔡京通过“花石纲之役”,帮助皇帝搜罗天下珍奇,深得宋徽宗信赖。他们结党营私,打击异己,祸国殃民。于是,便有了:“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筒”指童贯,“菜”即蔡京,表达了百姓对奸臣和恶政的深恶痛绝。当时,朝廷不但横征暴敛,而且卖官鬻爵。有一首民谣就直指这种货赂公行的丑恶现象:“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宋代一千文铜钱为一索,或一贯,大致相当于一两银子)意思是三千两银子可买一个秘阁官员,五百两可买一个地方通判,买官卖官都已经明码标价了,可见当时官场风气堕落的程度。
   
靖康初年(1126年),金国屡屡举兵南下,宋军常吃败仗,每当此时,皇帝便纷纷下诏,征求应变之策,做出广开言路的开放姿态。而一旦金兵稍退,皇帝便又莺歌燕舞,纸醉金迷,听不进任何意见了。《宣和遗事》记载说:“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城门闭喻战事紧,城门开喻战事缓,讽刺了统治者的急功近利和苍黄反复。
   
还有些民谣甚至操心皇帝家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宋孝宗让位于儿子宋光宗,自己当上了太上皇,希望过几年舒心日子。然而,宋光宗坐上皇位后却一反常态,对深居重华宫的孝宗不但没有正常的礼节,甚至一年多时间,不去探望孝宗。作为天下表率的皇帝,竟然在一惯标榜以孝治国的国度里,不忠不孝,结果道路流布,家丑外扬,因此,民谣说:“汝亦不来我家,我亦不来汝家。”
   
不过,民谣更多的是指向社会不公和正义缺失。帝制时代,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既无地位,收入也微薄,万一遇上灾年,常常农田绝收,饿殍遍野。但即便如此,统治者却依然觥筹交错,过着花天酒地的奢糜生活。《水浒传》中的北宋民谣:“赤日炎炎似火烧,禾田垅亩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反映了百姓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极度愤慨。
   
民谣是草根百姓关注社会发展、关心国家大事的一种直抒己见的表达,是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和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控诉。然而,对于帝制时代平凡如草芥的百姓来说,统治阶层的盘剥和压迫,决不会因为几首民谣而稍有改变的,百姓的控诉,显得苍白而又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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