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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认识中国“书院文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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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才综合】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书院这种古老的教育形态,重又兴起,山东,有作家张炜创办的“万松浦书院”;陕西,有陈忠实的“白鹿书院”;天津,有“北洋书院”;江苏,有南怀瑾的“太湖大学堂”;而名扬天下的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登坛讲说的热度更是不减。书院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教育组织,起于唐,兴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清代全国曾达7000多所。书院传播学术思想,普及礼乐教化,成为民间知识精英思想新创的集结地,一些著名的书院,对于文化思潮的引领力量,甚至辐射政治领域。

然而,到19世纪末,西学东渐,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教育的许多方面都不得不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型。书院的教学内容向来以儒家经史辞章为主,多以应科举考试为办学目的,不重自然科学类知识,因而在清末被视为旧学的堡垒。而引入西学的近代学堂,则被看成是新学的象征。公元1901年,光绪帝一纸诏令,改中国书院为西学学堂。

今天的国人或不知书院为何物,悄然重兴的书院,依旧显得神秘。他们大多安居在不被注意的“角落”,或是私人出资,或由政府筹办,或是背靠大学;他们以著名学者或作家的影响力为旗帜,或开坛设讲,或切磋酬唱,已经开始具有局部的号召力和四方的追随者。有人说,书院复兴的热潮,是针对现代教育体制“批量化、标准化”的缺陷,期待以传统的师徒授受方式,更注重对“人”的教化养成;也有人说,书院为民间思想者提供了新创的空间;还有人寄望这种“野蛮”自在的方式,能够冲撞刻板的学术藩篱,“只有讲下去,才能出大师”。

当人们发现,真正的自信少不了本民族的文化根基时,敏锐的文化人开始重返传统之旅。书院重兴,难免良莠混杂,但也必定会冶炼出新的文化担当者,正如沉默的万松浦、僻远的太湖大学堂,静待各自的奇迹。“中国历史上的名人、才子、忠臣、孝子,乃至于最好的宰相,最好的文臣、武将,都是民间自己培养起来的。政府三年一考,五年一考,考取了做官或者备用。”他说,“书院是私塾制度哦,不是现代学校制度。” 中国古代教育有两条线索,官学和私学,书院吸收了二者的长处。私学的长处是可以自由讲学,老师不一定是朝廷的官员,都以个人身份讲学,因此,思想活跃。官学的优点是,有正式的场所,有讲堂、藏书楼,有固定的学田,经济有保障。

书院被完全抛弃,是在五四之后。甲午战争,被我们以前有点看不起的日本打败,就开始反省,派了很多人到日本学习。日本人为什么可以打败我们?是因为他们学习了西方。于是,西学占了上风,认为科举制度不好,也认为书院不好。废书院改学堂,不仅是学制,所有的东西,都要学习西方。好像传统丢得越彻底越好。

五四之后,很快,那一代人,包括蔡元培、胡适、等人都意识到,废除书院做法过激。所以后才有蔡元培整顿北大的时候提出:“兼容并包”,不仅包容西方,也包容传统。胡适认为书院在教育中被排除是一大损失。上世纪20年代他就写文章,对抛弃书院的精神表示惋惜,强调书院的独立,还可以自由议政,号召研究书院。从这点来看,应该说,书院改制是晚清在特殊背景下的非常之举,难称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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