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秉笔直书著青史(二)

秉笔直书著青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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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承载着历史与未来,但写作史书却是一项艰辛、严肃的巨大工程。写作史书,不能凭空虚构,不能取材失当,不能放弃立场,要做到核准事实,秉笔直书,还要对历史做出正确的评判。因此上古之人把史官称为“天官”,认为史官记录历史,具有监督至高无上的皇帝谨言慎行的作用,让皇帝约束自己,善待苍生。

唐代学者刘知几认为一个杰出历史学家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史学(学问),二是史才(才气),三是史识(见识)。清代学者章学诚又补充了一个条件,认为还要具备史德(人格)。学、才、识、德兼备的大历史学家当首推汉代的司马迁。

孔子以后,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史官不能尽到自己应有的责任,历史记载成了空白。出生在孔子之后四百年的司马谈身为汉朝的史官,对此忧心忡忡,认为这是自己的耻辱。他要写一部史书,让历史记载连接起来,让史官的传统得到恢复。但他未能如愿,就去世了。

他的儿子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命,历尽艰辛,终于写成了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

《史记》这部书,最初叫《太史公书》,记载的历史上起轩辕皇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长达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是一部体大思精、前无古人的历史著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

写史书不可能绕开作者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有的人是从皇权中心出发来评价一切,只要能让皇帝高兴,可以把好人说成坏人,把对百姓的犯罪说成是伟大功绩。司马迁认为,史官应有公正之心,要对历史负责,要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当帝王的应声虫。要做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首先就要掌握详实、全面、符合历史事实的材料。于是他钻入史料堆里,不辞辛苦,不带成见,做着认真考察、对材料核实求真的工作。

最让他为难的是如何表述当代的历史。李广被逼自杀的事件如何记录?汉武帝的好大喜功、连年征战等如何记录?司马迁决定照实记录,让历史事实自己说话,留给后人。有了这种从容不迫的心态,他写出《景帝本纪》,记述汉武帝父亲的事情。

司马迁后来蒙冤下狱,表面上是因为他为李陵仗义执言触怒了汉武帝,而更直接的原因则是司马迁在记录景帝的文章里并没有歌功颂德,把景帝做的事无论好坏都写了進去,这让武帝非常生气。他被判死刑,罪名是“无中生有的欺君之罪”。

为了活下来,完成著作《史记》的历史使命,他含羞忍辱接受了腐刑。司马迁想到:周文王被逐,作成《周易》;孔子困厄,作成《春秋》;屈原被逐,作成《离骚》;左氏失明,作成《国语》;孙子肢残,作成《兵法》;吕不韦贬谪,作成《吕氏春秋》……这些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在艰难的处境下不放弃自己的追求,从他们身上司马迁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启发,他相信历史是最公正、无私的。

以往的历史只记载帝王将相,司马迁认为那些作者的视野太局限、狭窄。在狱中,司马迁想象那秦始皇当年是何等威风,却被江湖游侠荆轲设计接近,“图穷而匕首见”,追杀在朝廷之上,暴君始皇帝是何等狼狈。司马迁决定写一篇《刺客列传》,把荆轲这类普通人写進历史。经受酷吏的种种折磨,司马迁的心中却冒出了一个新的题材,他要为历史上的酷吏写上一笔,就叫《酷吏列传》吧。正是这些酷吏,上下其手,狼狈为奸,辱没功臣,陷害忠良,制造了多少骇人听闻的冤狱!这黑暗的牢狱也是一个见证历史的重要场所。

司马迁写《史记》,用意是“述往事,思来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表现出的求实精神和历史眼光,得到后代学者的高度评价。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清末学者顾炎武高度称赞司马迁:“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

著史书者需先修身。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修身养性,加强道德修养,是智慧的表现;待人有爱心,是仁的境界;给人以帮助,是义的体现;有耻辱感,是勇气所决定的;获得好名声,是行为的最高追求。一个人具备了上面所说的五个方面,就可以从容的行走在世上,并能進入君子的行列中了。”司马迁正是这样一个为后人景仰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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