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贤明的光武帝和“建武盛世”...

贤明的光武帝和“建武盛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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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贤明的光武帝和“建武盛世”
自西汉灭亡、王莽篡位,到刘秀复汉称帝和统一全国,天下凋敝已极,民不聊生,因此极需休养生息。

作为一位了解民间疾苦、体察下情、宽宏大量、厉行节约、听从谏言、勤于政事的圣明贤君,光武帝刘秀兢兢业业,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 。他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安抚周边少数民族,力图重振汉家盛世。

首先,刘秀采取了“退功臣,進文吏”的政策。

刘秀认为他的功臣多是戎马出身,不熟悉典章制度,不懂得治理国家;可是他们多自恃功高,不听命令,或不遵守法纪。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勋,并笼络他们的人心,刘秀封其中功劳最大的三百六十多人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但却解除了他们的实权。除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三人参与议论军国大事外,其余大多数列侯成为闲员,只是“以列侯奉朝请”。这些列侯的食封数量,如邓禹、吴汉二人,都食四县,其余为县侯、乡侯、亭侯,小的只食数百户。总的说来,比西汉少得多,也是衣食租税而已。

但是刘秀却很重视那些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他认为这些人既熟悉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又情操高尚,不趋炎附势。所以就多方访求,重礼征聘。平帝时的高密令卓茂不仕王莽,刘秀征为太傅,名儒伏湛(音占)征为尚书。而尚书的权力是很大的。

其次,刘秀建国之后,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当政,外戚篡权,以及地方权重的教训,加重了尚书职权,削弱三公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即皇权。

在中国的首辅制度中,丞相在汉初制度中算得上是百官之首。汉武帝时,开始重用尚书、侍中等内官直接处理朝政,于是丞相等外朝官员开始失去决策的机会,而只能奉命办事。尚书台原是管理公文发放的机构,所任官吏,年资较浅。尚书令、尚书仅为千石、六百石的中下级官吏,尚书郎为一般士大夫所轻视。由于内朝的抬头,于是外朝官员只有加侍中、给事中头衔后方能参与决策。

鉴于西汉三公失权造成的祸害,刘秀不设丞相,而“虽置三公”,但“事归台阁”,即一方面削弱三公权力,另一方面则扩大了尚书台的组织,加强尚书台的职权。一切政务不再经三公管理,三公形同虚设。尚书台成为皇帝发号施令的执行机构,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刘秀对于朝中大臣以“严切之法,行督责之术”。《后汉书•申屠刚传》说:“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史称“自是大臣难居相任”。

与此同时,刘秀还加强了对宗室诸王的控制,禁止王子、诸王交通宾客,结党营私。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

第三,刘秀承继西汉初年的与民休息政策,先后6次发布命令释放奴隶和禁止残害奴婢,还多次下诏释放罪犯为庶民。他实行轻徭薄赋、奖励农耕、兴修水利的政策,将田租由什一税恢复到西汉初的三十税一,还下诏赈济老人和鳏寡孤独穷人。

第四,废除王莽严刑苛法,实行比较宽松的法治。光武帝曾下诏说:“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  他还整顿吏治、精简冗员、广选人才,任用贤能。

第五,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秦汉以来,地方政权机构为郡县二级制,西汉末,共设郡国一百零三个,县邑道侯国一千五百八十七个。对众多的郡县,如何加强中央的统一管理,是一个大问题。为了监察地方的政绩,汉武帝时已分州派遣刺史,進行视察。刘秀为了進一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把刺史固定为州一级的地方长官。刺史处理地方政务,不通过三公,可直接上奏给皇帝,使地方郡县也直接置于皇帝的控制之下。

第六,在军事上,加强中央军的同时削弱地方军。

首先“罢郡国都尉”,取消郡县的专职武官,以太守兼领兵权;废“都试之役”,取消地方定期举行的军事训练;“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 即实行精兵简政,大量裁减军队,让士兵回归土地耕种。并正式废除地方上的更戍役制度。削弱地方兵权的同时,刘秀还逐步扩大中央军队,在重要的沿边地区,设有边防军,为中央军队的一部分。上述措施,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但是地方军队的取消,使地方豪强地主田庄内部的部曲家兵制开始发展起来。这种部曲家兵,承担着维持地方治安的某种职能。不过后来,由于中央控制力量的逐步削弱,豪强地主的部曲家兵则迅速发展,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终于导致了东汉末年的混战局面。

另一方面,则强化监军制度。监军的起源较早,春秋即已出现,但监军之制的最终确立应在东汉初年。如设“北军中候”掌监五营;每有将帅出征,皇帝即令亲信、近臣随军监督,等等。目的是防止将帅离心,增强中央军的可靠性和保险系数。

第七,在边防问题上,废除了边郡更戍役制度,所谓“罢边郡亭候吏卒”,大量以刑徒兵、夷兵充实边防力量。同时加强边防建设,不断修筑亭候烽隧,完善防御体系。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为了息边养民,确保国家安定。

光武帝还常常自省。有一次,出现了日食,他自责道:“吾德薄致灾,(责)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职任,奉遵法度,惠兹元元。百僚各上封事,无有所讳。其上书者,不得言圣。” 还有一次发生了地震,光武帝下诏说,发生地震的责任在君王身上,因为自己无德,才连累了百姓。
有一年夏天,洛阳有甘泉涌出,有病的人喝了泉水后身体恢复如常。又有赤草在水崖边长出。于是有的大臣上奏道:“地只灵应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辄以改元,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列为年纪,盖以感致神只,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称为中兴。今天下清宁,灵物仍降。陛下情存损挹,推而不居,岂可使祥符显庆,没而无闻?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 但是光武帝没有采纳。他常自谦的说自己并没有什么德行。所以当时的史书对这方面记载的很少。

刘秀还提倡勤俭节约,临终遗诏上说:“朕无益百姓,(葬礼)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遣吏及因邮奏。”  而文帝葬时用的都是瓦器,不用金银铜锡为饰,并且没有起坟。

由于光武帝刘秀的励精图治,建武之世,受西汉末年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较快的得到了恢复,社会矛盾得到缓和,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刘氏汉家天下得以完全恢复、发展和中兴,社会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光武帝刘秀自公元二十五年称帝,至公元五十七年去世,在位三十三年。前三十一年使用“建武”年号,后两年改用“建武中元”年号。他统治时期,中国国势昌隆,号称“建武盛世”。

《后汉书》作者范晔评价刘秀说:“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榄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刘秀的“建武盛世”,为后来的“明章之治”以及近两百年的东汉刘氏王朝的统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建武中元二年(57年)二月戊戌,刘秀在洛阳病逝,享年六十三岁,葬于原陵 ,庙号世祖,谥曰光武皇帝。刘秀四子刘庄继承皇位,即汉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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