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东汉的文化科学成就(57)...

东汉的文化科学成就(57)

分享

第六节  东汉的文化科学成就
从东汉时的文学、艺术、科技,我们可以進一步一窥东汉王朝的面貌。

文化上的成就
文学

东汉时期的文学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发生着变化。前期基本承继西汉文风,辞藻华丽;中期因政治黑暗,士族力量衰弱,文学则陷入低谷,之后渐渐复苏,文风发生转变;后期的文学则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并直接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文学。

东汉的文学作品,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即赋、散文、乐府诗。大赋在西汉武帝时已经发展成熟,因此到东汉时难有進一步的发展。于是,各种抒情写物的小赋取而代之,这类小赋多少摆脱了大赋的铺张刻板的格式,意境较为清新。特别东汉末年的乱世的惨况,也为小赋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更注重于自由的抒发情感,宣泄痛苦与苦闷的情绪。

散文方面,主要是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名著,亦是东汉散文的最高成就。东汉后期还出现了对社会现实批判的政论性散文。

诗歌方面,东汉乐府诗大部分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间优秀作品。它们的内容,广泛而深入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在当时乐府民歌的影响下,还出现了一些模仿乐府写成的五言诗。这些作品比乐府诗篇幅较长,叙事较曲折。其题材多样,又汲取了乐府的技巧,词句平易动人,意境隽永。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东汉后期的文人五言诗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史学
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所撰的《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名著,也是这部中国史学的第一部断代史著作。班固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完成了该书的大部分,后由于窦宪事件的牵连,班固死于狱中,《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其妹班昭与同乡马续将其完成。

《汉书》纪事起于高祖元年(前206年),迄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历十二世,二百三十年。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内容恢宏,结构严谨,其纪、表、志、传四部分的编排体例与《史记》相差无几。“纪”和“表”用来叙历出事件和历史進程,“志”述典章制度,“传”写各类人物及少数民族的历史。《汉书》将《史记》中“世家”一体废除。而改“书”为“志”,有意突出“帝纪”对全书的统率地位,增强了“纪”的纲领性,同时“传” 更加充实。

《汉书》第一次创立了《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汉书》的志更是被后人所重视。《汉书》首创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

东汉的另一部史学著作是荀悦 (148~209)写的《汉纪》,是一部记载了西汉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卷。荀悦撰写该书主要是对《汉书》剪裁删润, 去繁就简, 所以内容基本不出《汉书》范围。《汉纪》的贡献,在于它继《春秋》和《左传》之后,再次采用编年体方式,成为与纪传体并重的两种基本的史书体裁。

语言
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成书于东汉,作者是许慎。这部书奠定了中国古代字书的基础,为后世了解中国古代文字做出了重要贡献。

《说文解字》原书十四篇,叙目一篇。正文以小篆为主,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又古文、籀文等异体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字,解说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该书改变了周、秦至汉的字书的编纂方法,即将所收字编为四言、七言韵语的形式,首创了部首编排法,分为五百四十部。

许氏又总结了以前的“六书”理论,开创了有系统的解释文字的方法,先解释字义,次剖析形体构造,再说明读音。剖析字形的方法,是以前字书所未有的。该书对古文字、古文献和古史的研究都有重大的贡献。
该书在流传中,屡经篡改,今本为宋徐铉所校定,与原书颇多出入,徐氏将每篇分为上下二卷,共三十卷,收九千四百三十一字,重文一千二百七十九字,解说十二万二千六百九十九字。后世学者以研究《说文》为专门的学问,给它作注的有数十家,以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句读》、《说文释例》和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最为著名。

艺术
绘画和雕刻艺术

东汉的绘画成就很高,汉画像石通常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当时官僚富户常用石材修建坟墓或祠堂,在石材画像上進行雕刻,一般称之为画像石。画像石的题材丰富,有渔猎、耕织、宴餐、作战、伎乐、舞蹈等场面,以及许多历史故事。近些年南阳出土的汉墓中就有汉画砖石、汉墓壁画、汉代雕塑。内容主要是以生活为题材的,也有反映神仙世界的。东汉画工种类很多,在邓后的诏令中,曾提及画工三十九种。

以二零零三年考古学家在陕西省定边县汉墓发现东汉“虎舞剑,犬弹琴,蛙獭对饮话家常”的充满“大同”思想的壁画为例。壁画色彩鲜丽,线条流畅,技法纯熟,构图简洁谐整。在高约两米、宽约一点八米、深约三米的墓窑内,正面是表现主人生前生活、财富状况的农耕、狩猎图,东面是体现主人身份地位的出行图,顶部是二十八宿星象图。西侧图内容最丰富,描述主人死后進入仙境,西王母瑶台宴饮,舞者、歌者、奏乐者,皆为虎、豹、犬、龙、野猪等兽,连青蛙、水獭也闲坐对饮密语。万物同乐,人兽相谐,画中主人乘着犹如观光电梯般的透明载体。

在雕刻方面,技法也十分成熟。汉灵帝时铸有四大铜人立于关门外,又铸四大铜钟,各重二千斤,悬于宫殿之前。二零零四年在天津蓟县小毛庄墓群发掘的砖石结构的东汉大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具有极高考古价值的石刻和彩绘。 墓室入口处均有石质门楣。门楣两侧都有图案,一侧系用减地浮雕的刻法,汉代“青龙”、“白虎”等依稀可辨;另一侧则用线刻手法雕刻出禽类动物图案,并涂有彩色涂料。

音乐
东汉时期的音乐风格承继于西汉。在河南南阳出土的汉画中,有乐舞百戏图,反映了当时的音乐舞蹈情况。
乐器方面,东汉保留了西汉的竽、瑟、琴。筝是东汉末发展起来的乐器。筝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的秦,但那时是种粗糙而不入耳的乐器,西汉时其地位并未改变。东汉末,筝的形制由半截音箱改为通体音箱,和琴一齐向瑟靠拢。改進了的筝立即成为重要乐器,因为它比瑟小,音区比瑟高,出音脆亮,演奏技巧又比瑟简单,于是逐渐替代了瑟。竽、瑟为主的乐队又变而为竹、笛、筝为主了。它为魏晋时期音乐的高度发展打下了基础。
东汉时期的舞蹈与西汉相仿,大多出现在宴饮场合这些舞蹈称为“杂舞”。为杂舞伴奏的乐队是黄门鼓吹。其主要乐器有建鼓、竽、瑟、箫(排箫)、埙,外加钟、磬。

西汉时发展起来的音乐形式“鼓吹乐”,在东汉时仍采用。“黄门鼓吹”也是一种鼓吹乐,演奏汉代皇帝飨宴群臣的“食举乐”,并奏杂舞曲。

服饰
西汉对于朝祭祀服章制度,记载的相当少。因为西汉初期几个皇帝提倡休养生息政策,提倡节俭,在服饰方面对百姓也没什么禁忌。武帝时开始服色尚黄,但也没有规定详细的章服制度。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正式制定官服制度。汉明帝的祭服、朝服制度包括冠冕、衣裳、鞋履、佩绶等,各有等序,它的重点在冠冕,朝服采用深衣制。

汉代的冠是区分等级地位的基本标志之一,主要有冕冠、长冠、委貌冠、爵弁、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进贤冠、法冠、武冠、建华冠、方山冠、术士冠、却非冠、却敌冠、樊哙冠等16种以上。

具体来说,男子的官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礼服:汉朝的祭祀礼服,以一种冕服为祭天地明堂的礼服的办法。
冕冠服:是最尊贵的祭祀礼服,是天子及三公诸候、卿大夫祭天地明堂之时穿的。
长冠服:是夫子和执事百官,用在祭宗庙及各种小祀,如五岳、四渎、山川、社稷等典礼时穿的。
委貌冠服:相当于周代的冠弁服。为公卿诸候大夫行大射礼于辟雍的时候穿着。
皮弁冠服:这种冠服为大射礼时,执事者穿的,衣裳为缁麻衣,皂领袖、素裳。
朝服:汉代从皇帝到小吏都以袍作为朝服,也是主要常服,亦即是深衣制的袍服,不过因为不同身份的人戴的冠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汉代的朝服,服色是随着五时色,即春青、夏朱、夏黄、秋白、冬黑。朝服均是衬以告缘领袖的中衣。

女子的正式服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庙服:相当于周代的祎衣,是女子礼服中,地位最尊贵的一种。是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拜谒祖庙时穿的服饰,颜色是皂下。蚕服:相当于周代的约鞠衣。每年三月,皇后帅领公卿诸侯夫人参加蚕礼时穿的。朝服: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蚕衣为朝服。

汉朝普通民众的衣服,主要包括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等。汉时衣服的领式,有直领、方领、交领诸式。直领即对襟式,是妇女常服式样。方领是学者衣服的式样。因为汉代织绣业十分发达,所以有钱人家穿的是绫罗绸缎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妇女的衣裙是两件式,样式也很多,还有长袍,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科技方面
天文学

东汉时期的天文学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东汉著名科学家张衡发明了浑天仪和地动仪,并且著有《灵宪》和《算罔论》。

张衡的候风地动仪,是一件震烁古今的伟大发明,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铸成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后汉书•张衡传》中留下了一段有关候风地动仪的简要记载。

地动仪内部结构精巧。仪器内底部中央,立有一根倒立惯性震摆,它的作用和现代地震仪的重锤一样。围绕都柱设有八组与仪体相连接的杠杆机械即“八道”,“八道”与在其上的八条垂龙龙头上颌接合,代表着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北、西南八个方位。遇有地震,震波传来,“都柱”偏侧就会触动龙头的杠杆,使该方位的龙嘴张开,铜球落入蟾蜍口中,发出响动声,告诉人们将要地震的方向。即谓“一龙发机,而匕首不动。寻其方向,乃知震之所在。

张衡于元初三年(公元117年)还发明并制造了漏水转浑天仪。它是一种演示浑天说的仪器。这台仪器是一个球形,用精铜铸造而成,直径四尺多,代表天球,可绕天轴转动,上刻有二十八宿,中外星官以及黄道、赤道、南极、北极、二十四节气、恒显圈、恒隐圈等。张衡利用齿轮系统将浑象和漏壶相连,用漏壶滴出的水作为动力启动齿轮,浑象在其带动下绕轴转动,就这样,浑象便周而复始的自动转动起来。通过选择适当的齿轮个数和齿数,使浑象一昼夜与地球自转速度相一致,以演示星空的周日运动,如恒星的出没和中天等。人们通过对它的监测,可以知道日月星辰和节气的各种变化。它还有一个附属机构叫做“瑞轮萤荚”,是一种机械日历,是用来显示阴历的日期和月亮的圆缺变化的。因为浑天仪是用刻漏流出的水推动的,所以可知张衡的刻漏技术也很高明。 

从张衡开始,中国诞生了一个制造水运仪象的传统。由于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原子钟发明和采用之前,时间的计量都是以地球的自转,也即天球的转动为基础的,因此,张衡的发明实际上就成为后世机械钟表的原始鼻祖。

《灵宪》是一篇杰出的天文学著作。它对当时的天文学知识作了精要的概括和重大的发展。当时,中国并存着几种宇宙结构理论,而以盖天说和浑天说最为流行。张衡是主张浑天说的。在《灵宪》开篇就说,“昔在先王,将步天路,……先准之于浑体”,明指天是个球体。天这个球是从东向西不停转动的,地这个半球却在天内静止不动。张衡还认为天并不是整个物质世界的边界。《灵宪》说:“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字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在天之外还有无限广漠的宇宙世界,不过人们还不知道那些地方罢了。

在《灵宪》中,张衡还谈到了对宇宙演化、日月和五星的看法。他明确指出了朔望现象取决于月亮和太阳之间的相对位置,以及形成月食的原因,并对行星运动的规律作出了自己的猜测,即他已经知道三外行星速度比太阳(实即地球)慢,而二内行星则比太阳快。他还观测到“行迟者觌于东”,即三行星都是先在早晨从东方地平线上出现。这比哥白尼早了十四个世纪。张衡还观察到了陨石,并对恒星進行了观测、命名综合(其他前人所定的星官)和计数工作。张衡所定的星官体系甚至比后来三国时陈卓综合石氏、甘氏和巫咸三家星官而成的星官体系还要庞大。后者只有星官二百八十三官,星数一千四百六十四星。 
在历法上,东汉章帝时开始采用《四分历》,以纠正西汉时使用的《太初历》的疏误,《四分历》在天文数据和计算方法等方面都有许多改進。东汉末年刘洪的《乾象历》中出现了定朔概念。定朔概念的产生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大進步。

丝织业
东汉丝织品的种类繁多,花彩复杂。东汉杨孚在《异物志》中记载了居住在南方的人们,利用芭蕉叶等野生植物纤维织成高质量的织物。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纟」(纟即丝)部有二百四十八字之多,足见当时织染工艺的发达。

铸铜业
东汉时期的铸铜业仍有发展。官府在许多重要铜矿区设有冶铜场或铸铜作坊,制作皇家或官府使用的铜器。私人经营冶铜业的也很多。

当时的铸铜业遍及全国,最著名的地区有广汉、蜀郡、朱提等地。产品有博山炉、铜镜等,主要是生活用具。有的制作精致,花纹工巧,还有饰以鎏金、错以金银的。有些甚至还注明了产地;花纹则有双鱼、羊、鼎等图案,或铸有祝福吉祥、富贵的话语。

机械业
公元三十一年,东汉已用水排鼓风炼铁。水排是用卧式(或立式)水轮带动皮囊鼓风的机械装置,这比欧洲类似机械早了约一千二百年。

根据史料记载,科学家张衡还制造过一种能飞的木鸟,类似今天的模型飞机。《广博物志》引《文士传》云:“张衡尝作木乌,假以羽翮,腹中施机,能飞数里。”可以说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机械飞行器。

张衡还做过一种有三个轮子的器械,《傅子》云:“张衡能令三轮独转。”张衡在所作《应间》中也说:“参轮可使自转。”今人孙文青《张衡年谱》引宋王应麟的话,认为是记里鼓车。记里鼓车的特点是能反映车所行经的里程,与“独转”、“自转”所强调的似乎是两回事。或许,它更可能是一架风车,或水磨。

公元一百八十六年,东汉已开始使用“翻车”(龙骨水车)提水。龙骨水车是重要的灌溉工具之一。

交通工具
公元一百二十一年成书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载有:“……一曰一轮车,……”四川成都扬子山二号墓出土的东汉画象砖上有独轮车的图画,这些都表明东汉时人们已使用独轮车,独轮车是古代重要的运输工具之一。考古发现,战国末年至西汉初中国已使用铜和铁铸造的齿轮,东汉初年还有了人字齿轮。

在造船业上,也有了较大的规模和较高的技术水平。西汉时就已经可以建造宽六到八米、长三十米、载重五十到六十吨的木船。至迟到东汉,船舵已然发明。广州东汉墓出土的陶船模型上有舵。舵的发明是造船技术上的重要進步,欧洲一千多年后才有船舵。

造纸术
造纸术的改良者是东汉和帝时中常侍蔡伦。蔡伦利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经过挫、捣、抄、烘等一系列工艺加工,造成了纸,并在永元十七年(105年)献给和帝。他造的纸称“蔡侯纸”。但在东汉、三国时期,纸并未普遍使用,人们的书写材料仍以简牍和缣帛为主。到了晋朝,造纸术传到长江流域,因为那里有丰富的造纸原料,也可以生产较好的纸张,所以纸张才得普遍推广。

医学
东汉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有感于东汉末年瘟疫流行造成的巨大危害,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临床经验,于东汉末年撰成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这两部专著的重大贡献在于:一、提出了运用理法方药、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特别提出了六经辨证的学说,就是依照热性病发病初、中、末期各种的临床表现和不同治疗的反应与结果,分成辨太阳病、辨阳明病、辨少阳病、辨太阴病、辨少阴病、辨厥阴病脉证并治,还有“平脉法”、“辨脉法”、“伤寒例”、辨霍乱病、辨阴阳易差后劳复脉证并治。二、发展了方剂学,共三百六十三余方,配方十分严谨,药味精练,疗效显著,其方剂被推为“经方”,称为“众方之祖”。三、在病因和发病学上,提出了经络受邪入脏腑论点和血瘀、房室、外伤三因学说。这使中医理论和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后世称张仲景为“医圣”。
《伤寒论》被认为是一部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巨著,后被翻译成多种外文。
东汉另一位著名的医学家华佗(公元141-208),则精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外科尤为擅长。他创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手术。这表明中国医学在公元二世纪时,在麻醉方法和外科手术就已有相当成就。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罕见的。据记载他可以做三种手术:①施行剖腹扩创;②刮骨疗毒;③脑外科等手术。他还创五禽戏,强调体育锻练,以增强体质。认为“人体欲得劳动……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
建筑
两汉时期的建筑日臻完善,并直接影响了中国两千年来民族建筑的发展。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至今没有发现一座汉代木构建筑。不过史籍中关于这一时期建筑的记载非常丰富,有关当时建筑方面的资料也很详实,此外,出土的大量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和明器,也对真实建筑的形象、室内布置、以及建筑组群布局等方面都做出了形象具体的补充。
汉代的城市建筑是以长安城为代表的。自高祖刘邦起,揭开了长安城建设的序幕,到平帝止,先后修建了未央宫,东闹、北闹、前殿、武库、太仓、长安城墙、柏梁台、章宫、太液地、长乐宫北、明光宫、明堂、辟雍。东汉光武帝时,刘秀修西汉十一陵和长安宫室。
汉长安城三大宫之一的长乐宫位于城东南,周长九十公里,面积五平方公里,占汉长安城面积的六分之一,宫内共有前殿、宣德殿等十四座宫殿台阁。未央宫位于城西南,始终是汉代的政治中心,史称西宫,其周长九公里,面积五平方公里,占城面积七分之一,宫内共有四十多个宫殿台阁,十分壮丽雄伟。建章宫是一组宫殿群,周围十余公里,号称“千门万户”。汉长安城以其宏大的规模、整齐的布局而载入都城发展的史册,汉代以后,虽还有几个小王朝建都于此,但长安城永远失去了盛汉时的光彩。
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以后,在周代成周城的基础上修筑扩建起一座更大规模的都城,自此这座城市作为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达三百三十多年之久,史学界将它概称为“汉魏洛阳故城”。
汉代以木构建筑为主。汉代宫室多为台榭形制,故须以阁道相连属,甚至城内外也以飞阁相往来。木构楼阁的出现是中国木结构建筑体系成熟的标志之一。
从东汉中后期的墓中还出土了许多画像砖、陶制楼阁和城堡、车、船模型。明器中常有高达三四层的方形阁楼,每层用斗拱承托腰檐,其上置平坐,将楼划分为数层,此种在屋檐上加栏杆的方法,战国铜器中已见,汉代运用在木结构上,满足遮阳、避雨和凭栏眺望的要求。各层栏檐和平坐有节奏的挑出和收進,使外观稳定又有变化,并产生虚实明暗的对比,创造中国阁楼的特殊风格。
早在两汉时期就出现了“阙”。“阙”音确,是中国古代在城门、宫殿、祠庙、陵墓前用以记官爵、功绩的建筑物,用木或石雕砌而成。一般是两旁各一,称“双阙”;也有在一大阙旁再建一小阙的,称“子母阙”。古时“缺”字和“阙”字通用,两阙之间空缺作为道路。阙的用途表示大门,城阙还可以登临瞭望,因此也有把“阙”称为“观”的。
现存的汉阙都为墓阙。高颐阙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城东汉碑村,是中国现存三十座汉代石阙中较为完整的一座。它建于东汉,是东汉益州太守高颐及其弟高实的双墓阙的一部分。此外,两汉时的建筑已具有庑殿、歇山、悬山和攒尖4种屋顶形式。通过大量东汉壁画、画像石、陶屋、石祠等可知,当时北方及四川等地建筑多用台梁式构架,间或用承重的土墙;南方则用穿斗架,斗拱已成为大型建筑挑檐常用的构件。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中常用的抬梁、穿斗、井干三种基本构架形式此时已经成型。
汉代的栏杆有卧棂栏杆,斗子蜀柱栏杆,柱础的础质难辨,式样简单;台基用砖或砖石混和的方法砌成;门为版门、还有石木门;窗的纹样有直棂窗、斜格窗和锁纹窗,还有天窗;天花有覆斗形天花和斗四天花;柱有圆柱、八角柱、方柱等,有的柱身表面刻竹纹或凹凸槽。方柱柱身肥而短,有收分,上置栌斗;方形双柱指房屋转角常每面用方柱一个,各承受一方面的梁架,这种做法后代逐渐减少。 
 
 

留下一个答复

Please enter your comment!
Please enter your name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