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大唐复国(91)

大唐复国(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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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复国

【新三才訊】西元705年武则天病重,宰柏张柬之等人联络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强迫武则天传帝位给唐中宗李显,恢复大唐国号。同年武则天在上阳宫中去逝,终年八十三岁。死前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并指令与葬于干陵的高宗合葬。武则天共做了15年皇帝。

大唐复国后的帝位之争
 

武则天死后,唐中宗即位。中宗是个昏庸的皇帝,而他的皇后韦氏则残暴、淫荡而又野心勃勃。韦氏希望象武则天那样登临帝位,因此她和安乐公主、武氏结成同党,共同把持朝政。西元710年,韦皇后下毒谋杀了中宗李显,并封锁消息,妄图登基效法武则天。而事实上,她把朝政弄得腐败不堪,“公私俱废”、“十室九空”。这时武则天第四子唐睿宗李旦和女儿太平公主还有相当势力,是韦后专权的障碍,因此成了韦党要消灭的物件。

睿宗之子李隆基是个颇有政治眼光的人,他联合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率禁军攻入后宫,杀死了韦后、安乐公主和武氏宗族,以武力粉碎了她们的女皇梦。同时恢复了睿宗李旦的帝位,李隆基被立为太子。睿宗懦弱无能,太平公主把持朝政。太平公主势力的膨胀与李隆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太平公主想要废掉太子李隆基。西元712年,唐睿宗让位给太子,李隆基合法即位,史称唐明皇(唐玄宗),国号开元。次年,太平公主发动政变,失败后被赐死。至此,持续近十年的帝位之争终于结束,政局也开始日趋稳定。

玄宗李隆基的身世和异相
 

玄宗讳隆基,是睿宗的第三子。《旧唐书》说他“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

高宗三年,被封为楚王,开府置官属,年始七岁。长大后,又改封为临淄郡王。武则天神龙元年,迁卫尉少卿,后兼潞州别驾,加银青光禄大夫。据说,潞州境内有黄龙白日升天。一次,李隆基在田野中行走,有紫云笼罩在他的头顶,从者都可以看得见。此外,在他的居所外有水池,浸溢顷余,望气者以为龙气。象这样的祥瑞之事出现了十多次。根据古人的说法,李隆基有帝王之相。

唐玄宗的开元之治

*即位之初的图强之策

二十八岁就登上皇位的玄宗,深知安定升平的政局来之不易,所以即位以后,立刻起用贤才姚崇为相。玄宗曾说:“朕委姚崇理政,大事与朕共议,小事自行决之。”群臣都认为玄宗晓得君臣之体,有大将之风。

开元四年(716)姚崇罢相以后,玄宗又重用宰相宋璟,并且求谏纳谏,革除弊政,抑制奢靡。姚崇提出了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礼大臣;宋璟则善择人才,刑赏无私,又敢于犯颜直谏。在姚、宋执政时期,赋役宽平,刑罚清省,天下富庶。此后玄宗所用诸相张嘉贞、张说、韩休及张九龄等亦堪称贤良,各有所长。正是在这些良相的辅佐下,玄宗针对当时的弊政进行了一些改革。

但是,从政治上看,开元之治不过是对贞观之治的学步而已。

具体的改革措施如下:

首先,恢复贞观时期“以宽仁为理本”的法治原则,废止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政治和严刑峻法,禁止酷刑和滥用刑罚,将行仁义作为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此外,玄宗还下令编撰《唐六典》,它是现存的中国最早的行政法典。该法典,共有三十五卷,历时十六年,于开元二十六年完成,它标志着唐朝政治体制正在走向完备化。

其次,裁汰冗官,整顿吏治。中宗时,韦后及安乐公主等把持政柄,又大肆卖官,以致官僚机构臃肿,造成国家开支的巨大负担。玄宗即位后,开始裁减机构和官员。比如,开元十一年,将政事堂改在中书门下,内置吏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增置翰林学士,选用心腹官员担任,专掌“内命”。

第三,重视农业生产,继续实行贞观时期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和轻徭薄赋政策以及相关的检括户口政策。

玄宗时,将以往均田制中的“男子16岁至20岁为中,21岁至59岁为丁,60岁以上为老”改成“18岁至22岁为中,23岁为丁”。国家每年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户口名簿籍是国家推行均田和租调制度的依据。

武则天时,均田制已开始逐渐破坏,土地兼井和农民逃亡现象日益严重,721年(开元九年),玄宗派宇文融为劝农使到各地检括逃户和籍外田,经过几年的努力,共括出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唐政府对这些客户每丁税钱一千五百,免租调徭役六年,后由各州县安插在均田土地上。这一举措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玄宗规定皇室宗亲以及功臣不得向封户讨要租调,由政府统一征收,封主向政府领取。

除此之外,玄宗还下令在河东道、关内道、河南道、河西道、陇右道、河北道、剑南道等地大兴屯田,那时全国共有军屯992屯,垦田面积在500万亩左右,令边关军区自给自足。

在关中的三辅地区,“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郑、白)渠立硙,以害水田”,玄宗下令统统予以拆除,使“百姓大获其利”。

第四,提倡节俭。玄宗下令全国上至王公下至百姓一律不得奢靡厚葬,皇亲宠臣犯法与庶民同罪。

开元时期政治的清明与安定,使经济再度得到发展,国力蒸蒸日上,空前强大,出现了唐朝历史上又一个盛世时期:开元盛世。

不过,玄宗时期却开始压制佛教。武则天统治时期修建了很多佛寺,许多人出家为僧。中宗、睿宗时,佛教势力继续发展,全国的僧尼人数达到数十万。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下令淘汰天下僧尼,强使还俗的有12000余人。他又下令各地不得创办佛寺,并禁止民间铸佛像和抄写佛经。这些措施都抑制了佛教的发展。

开元盛世景象

唐朝著名大诗人杜甫在诗歌《忆昔》中描绘了开元盛世景象: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从诗歌中可以一窥开元时期的富足和安定景象。史书记载,开元二十八年,即西元740年,全国在籍编户由贞观时期的300万户增至841万户、4814万人口;到754年,更增加到906.9万户、5288万人口。耕地面积也达到了八亿亩左右。西元749年,中央粮仓共储粮1245万石。据说民间藏粮也十分多,“人家粮储皆及数万”。这是农业连年丰收所带来的富庶景象。据杜佑《通典》上说,当时天下无贵物,长安和洛阳的米价每斗不过二十文,面粉每斗三十文,绢每匹二百一十文。可以说“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

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不仅出现了类似后世的钱庄的柜坊,还出现了汇兑票证—飞钱。都城长安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是商业中心。许多外国商人来到长安、洛阳和南方的扬州、成都、广州等地进行贸易。其商业繁华程度可见一斑。

史书上记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全国判死刑的人只有五十九人,大理寺监狱一片冷落景象,乌鸦和麻雀竟在树上筑巢。可见,把行仁义作为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取得了类似贞观之治的效果。

此外,因为玄宗本人多才多艺,更大力提倡文化艺术。著名诗人李白、杜甫、孟浩然和王维等皆活跃于这一时期,可谓:“奇人雅仕,尽在京城。” 唐朝的文化艺术,包括诗歌、舞蹈、书法等都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颠峰。

唐玄宗由“明”趋“昏”–唐朝由盛转衰的开始

在经历了开元盛世后的唐玄宗,开始“渐肆奢欲,怠于政事”。开元之治乃是依据“贞观故事”,但玄宗不及太宗之处在于,不知“守成难”,不知“慎终如始”,一旦取得了盛世成就,便陶醉在自我满足中。加之摒弃贤臣,亲近阿谀奉承之辈,曾经的明君也逐渐变成了昏君。

*宠信奸臣

唐玄宗由“明”趋“昏”的转捩点是在以开元二十二年年任用奸相李林甫为标志。

李林甫年轻时品行不佳,但因为善于钻营,先后做了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及至丞相之职。当时人人都知道李林甫口蜜腹剑、阴险狡诈,但又“巧言似忠”。唐玄宗却对此忠奸不辨,使其专权达19年之久,曾经让朝政清明的三省合议制至此形同虚设。

当了二十多年皇帝的玄宗一心只想纵欲享乐,大部分时间沉醉于与绝代佳人贵妃杨玉环的游乐中。李林甫则一味迎合上意,排除异己,使玄宗由骄纵而昏庸。有此皇帝,有此宰相,唐朝焉能不走向衰落?

*沉迷声色享乐

玄宗在位日久,渐以声色为娱,天宝二年后宠幸杨贵妃后,更是疏于朝政。杨贵妃名叫杨玉环,其祖上为隋朝名臣。她原为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妃子,玄宗与其一见钟情。玄宗为了得到杨玉环,将其先赐为道士,道号太真。一年后,被玄宗纳为太真妃子,后又被册封为贵妃。唐朝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描绘了杨贵妃的美貌和玄宗对其的情感。“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从诗中可见,沉于情感中的唐玄宗已经将国家大事置于脑后,受奸臣的蒙蔽也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虽然杨贵妃并不干涉朝政,但其远房堂兄杨国忠在李林甫死后成为了又一个专权的朝臣。他在当宰相后,一个人身兼四十多个职位。杨国忠为人强辩而轻躁,专擅朝政,“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他一方面迎合玄宗,一方面拼命搜刮老百姓,致使朝政比李林甫在位之时更加败坏。《国史概要》中说,李林甫是“养成天下之乱”,而杨国忠则是“终成其乱”。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先后专权以及对百姓的搜刮和对天下财富的聚敛,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

*无度开边

此外,玄宗自以为国力雄厚、军队强盛,因此十分热衷于开边,对吐蕃、南诏、契丹不断发动战争,不仅恶化了民族关系,而且财政上也用度不足,故而又任用王等聚敛之臣,对人民加紧搜括;同时大量扩充边军军备,导致了军事布局上的外重内轻。由于府兵制的崩溃,开元十一年实行募兵制。这种雇佣兵,由政府提供粮饷,因此军费成为一项重要负担。开元初军费二百万贯,开元末军费增至一千万贯,天宝末年军费增至一千五百万贯。曾经的“盛世”怎么经得起这样频繁的折腾?

开元年间,边境共设十个节度使,他们不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政权、军权、财权集于一身,形成了半割据的势力。玄宗期间边境驻军占全国总兵力的85%以上。

随着唐朝朝政的腐败,唐朝在西域的威信一落千丈,边境危机日趋加重。为了应付边境危机,朝廷更加仰赖节度使。这种状况使节度使骄横跋扈,自然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日渐增大。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就是边境的节度使作乱,唐朝从此开始由盛转衰。

前文业已讲过,玄宗后期,边镇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使唐的军事形势由原来的“内重外轻”逐渐变成“外重内轻”,这个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唐玄宗穷兵黩武,喜欢开边;另一方面则与府兵制度的瓦解也有密切的关联。

府兵制度是唐初开始实行的兵役制度。府兵必须自备兵甲衣粮,所以对于百姓来说,服兵役是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在均田制推行较好时,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种兵制还能勉强维持。后来均田制逐渐解体,农民便无法负担沉重的兵役。这是造成府兵制破坏的主要原因。此外,服役的士兵年限长,而且常受虐待,这样就使人们视兵役为畏途。府兵的兵源渐渐枯竭了。到749年(天宝八年),唐政府不得不下令停止对府兵的征发,实际上宣布废除了府兵制度。

代替府兵制的是募兵制。征募来的士兵的武器和衣粮都由政府发给,他们长期服兵役,属于雇佣性质的职业兵。这样唐政府在军事方面的支出日益增大。

另一方面,由于唐玄宗追求开边,因此不断增加边镇节度使的军备,而节度使的权力也不断扩大。开元年间,边境的十个节度使不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而且 “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政权、军权、财权集于一身,形成了半割据的势力。玄宗期间边境驻军占全国总兵力的85%以上。

随着唐朝朝政的腐败,唐朝在西域的威信也一落千丈,边境危机日趋加重。为了应付边境危机,朝廷更加仰赖节度使。这种状况使节度使骄横跋扈,自然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日渐增大,乃至公然反叛。西元755年,节度使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拉开了唐王朝走向衰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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