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唐朝走向衰弱(93)

唐朝走向衰弱(93)

唐朝走向衰弱

【新三才訊】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但却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安史集团盘踞的地区黄河流域,社会经济遭到了大破坏,特别是激战最烈的河南一带,更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而且贫富分化更加悬殊,“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

安史之乱时期,唐朝的军队大多调集到内地,边防空虚,因此唐朝在对外关系中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退守,西域、河陇地区相继被吐蕃占领,在南方也经常受到南诏的骚扰。安史之乱打破了唐朝的统一局面,此后,藩镇割据势力越来越强大,战乱频起,唐朝的中央力量越来越削弱。

《推背图》在第七象中也早有预言。第七象的图中人物,身穿胡服,口含一支羽毛。隐指少数民族的吐蕃。谶文中说“旌节满我目,山川局我足。破关客乍来,陡令中原哭。”
 

“旌节满我目,山川局我足”,指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全国藩镇割据之多,令人一看满眼都是;藩镇多了,你有你的关口,我有我的渡口,走起路来就处处拘束。破关客指吐蕃,后两句讲吐蕃打入中原,令中原老百姓一片啼哭。

颂曰:“蝼蚁从来足溃堤,六宫深锁梦全非。重门金鼓含兵气,小草滋生口吐啼。”第一句用蝼蚁溃堤比喻藩镇割据已足以摧毁唐王朝了,第二句讲后宫虽然深锁,但宫妃们作的梦已经面目全非了,暗喻宫妃也知道形势严重。第三句讲皇宫以外,金鼓阵阵,随时都会有战争发生。第四句中暗含吐蕃一句,“小草滋生口吐啼”,口土为“吐“字,小草滋即小草蕃衍,是一个蕃字。

可以说,经过安史之乱以后,统一、繁荣、强盛的唐朝已经开始走向衰弱。

而玄宗李隆基实为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对玄宗一生之评价,有八个字可言,“功过相抵,兴衰由他。”

唐朝皇权衰弱的表现之一–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安史余部还保持相当大的势力,昏懦的唐代宗为了求得苟安,“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而在平叛的过程中,唐朝对内地掌兵的刺史也多加节度使的称号。因此,中原地区也出现了不少的节度使等大小军镇,以后又扩展到全国。他们是地方的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即藩镇。安史之乱后,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藩镇大多依旧服从中央政府,向中央缴纳赋税;而在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一带的藩镇,即时称“河朔三镇”的成德、魏博和卢龙三镇,则割据一方,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也不向朝廷缴纳赋税。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只能加以承认,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镇外,重要的藩镇还有淄青镇(治青州,山东益都)、淮西镇(治蔡州,河南汝南)、沧景镇(治沧州)等等。它们也多仿效河朔,专横跋扈,割据称雄。

这种藩镇长期割据的局面,破坏了唐王朝一统天下的局面,也影响到了中央的财政收入。

此外,各藩镇对境内的人民都实行残暴的统治。节度使为了维护统治,除拼命扩充军队外,还挑选精勇组成亲信“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节度使对牙兵供给丰厚,往往能得他们的死力,但这也使牙兵十分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遂形成了“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

当然唐中央政府也试图削弱藩镇的权力,因此中央政府和藩镇时常发生争斗。在德宗和宪宗时期,先后出现了“四镇之乱”和“淮西之乱”。

“四镇之乱”的起因是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继节度使位,要求朝廷加以承认,唐德宗不允许。为了维护世袭特权,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山南东道(治襄阳)节度使梁崇义和李惟岳联合起来,共同起兵。不久,梁崇义和李惟岳兵败被杀,田悦和李纳也被唐军打败。但卢龙镇节度使朱滔和成德镇降将王武俊为了争权夺地,又勾结田悦、李纳发动了叛乱。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了叛乱的队伍,自称天下都元帅。783年,德宗抽调关内诸镇兵去平定叛乱,泾原镇兵在路过长安时发生哗变,攻进长安。德宗逃到奉天(陕西干县)。泾原叛军立朱滔的兄弟朱泚为主,在长安称帝,国号秦(后改为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兵救援德宗,但到了长安附近他又与德宗发生矛盾,就联合叛乱军共同反唐。在李怀光的逼迫下,784年(兴元元年),德宗又从奉天逃到梁州(陕西汉中)。后来,德宗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才收复了长安,逐杀朱泚,又与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势力相妥协,才勉强平息了这场叛乱。

“淮西之乱”发生在唐宪宗时期。814年,淮西镇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他更加跋扈,四出攻掠。宪宗遂发兵讨伐淮西。出兵三年仍不能奏效。817年,宪宗任命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负责统帅全军。当时各道军中都由宦官监军,将领因受到压制,都不愿出力。裴度到前线后,奏请宪宗取消了监军宦官,被动的局面才渐渐扭转过来。在这年冬天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唐将李訴率领九千士兵突袭淮西镇所在的蔡州城,一举活捉了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

淮西平定后,沧景、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中央。淄青的李师道独力顽抗,被唐中央发兵打败。到此时,唐朝算是恢复了表面上的统一,但节度使领有重兵的局面并未改变。

藩镇割据也使唐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影响。因为一些藩镇不缴纳赋税,唐中央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江淮一带。为了整顿财政,改革税收制度,增加政府收入,肃宗时负责财政的大臣刘晏和德宗时的杨炎先后实施了一些措施,比如整顿均田制度,把“王役不供,簿籍不挂”的流民和客户,重新编排在国家的均田土地,比如对盐法、漕运的改革,比如平抑物价和实行两税法等。这些措施使唐中央财政状况有所好转。

唐朝皇权衰弱的表现之二–宦官专权与党争

唐初政治清明,宦官数量不多,地位也很低,只负责皇宫内的守卫和清扫等事宜,无权过问军政大事。玄宗时,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元、天宝年间,宦官激增至三千人,其中五品以上的宦官达千余人,宦官高力士尤被重用,开元末年以后,他居然可以审阅大臣送来的奏章,小事由其处理,大事才由玄宗自己裁决。诸王公主称高力士为“阿翁”,太子称其为“二兄”。此外,玄宗还委派宦官监军到藩国出使等重任。不过,此时宦官势力虽然已经抬头,但对皇帝还是惟命是从,凡事不敢擅专。

安史之乱后,宦官掌握了军权和财权,皇权开始削弱。唐朝宦官专权始于肃宗和代宗时期。肃宗就是由宦官李辅国扶持即位的,而即位后的肃宗对其十分宠信,让其掌管禁兵,并升任兵部尚书。肃宗还任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前线著名将领郭子仪和李光弼均受其节制。此外,宦官还掌握了国家财权。

从代宗开始,还以宦官二人充内枢密使,掌管机密、承宣诏旨,权力很大,他们和二护军中尉合称“四贵”。宦官有了武力作后盾,地位愈加巩固。他们有权任免将相,地方上节度使也多从禁军中招用。由于宦官掌握大权,藩镇多引为内援;宦官为了增加自己的实力,以便控制皇帝,也多引藩镇为外援。

德宗时所设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全以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从此,宦官掌典禁军成为定制 。

宦官擅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灾难。当皇帝不满于宦官时,宦官可以杀死并废立皇帝。唐后期的顺宗、宪宗、敬宗皇帝皆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拥立的。也就是说,从宪宗起到唐亡,皇帝都形同傀儡,宦官成为唐朝的实际统治者,而宰相、大臣则成为宦官的附庸,即“南衙”(外朝)成为“北司”(内朝)的附属机构。

除了宦官专权之外,由于政见与利益的分歧,朝廷中形成了不同的派系,互相对立,这就是所谓的朋党。

晚唐时期的朋党之争主要是“牛李党争”。唐朝中央的官僚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是门荫出身,另外则是进士及第出身。依据政治倾向来说,门荫出身的多倾向于没落的门阀士族,进士出身的多倾向于与门阀对立的庶族。

唐朝每年平均中进士的不过三十人,但在官僚阶层中却居于主导地位,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同,情趣相合,所以很容易结成党派。当时同榜登第的进士称同年,进士对考官称座主,考官对被他录取的进士称门生,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互相援引。士族地主一贯以阀阅自矜,尽管他们的地位已经每况愈下,但他们瞧不起庶族,仇视进士。这两种出身官员之间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其中历时最长、斗争最烈的是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和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之间的“牛李党争”。

牛、李开始结怨是在唐宪宗时期。808年(元和三年)制科考试时,应试的牛僧孺、李宗闵等通过对策,指斥时政,言词激烈,被主考官录取。当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宰相,认为他们攻击自己,因此向宪宗哭诉,并指出考试中有舞弊现象。结果考官都遭贬逐,牛僧孺等也长久不予升迁。这是牛李党争的序幕。

牛、李两党斗争的高潮是在文宗时期。两党斗争的形式是两党交替掌权,一党掌权,不问敌党有无人才,一律排斥;不问敌党政策是否可取,一律更张,完全把朋党的利益置于国家社会利益之上。朋党之争的结果是政治更加腐败。

面对牛、李两党的激烈倾轧,文宗束手无策,哀叹说:“去河朔藩镇非难,而除此朋党实难!”

宣宗之后,牛、李两党的领袖人物相继死去,这场持续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朋党之争终于停息。

宦官集团在面对朋党之争时,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但最终一致对付外朝大臣,外朝大臣也相机应变。

一些不甘心受宦官集团的支配的朝臣也曾进行革除弊政、削夺宦官权力的努力,比如顺宗时期的“永贞革新”和  “二王八司马”事件以及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但结果是相关大臣或被贬或被杀,宦官势力更加难以动摇。从此,“天下事决于被司,宰相行文书而已”。这种混乱局面一直延续到唐末。这为唐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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