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慧眼识雍正】护正法 斥乱...

【慧眼识雍正】护正法 斥乱法 禁洋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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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雍正帝没有做好帝王的工作,竟然「不问苍生问鬼神」,那么史家批评他好干佛道可能还有点基础,但事实上雍正将国家治理得极好(后文会再说明),他出手护法,将佛法融入国事政策之内,使王大臣都加入修行的行列,对政治有升华与提升的指导作用,何乐而不为?

《御选语录》佛道并显

雍正帝在执政后期出版的《御选语录》里,除了收录雍正帝自己的《圆明居士语录》外,还有僧肇、永嘉玄觉、寒山、拾得、山灵佑、仰山慧寂、赵州从谂、永明延寿、云门文偃、雪窦重显、圆悟克勤、玉琳通琇、茆溪行森等佛教高僧的语录或着作,此外还包括了道家的紫阳真人重要着作《悟真篇》。但后来佛教界又有人以此讥讽雍正是抱着「佛道一致」之说的人物。

站在修炼的角度来看,当然必须讲究一门专修,即使同为佛教,不同宗派之间都不能掺修,何况是佛与道根本是两大不同的法门?但以雍正帝自己对佛教各宗及道教的深入了解,他当然明白佛道并不一致!可是佛道虽异,却均为正教,不必以此非彼,定要斗个高低。

自唐朝以降,佛教与道教因着历朝历代皇帝的支持与否,互有兴衰,这是不必要的争执,于度人的事业有害。最重要的是雍正帝所言是不是能够「实修实证、利己利人」。他身为人王,对《御选语录》里的高僧或是道教真人,都赐予封号、并予以表彰。世人想走修佛或修道的法门,各依其因缘都是好事,雍正帝以天子的高度对两边施以同等支持,可以避免尊此贬彼的争端。但他自号圆明居士,自是修佛而非修道。

《拣魔辨异录》直指魔禅

在支持正法的同时,雍正帝也驳斥乱法。他亲自编撰长达八万余字的《拣魔辨异录》,以清晰的论述指出当时盛极一时的禅宗「三峰派」问题所在。

雍正自云自幼即喜读佛典,但是却不赞同禅宗的方法。他说:「于诸公案,总以解路推求,心轻禅宗,谓如来正教,不应如是。」他认为禅宗说自己是「教外别传,不立语言文字」,如果这是一个普遍可行的真理,那么佛教根本就不该有所谓的佛法僧三宝。可是佛法道理如果不经世尊(释迦牟尼佛)指明,我们如何能够理解?所以禅宗实际上已经走到一个极端上去了。

要明白雍正帝为何以天子地位与僧侣辩论,就必须了解明末清初时的禅宗状况。

邪悟禅师喝佛骂祖

钱谦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年)是明末的知名文人。从他的《牧斋初学集》可以窥见明末那时候禅宗的弊害。

「近世魔禅横行,聋参哑证,瞎棒胡喝,世尊四十九年所说,彼将束之高阁,屏为故纸……经所谶佛法将灭,魔子出家,狮子身中虫,还食狮子肉,正为此辈授记也。」

意思是说明末的时候,邪悟的禅师横行,盲目的喝佛骂祖,毁弃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的讲法。释佛在涅盘前曾说在佛法将灭的时候,天魔的魔子魔孙会进入寺庙里,表面上是出家众,但是却是寄身在狮子(修佛者自比如同雄狮般勇猛精进,所以佛殿称为「大雄宝殿」)身上啃食狮子血肉的蛆虫。这经文所说的魔子,指的就是这些入魔道的禅师!

钱谦益又指出,狂禅盛行,「一庵院便有一尊祖师,一祖师便刻一部语录」,每个人都要开山立派,却要害人跟着他「慧命断絻,同陷于泥犁狱中,披毛带角,宿业未艾」,实在可怜可叹。

禅宗棒喝宗风由来

中国禅宗棒喝是怎么来的?从达摩开传起就以法偈预言:「吾本来兹土,传法度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达摩早已预言禅宗只能从他带来的一花(捻花微笑的心意相通)再传五叶(就是传到六祖慧能为止)。

但中国禅宗史却是这么走的:把禅法分为「如来禅」、「祖师禅」和「越祖分灯禅」三类。所谓的「如来禅」指从初祖菩提达摩,一脉相传,直至六祖慧能为止(亦即达摩原来的安排)。之后在六祖门下,又有所谓的「祖师禅」,包括南岳怀让、青原行思、马祖道一、石头希迁、百丈怀海以及黄蘖希运。

这样还止不住,又有人假托「一花开五叶」,将禅宗「分灯」为临济、沩仰、云门、法眼、曹洞五宗,称为「越祖分灯禅」。

唐代临济宗的创始人临济义玄就好用叱喝法,德山则直接用棒子打,因此有「临济喝德山棒」之称。形成临济宗的宗风之后,最后就变成毁佛、骂祖、骂僧和排斥经典三藏。

直了顿悟要有基础,无妨在极小的范围里去做,但要大面积的做就是误人前程了。一个人发愿想要学佛修佛,是极其难得的,就是因为不懂佛法的道理所以才要拜师。到了明末禅宗不但不讲佛法道理,还要毁佛骂僧和排斥经典三藏。文人士子凡是头脑清醒的自然会远离它,因此禅宗至此已凋零式微。分灯后的五宗陆续熄灭。最早立宗的沩仰宗,在唐末即灭。(宋代《传法正宗记》:「沩仰已熄」)法眼宗只传了三、四代,灭于北宋初;云门宗在北宋末叶亦熄。最后只剩临济、曹洞二家撑到明末。

明末黄宗羲说:「万历以前,宗风衰息。云门、沩仰、法眼皆绝;曹洞之存,密室传帕;临济亦若存若没。」所以禅宗被历史自然淘汰,眼看着曹洞与临济也要结束了。可是却有人想要转变这个形势。

《五宗原》乱法,自创一圆说

为了挽救将灭的禅宗,明末临济宗三峰派的汉月禅师乃着成《五宗原》。他在此文开宗明义说:佛法不出于一个大圆。威音王佛是七佛之始,七佛虽然各有教法,但其旨意都不超出这个大圆的范围。五灯五宗也是一样,五家本是一家,也都在同一个圆里。

汉月禅师的《五宗原》之后又有潭吉弘忍的《五宗救》。其实汉月说佛法归于一个大圆,无非想要重振禅宗。但若是佛法真归于一圆,何需重振单一的派别?汉月何不改投净土宗?何不倡议解散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释迦牟尼佛又为何要说修佛有「八万四千法门」?何不同归一门就好?

用大白话说,修炼的法门就像是一把一把开门的钥匙,也是一个一个不同的打造、改变人身为佛身的方法。这不是在修人间的博士学位,可以融合各家精华,炼于一炉。禅宗的方法到了明末已经不管用了,它无法为众生打开修行的那扇门(但极其个别的单传是属例外),如果再大面积的开山立派,会误了众生的机缘。虽然汉月以为自己在做好事,却是做了一个极其糟糕的事。《五宗原》自创的一圆说,更是最坏的乱法行为。

但是汉月及其传人经营努力了几十年,三峰派竟然在清初又形成了气候。到了雍正年间,汉月的传人结交士大夫以图扩展三峰派的门庭势力。但这些禅师不打坐、不守戒律,甚至于饮酒食肉,整日吟诗作文与士大夫往来。

弘扬正法,不忍圣教衰

雍正帝认为这些人是污浊祖庭、毁戒破律、坏诸佛法眼以及众生慧命的魔子魔孙,所以他「不得不言,不忍不言」。他刊印《拣魔辨异录》就是要破除邪说把魔子魔孙从佛门中拣出去。他以圣旨下谕说,若有不肯心悦诚服者:「着来见朕,令其面陈,朕自以佛法与之较量。」

雍正帝此举使三峰派转为没落,也使禅宗重归式微的状态。

虽然驳斥三峰派,但是雍正帝并不反对禅宗。相反的,在他的《御选语录》就收录了云门文偃的着作,而且在另一份一百五十六位禅师的合集中,也收录了临济宗师义玄的语录。因为他明白修佛的重点在于有没有真参实悟,读经并不是唯一的法门。他刊印《拣魔辨异录》是因为那些不具正知正见之人,盲传盲受,还自称为振兴佛教、续佛慧命,其实与毁佛灭法无异。「甚至名利熏心,造大妄语,动称悟道,喝佛骂祖,不重戒律,彼此相欺,卖拂卖衣,同于市井……若然于外道邪魔何异?正所谓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

雍正帝以帝王的影响力,振衰起颓护教心切。假使在二百多年前雍正帝不曾抑制了《五宗原》妄改佛法为一个「大圆」的说法,不仅把各法门搅在一起,还继续喝佛骂祖,毁弃三宝,或许佛教的末法时期会更早降临。

禁止西洋教士传教

基于同样的思惟,雍正帝接续康熙帝的诏命,禁止天主教教士在中国传教。

雍正五年四月间,葡萄牙国王派了一位使臣──麦德乐,带了礼物来谒见雍正帝。雍正帝接见之后赐赠麦德乐许多礼物,包括瓷器、漆器、纸墨、字画以及贵重的人参等等。麦德乐此行有一项重要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发给来华的传教士与神父执照,用以证明他们是好人,准许他们自由传教。

为了传教的问题,雍正帝在那年的六月初一(公元一七二七年七月廿一日),在圆明园召见了在北京的传教士巴多明等二十人,这二十人包括知名的画家──传教士郎世宁在内。那时一位法裔的传教士巴多明,DominicusParrenin,是耶稣会传教士中任职清朝钦天监年纪最长的一位,所以代表众人发言。他发言的主旨很清楚,天主教是正教,教义是好的教义,而传教士等都是好人。天主教禁止膜拜木头偶像是真理,人是神造的,只能拜神,不能拜人,因此不应祭拜祖先。总而言之,希望皇帝能够准许这些好人将神的真理传给中国人。

这次的会议纪录,传教士们对教廷有详细的报告。这段对话非常的精采,显示了雍正帝对宗教、信仰的认识超越教派的间隔,而他禁止教士传教其实是极有深意的。并不是后来人们所以为的锁国排外,更不是迫害宗教。

末世降临前各有使命

雍正帝认为天主教有末世论,佛教、道教也有末世预言,传教士所做的无非是想在末世来临前能救更多的人,这与佛道两教的宗旨相同。中国不是没有正法开传,如同西方也有正教开传,只是人们没有真正的依照神佛的教诲身体力行罢了。既然如此,传教士不需担心中国人的未来,应当留在自己国内,真正教化自己的国民,使人人理解教义,杜绝七原罪,免于生命的彻底灭亡。在中国,自有符合中国民情的儒道释三家承担起这个责任。

所以雍正帝要求传教士:「你们不要来此地干扰。」「朕知道你们的目标是使所有中国人都入你们的教。但朕的责任却是防卫中国不被扰乱。要使人心归善,儒释道三教已够了。不需要再来一个天主教。」

这么多教派彼此互相攻击,最后只会使人人都不相信神佛的存在,人们会因此而加速远离神佛!这样一来,不信神的人就什么都敢做,邪淫纵欲,人将不成人,传教者的善意将变成恶果,人们未蒙其利必先受其害!(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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