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鉴 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

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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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读书,我最佩服20世纪前半叶那一代文化名人。他们读书多,更读得精,动不动一部大厚书就能背下来,真是了不得的功夫。

从《八十忆双亲》里,知道钱穆9岁就能背诵《三国演义》。此事值得一录:

那是一个晚上,父亲去镇上的烟馆议事,钱穆跟随同往。进了烟馆,一客忽然问钱穆:“听说你能背《三国演义》,是真的吗?”钱穆点头。又一客问:“今晚可以试试吗?”钱穆又一点头。于是,按照客人要求,他开始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一面背诵,一面表演,把诸葛亮与张昭等人的语气动态,表演得淋漓尽致。大人称奇,小钱穆当然免不了有些飘飘然。第二天,钱穆依然随父亲去烟馆议事。路过一座小桥时,父亲问:“认得桥字吗?”钱穆点头说:“认得。”又问:“桥字是什么旁?”答:“木字旁。”再问:“木字旁换马字旁是什么字,认得吗?”再答:“认得,是骄字。”父亲又问:“骄是什么意思,知道吗?”钱穆答:“知道。”父亲步步紧逼:“你昨晚的行为有这个骄字吗?”钱穆这时才明白父亲的意思,顿时如闻雷霆,俯首不语。在父亲眼里,即便是9岁的儿子,即便是能够背诵《三国演义》,也不准你骄傲。

那时候,读小说算不得正经功课,只能偷偷摸摸地读。能在这种状态下把《三国演义》背下来,正经功课的背诵更当不在话下。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钱穆的孙女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向祖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的回信:“《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朱子章句集注》为主。《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要求孙女背诵,作为史学大师的爷爷自然更能背诵。能够背诵《史记》,让人不敢想像。

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里,知道他在14岁之前,就能够背诵以下典籍:《三字经》、《论语》、《孟子》、《左传》、《大学》、《中庸》、《诗经》、《礼记》、《易经》、《千家诗》、《古文观止》等。显然,这并不是他可以背诵的全部。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写一些酷似《聊斋》的小说,可以证明他把《聊斋》读得烂熟了。从他上世纪30年代写的《水浒人物论赞》,又可以看出他对《水浒》的烂熟。原因是,在连载这部《水浒人物论赞》时,他每天既要出报,还要同时为几家报纸续写连载小说,他不可能有时间翻查原著,只能凭年幼时的阅读记忆去撰写。即使达不到背诵《水浒》全书的程度,也应该是差不多了。

作为文史学者的曹聚仁,奉行的读书原则也许不是背诵,而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里,他谈到自己对几部经典著作的阅读遍数:《儒林外史》读了100多遍,都是一本正经地读,不是作为消遣地随便翻翻。读《红楼梦》赶不上俞平伯,但也先后读了70多遍。《聊斋》读了四五十遍,《水浒传》读了20多遍。《三国演义》读的遍数最少,只有两三遍,原因是它没有《三国志》引人入胜。《史记》读了多少遍,他没说,只说这是他最爱读的书,是下过一点苦功的。

曹聚仁的话不免令人生疑,一部书读上几十遍、上百遍,怎么还能记得呢?难道他每读一遍都要记个账吗?怀疑归怀疑,但我想,从他著作中透露出的学问看,书读得多、读得熟,应该是无需怀疑的。

一个人肚子里有多少书,就跟一个人腰里有多少钱一样,那属个人隐私,因而,更多人的读书功夫我们就不得而知。例如,不是郑振铎亲自检验,我们怎么也不会知道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不是周建人的回忆文章,我们也不会知道鲁迅小时候是背过《纲鉴》的。从根本上说,是读书功夫成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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