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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远洋贸易航线——阿拉伯东非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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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刘斧《青琐高议》记载仁宗时一个叫高言的京城人因杀人,而逃亡大食(阿拉伯)、林明国(拜占庭帝国及西亚地中海沿岸地区)等四国。“南走二万里,至海上广州。会有大舶入大食,吾愿执役从焉。舶离岸,海水滔滔,有紫光色,惟见四远天耳。鲸鲵出没,水怪万状,二年方抵大食。”“有大舶入大食”中的“入”字已经说明至少在北宋仁宗之时已经出现宋代大船去大食的经商的情况。

 

北宋仁宗时的名臣蔡襄在《荔枝谱》中记载:“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求、大食之属。” “东南舟行大食”,再次说明当时宋代船只抵往大食的情况,而这条航线是从福建出发,很可能就是泉州港。

 

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北宋末宋人的航海情况时指出:“海南诸国,各有酋长,三佛齐最号大国。是国正在海南,西至大食尚远,华人诣大食,至三佛齐修船,转易货物,远贾幅凑,故号最盛。”“华人诣大食”再次说明当时许多宋人常到大食经商,而三佛齐是宋人远洋航海重要一个中转站。北宋时宋人有两条通往大食的航线,一条是从广州出发,一条是泉州出发。宋人是常到大食经商的。 到南宋时,宋人到大食经商是更普遍的,甚至已经统治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南宋航海事业的繁盛造就了南宋出现了两本在世界航海文明史中都极其重要的史书,一本是周去非《岭外代答》,一本是赵汝适的《诸蕃志》。

 

《岭外代答》著成于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诸蕃志》著成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周去非曾任广南西路桂林通判,赵汝适曾为泉州市舶司提举,两人都格外熟悉当时的远程航海情况。《岭外代答》虽是地理名著却记录了南宋的航海情况及远航航线,《诸蕃志》更是更纤细的记载了南宋至海外各国的航线里程及所达航期。

 

周去非《岭外代答•故临国》记载:“故临国与大食国相迩,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今苏门答腊西北角的亚齐)住冬,次年再发舶,约一月始达。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虽以一月南风至之,然往返经二年矣。”

赵汝适《诸蕃志•故临国》记载:“泉舶四十余日到蓝里,在三佛齐西北部驻冬,至次年再发,一月始达。”

 

故临国,今印度喀拉拉邦奎隆县城镇和行政中心,是宋代中国与阿拉伯地区之间海上交通的重要中转站。《岭外代答》、《诸蕃志》分别记载了宋人商船从广州及泉州出发到达印度喀拉拉邦奎隆这个当时海上贸易之路中转站的航线的情况。

《岭外代答•大食诸国》记载:“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国千余,所知名者,特数国耳。有麻离拔国。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蓝里,博买苏木、白锡、长白藤。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

 

《诸蕃志•大食国》记载:“大食在泉之西北,去泉州最远。蕃舶艰于直达。自泉发船,四十余日至蓝里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方至其国。” 没航海图大家看得明白吗?

《岭外代答•故临国》记载:“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岭外代答•航海外夷》记载:“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以上可见因为中国海船体积巨大吃水深不适合在阿拉伯浅湾航行,必然在印度喀拉拉邦搭乘小船前往阿拉伯地区经商。而阿拉伯人前往中国亦是先乘小船到达印度喀拉拉邦再搭乘大船前往中国。而阿拉伯人搭乘的大船就是中国人的巨大海船。宋代中国至少在南宋时代无疑已经统治了远洋贸易航线。这是因为中国海船先进体积大,多舱设计,又配有指南针,相对安全可靠。而且是多帆,可以充分利用季节性风向,快速在深海航行。

 

宋时的阿拉伯史籍艾德里西《地理书》记载:“中国商船常至印度巴罗治(孟买北)、印度河口、亚丁及幼发拉底河口诸处。自中国贩来铁、刀剑、鲛革、丝绸、天鹅绒(瓷器)以及各种植物纺织品都集中在亚丁。”亚丁,阿拉伯半岛的西南端。幼发拉底河,阿拉伯名河。中国海船多是大船,为什么当时阿拉伯人常见到中国船航行于阿拉伯浅湾呢?一方面可能是中国亦有体积小的海船直接从中国出发,前往阿拉伯。一方面就是在印度有中国商人的定居点,那里有大量中国的小船。中国商人搭乘的小船亦可能就是中国停泊在印度的小船。

 

宋代中国远航航线一般是在冬季从中国的泉州或广州出发,四十日几日后到达苏门答腊的亚齐,然后在当地博卖、再采购当地货物后,第二年初再航行一月到达印度喀拉拉邦。再搭乘小船航行一个月抵达阿拉伯地区。亚齐、故临都是中国远洋航线的重要中转站,亦是远航贸易的重要地区。阿拉伯地区并不是中国宋代远洋贸易商人的终点站,对于少量宋代商人来说大食亦是一个中转站。据考古发现,中国商人可能已经抵达东非地区。

 

中国海上之路学说的创立人日本著名学者三上次男通过实地考察在名著《陶瓷之路》之一书中写出结论:“中国中世纪陶瓷的足迹,曾溯尼罗河而上,逐渐深入,最后到埃塞俄比亚。顺着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南下,你会发现这一带海岸与岛屿出土的中国陶瓷遗址实在是多得惊人。”

 

《岭外代答》著成于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诸蕃志》著成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周去非曾任广南西路桂林通判,赵汝适曾为泉州市舶司提举,两人都格外熟悉当时的远程航海情况。《岭外代答》虽是地理名著却记录了南宋的航海情况及远航航线,《诸蕃志》更是更纤细的记载了南宋至海外各国的航线里程及所达航期。

 

英国学者弗里曼•格伦维尔在《东非出土钱币的历史意义》一文中写道:“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非洲东岸,发现的19世纪以前的506枚外国古币中,属于中国的达249枚以上,而且多半为13世纪前的宋币。”

 

日本著名学者和田清在《中国史概说》中感慨:“宋时的对外贸易是如何之盛,从当时输出的所谓宋钱,不仅在日本、朝鲜、安南等地出土,而且远至南洋群岛、非洲的东岸、桑给巴尔、索马里等地,也有所发现一事,也可以看出。”

历史的实际情况远远大于史籍的记载。史书记载往往是有限的,尤其是在远隔万里以外的宋代商人远洋贸易经商情况,宋代史者更是难以完全掌握、详尽介绍。但是从有限的记载看就足以一窥宋代远洋贸易的繁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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