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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豐富的宋朝為什麼出現“錢荒”?(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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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時期,南宋都城臨安,這個無比富庶繁華之地,也曾被“錢荒”困擾。

宋朝發生錢荒

“錢荒”指的是市場上可以流通的銅錢不足,民間“錢尤難得”,街市上的商品因而滯銷,老百姓深受其害。此時恰逢秦檜當政,民怨沸騰之際,據說老謀深算的秦檜放出風聲,說是舊錢不能用了,命令鑄造新錢,一時間,臨安的豪富人家紛紛出手,將自家貯藏的銅錢紛紛投向市場,現金流像泉水一樣在臨安市場上噴涌。臨安“錢荒”被秦檜的一場陰謀化解,暫獲喘息之機。

浙江沿海的台州城則在“錢荒”風暴中遭到沉重打擊。宋理宗淳佑年間,日本商人在溫州、台州一帶低價出售日貨,交易銅錢,此後長達一個月的時間,台州城內幾乎找不到半枚銅錢,城內交易幾近癱瘓。大臣包恢驚呼:“台城一日之間,忽絕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

從都城到沿海,在江南形勝之地,“錢荒”一直成為趙宋帝國的夢魘。發端於唐朝中葉,一直到明朝才被白銀治癒的“錢荒”,在兩宋時期頻頻發作,給帝國以沉重打擊。

貨幣品種多樣的宋朝

宋代的“錢荒”分佈極不均勻。“錢荒”有季節性因素,譬如豐收時節,集中上繳稅負時容易出現“錢荒”;另外還有地區因素,譬如江浙一帶最易發生“錢荒”。北宋時候中國的經濟重心南移,江浙等地生產最發達,物產最豐富,但是帝國的貨幣量卻一直供應不足,因而“錢荒”高發。這與趙宋帝國高度中央集權有關。譬如北宋時的“錢監”,也就是造幣廠,主要位於東南地區,但是產出的銅錢需先大量供給京師汴梁以及西北邊防地區,進入國家財政系統后,才能流通到江浙,客觀上阻礙了貨幣在江浙的供應。

宋代“錢荒”或有種種複雜的表現及原因,但絕不是真的缺錢。宋代是最富創新精神的年代,把整個世界推向近代化的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火藥、羅盤”均出現在宋代;北宋的都城汴梁成為世界大都會,擁有150萬人口,而同時期的歐洲,倫敦僅有市民1萬5000人,巴黎市民不到9000人。作為重要的生產資料,煤的大規模開採也出現在北宋。美國學者哈特維爾估計,十一世紀的宋代煤的產量,大致與十七世紀整個歐洲煤的產量相當。正如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所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經濟文化的繁盛,造就了宋代貨幣的繁榮。宋代是中國史上空前絕後的貨幣品種最豐富的朝代。除了銅錢,同時使用的貨幣包括鐵錢、金銀,以及包括茶引、鹽鈔在內的“有價證券”及流通“票據”,還有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

鑄造銅錢最多的宋朝

宋代也是中國鑄造銅錢最多的年代。特別是北宋時期,銅錢鑄造數量之大,讓其他朝代望塵莫及。北宋最高年份銅錢鑄造額約為五百萬貫。而以鑄錢較多的唐代為例,最多的天寶年間造幣也不過三十二萬貫。據中國著名貨幣史專家彭信威估算,連同前朝舊幣,當時全國貨幣流通量應當在兩億五六千萬貫。這幾乎是個天文數字。以宋仁宗時代為例,當時北宋政府預備將官田私田化政策,把大量民田交給私家地主和個體農民經營,每畝地最初作價約為二貫五百四十文,而宋初一個中下級官員的俸祿大約為二十五貫左右。

貨幣前所未有地滲透進了宋代人的生活。到市場買東西需要銅錢,老百姓繳納賦稅需要銅錢,朝廷發放的部分官俸和兵餉也是銅錢。蘇軾被貶居黃州時,曾經幽默地記述過自己的貨幣生活。剛到黃州時,經濟困窘,每個月只能領很少的俸錢。蘇軾將其分成三十份,掛在屋樑上,每次只用畫叉挑下一份錢來使用,避免超支。偶有結餘,就用來款待朋友。

銅幣的內憂外患

貨幣超級豐富的宋朝,為什麼出現了“錢荒”?而且在鑄錢最盛行的熙寧、元豐時期,“錢荒”問題已經凸顯?銅錢外流,民間窖藏及私鑄銅器盛行,是公認造成“錢荒”的直接原因。

宋代的銅錢,按照宋人的說法,是“一朝所鑄、四朝共用”,它同時還是西夏、遼國和金國的貨幣。宋代銅錢且流向了海外。日本曾派商船到宋朝從事貿易,貨物全部售完后,卻不再進貨,只收銅錢,一次就運走了銅錢十萬貫。根據小葉田淳《日本貨幣流通史》統計,在日本二十八個地方出土的中國銅錢多達五十五萬多枚,其中80%以上是宋代銅錢。

1266年,鎌倉幕府更公開承認宋銅錢為日本的法定貨幣。此外,宋代銅幣也是高麗、交趾等國的主貨幣,併流向南亞和西亞,成為印度南部地區,乃至阿拉伯地區的輔幣。同一個貨幣體系引發了同樣的貨幣病,當宋代“錢荒”肆虐時,依賴走私宋錢流通的日本也出現了“錢荒”。

總之,宋代的銅錢“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即使比唐代鑄造了多幾十倍的錢,仍然不夠花。比銅錢外流數量更驚人的還有民間窖藏。在宋朝境內,大量銅錢則藏於大家富室。“錢荒”越盛行,貯藏貨幣風越流行。青州一戶姓麻的人家,祖上庫藏錢有十萬之巨,三代都沒有動用。政府也會向富戶借貸,比如曾向永興李氏借錢二十萬貫。

宋代鑄造的數以億記的銅錢,如水入流沙,不知去向,這使得流通領域的貨幣量驟減,也使得現有貨幣流通速度減慢,從而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結果愈是造錢,愈是“錢荒”,再多的銅錢都無法彌補缺口,國家財政陷入了惡性循環。

官府的“錢禁”失禁?

宋代官府不得不採取更為嚴厲的“錢禁”,曾規定攜帶銅錢五貫以上出境者就要被判處死刑。後來邊境形勢緊張,刑罰加劇,規定攜帶銅錢出西北邊境一貫以上者就要處死。

“錢禁”涉及了各個地區,包括京師。為了防止都城“錢荒”,無論是北宋的汴梁還是南宋的臨安,都頒布了禁令,咸平三年“仍令開封府出榜曉諭,其諸城門鎖不得私放出見錢。”朝廷也對官僚機構下了禁令,一律不得搬運銅錢下海船,防止官員假借公事名義走私銅錢。除了海防,邊防合法的交易通道也被堵死。官方如向邊關地區百姓買馬,不得再用銅錢,而是改用布帛或者茶葉等實物交換。

只是,多頭管制之下,銅錢仍然源源不斷地流出宋代的國土,“錢禁”還是失禁了。

“錢荒”還是“銅荒”?

南宋慶元元年,居住在負山的岳珂發現,一場大雨之後,一座古墓現身,裡面有銅帶、銅盆、銅盂。不久,南宋朝廷的大規模收繳銅器行動開始了。家裡人懼怕受到懲罰,將剛出土不久的銅盂送交到官府,岳珂在《晉盆盂》記中記錄了這段歷史。南宋紹興二十八年的收繳比這個規模還要大,皇帝帶頭交出了御府銅器“千五百件”,送到了鑄錢司。那年收繳的銅足有二百萬斤。

這就是聞名於後世的宋代“銅禁”,與“錢禁”相輔相成,都是宋廷為了保住對銅錢的絕對控制權而採取的國策。

宋代“銅禁”除了國家壟斷銅礦的開採及冶鍊外,也禁止民間用銅,甚至哪怕是擁有銅器。大規模的銅器收繳在民間屢屢發生。後來鑄錢添加了鉛和錫,又發展出了“鉛禁”和“錫禁”,但都不如“銅禁”嚴厲。北宋時,犯“銅禁”十斤乃至十斤以上者,都要受杖刑,並刺配到千里以外的牢城;南宋為此規定的處罰措施包括:“一兩杖八十,一斤加一等,十五斤不刺面配鄰州本城。”為了徹底斷絕私鑄銅器,甚至有人提議把所有銅匠都拘捕到為官家鑄錢的錢監。後來在執行中,更改為只拘捕違禁的銅匠。

“銅禁”導致“錢荒”

銅與鹽一樣,成為了官家的禁臠專賣品。實施“銅禁”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民間私鑄錢的泛濫,但其因為政策人為干預導致的民間“銅荒”,最終還是引發了“錢荒”。因為這使得宋代銅錢在國家壟斷下,其錢面上的名義價值長期低於其幣材所擁有的實際價值。假如不存在巨大的價差,銅錢供不應求時,民間銅錢持有人就不會選擇持幣,而是會將之投入流通獲利。幣值降低時,部分銅錢就會退出市場,被鑄造為銅器,從而自發形成平衡。而在現行政策下,被人為壓低了的銅錢實際上在不斷退出流通領域,在民間沉澱下來。因為銅錢不再是一種簡單的支付手段,而是成為可以保值的財富,如同積蓄金銀,宋朝的豪富人家紛紛窖藏銅錢。而在海外,來自大宋的銅幣,正如同硬挺時期的美元,在海外各國價值超高,實際購買力遠遠超過國內。《禁銅錢申省狀》記載了宋代銅幣的海外增值現象:“每是一貫之數,可以易番貨百貫之物,百貫之數,可以易番貨千貫之物,以是為常也。”

在銅價差的厚利趨勢下,商人們設法繞過了海禁,販賣銅錢到海外;民間則冒死犯“銅禁”。既然國家禁銅,民間缺銅,藝人工匠就會想辦法籌集銅,並偷偷銷溶了鑄成銅器出售,可以獲取五倍乃至十倍的利潤。宋代的銅鏡據說至今在藏品市場一直賣不出高價,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年私下鑄造,流傳到今天,因為數量較多,價格泯然眾人矣。

由此可見,宋代嚴苛的“銅禁”造成的“銅荒”,才是導致“錢荒”的深層次原因。在王安石變法時期,“銅禁”與“錢禁”曾一度有所鬆動:譬如規定在繳納一定比例的稅收后,允許攜帶銅錢出境;而在國家壟斷原銅生產的基礎上,也放鬆了對銅器鑄造和貿易的限制。

可惜這樣的改革開放,不過是曇花一現。隨着新法的失敗,“銅禁”、“錢禁”恢復舊觀。行政調控代替了市場的自發調節,“銅荒”繼續漫延,“錢荒”變本加厲。

劣幣驅逐良幣

終宋之世,宋朝都被“錢荒”的陰影籠罩。宋代一向給人以“積貧積弱”的消極印象,所謂“貧”,其實並不是指其社會經濟發展的水準低下,而是指國家財政長期入不敷出,宋代建朝三百多年,始終處於列強環伺之中,除了守衛國土的巨額軍費開支,不得不向四鄰支付“歲幣”買平安。再加上“錢荒”的打擊,曾經活躍的宋代經濟體,開始逐漸孱弱下去,乃至採取了飲鴆止渴的貨幣策略。

為了緩解“錢荒”問題,宋代政府可謂殫精竭慮。宋仁宗時期,在西北發行鐵錢;宋徽宗時代,蔡京又推行了夾錫錢,含銅只有57.14%,其餘為黑錫和白錫,規定要當兩個銅錢用,事實上是將錢幣變質,貶值了一半多。此外還發行過諸如“當十”等大錢,公開減重和貶值。比如當十錢含銅只有小銅錢的兩倍多,錢面值卻增大了十倍。這些錢上的文字,大多出自宋代名家,書法上佳,錢的成色卻暗中降低,預示著宋代的貨幣體系開始走向窮途末路。

貨幣制度的不合理變動加劇了貨幣貯藏的盛行。到南宋時,銅錢開始大量退出流通領域,一方面是紙幣開始大量流通,以彌補錢幣之不足,繼北宋的“交子”之後,又出現了“關子”、“會子”等;另一方面,則是南宋銅錢品質普遍降低,使北宋以來鑄造的大量優質銅錢退出。一方面良幣都沉澱在了民間,“錢荒”更為嚴重;另一方面,因為人們不願保留劣幣,會競相使用劣幣購買商品。結果劣幣最終驅逐了良幣。宋代凡是鑄造大錢、鐵錢和超量發行紙幣的地方,幾乎都出現過劣幣泛濫、錢多為患的局面。這加劇了劣幣貶值、通貨膨脹。

在財政拮据和“錢荒”雙重壓力下,紙幣作為宋代貨幣體系的一種創新,不幸承載了太多的政治功能,淪落為政府攫取民間財富,彌補巨額財政赤字的工具。紙幣發行的速度總是趕不上紙幣貶值的速度,南宋朝廷在這種危險的貨幣遊戲中苟延殘喘,走上了濫發紙幣的不歸路。以“會子”為例,起初的面額是一會為一貫銅錢,等於一千文銅錢。金宋交戰時,為了籌措軍費,政府發行會子量猛增至一萬一千五百多萬貫,會子一貫跌到三、四百文。惡性通貨膨脹愈演愈烈。宋理宗末年,蒙古大軍壓境,紙幣更是濫發,市面上只見紙幣不見米,二百貫會子,相當於二十萬文錢,還買不了一雙草鞋。直至宋室滅亡前,一貫會子已經不值一文錢。而趙宋王朝的通貨膨脹局面,至此已經不可收拾。宋代的貨幣體系全面崩潰了。

1276年,都城臨安淪陷,南宋滅亡。“錢荒”的陰影猶存,宋代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以銅錢為主幣的朝代。

(责任编辑: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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