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回首 筆杆子決戰槍杆子——讀史瑣...

筆杆子決戰槍杆子——讀史瑣談中日知識分子 (組圖)

分享

【新三才網訊】是“君子動口不動手”,還是“該出手時就出手”,這成為兩國知識分子乃至兩國國家特性的分野。中日兩個民族在甲午戰爭中的首次對決,不僅是軍事PK,也是立憲制度與專制制度的PK,更是兩國知識分子之間的PK。

多次失敗後,中國知識分子在洋務面前逐漸適應。圖為中國第一列火車頭。

(1901年 北京)

“日奸”伊藤博文的變臉

從不惜暗殺的“義和團”,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賣國賊”,再到明治維新的大功臣,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的跌宕心路,正是那個時代日本知識分子的寫照。在這個心路歷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識分子在時代的劇烈變化面前,順應潮流,放下身段,改變了自身。

憤怒

1863年5月10日,日本馬關海峽。

美國輪船“彭布羅克號”(Pembroke)因退潮而下錨,等候夜潮到來。天色漸暗,兩艘帆船悄悄駛近美國船,突然開炮。這是長州藩的軍艦庚申丸、癸亥丸,奉命進攻“夷船”,打響了“攘夷”的第一炮,掀開了日本式“義和團”運動的序幕。此時,距離日本在美國武力下被迫開國正好十年整。

十年來,這場被動的“改革開放”,造成日本國內政治經濟的極大混亂,以批判幕府開國政策為主的“攘夷派”,結合以孝明天皇為首的朝廷,對幕府發起挑戰,“尊王攘夷”(日本式的“扶清滅洋”)運動風起雲湧。攘夷派“挾天子以令諸侯”,逐漸佔據上風,迫使幕府宣布攘夷,攘夷派佔主流的長州藩便成為這場運動的急先鋒。

“彭布羅克號”猝不及防,只好砍斷錨鏈倉皇而逃。隨後幾天,法國軍艦“建昌號”(Kien-Chang)、荷蘭軍艦“梅杜薩號”(Medusa)也先後受到炮擊。西方突然發現,自己面對着一個憤怒的日本。

馬關炮響後兩天,5月12日的深夜,五名年輕人受長州藩藩主密令,在橫濱躲過了幕府官吏的檢查,悄悄登上了怡和洋行的商船基魯雪基號,轉道上海前往歐洲秘密留學並考察。

大上海的繁華令這些第一次出國的日本青年大驚失色,動搖了他們的攘夷觀念。他們看着如此眾多的“洋船”,感慨到:“這些船如果一旦都闖進日本來,究竟日本該怎麼做才好呢?攘夷嗎?那不可能!”

這群年輕人中,就有後來著名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

就在這些年輕人徜徉於繁華的倫敦,醉心學習英語和西方技術的同時,他們的家鄉正在遭受着劇烈的變化。

美國和法國海軍先後進行了小規模的報復,長州藩幼稚的海軍受到重創,炮台嚴重被毀。西方的堅船利炮震撼了長州各界,農民、町人也紛紛被武裝起來,等級被進一步打破,後來在明治維新中作用巨大的“奇兵隊”(與正規軍“正兵”相對而言)就是在此時應運而生的。

與此同時,日本另一大藩薩摩藩也與英軍發生激烈衝突,史稱薩英戰爭。薩摩藩在英軍的優勢軍事力量面前大敗,被迫簽署和約。隨後,以會津、薩摩兩藩為中心的“公(朝廷)武(幕府)合體派”發動政變,將以長州藩為中心的尊王攘夷派逐出京都,內戰爆發。

長州藩此時仍維持攘夷,封鎖了馬關海峽。長期的封鎖,最終激怒了在日本有巨大經濟利益的英國。次年(1864年)英國駐日公使阿爾托克(Rutherford Alcock)提議,與法國、荷蘭及美國聯合採取軍事行動。 “四國聯軍”很快組織了十七艘軍艦,準備大舉進攻長州。

身在英國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得知消息,深為國內局勢擔憂,認為日本要與四國抗衡,絕對是以卵擊石。他們遂決議返回日本,試圖運用自己與英國和藩主的聯繫管道,既阻止攘夷這樣的“義和團行動”,也阻止“四國聯軍”的軍事行動。
20080906-ArtDesign-6
甲午戰爭後日本靖國神社大祭(1895年圖)

斡旋

伊藤與井上在途中花了三個月時間,於6月10日回到橫濱。在英國公使館朋友的幫助下,拜見了英國公使阿爾托克。兩人通過英國公使說服了四國暫停軍事行動,留出時間供他們前往長州藩斡旋。

英國公使問他們,如果難以說服長州藩,他們兩人將如何自處?是否繼續回到英國去?

但伊藤和井上的回答令英國公使大吃一驚:“不,那樣的話我們將要做攘夷軍的先鋒,戰死在疆場!”

兩人在長州藩向藩主及貴族們分析天下大勢,切陳攘夷是不可能成功的,繼續與西方對抗的結果,將給長州藩帶來滅頂之災。

他們很快就成為攘夷派的眼中釘,不少人將他們看做通敵的“日奸”,強烈要求誅殺他們,用他們的血來為攘夷祭旗。暗殺他們的風聲越來越緊,長州藩藩主也派人暗中給他們送錢,通知他們趕緊出洋躲避。兩人謝絕了藩主的好意,但不得不先躲藏起來。

伊藤和井上兩名“日奸”的遊說失敗後,四國聯軍發起強攻,長州藩大敗,被迫簽訂城下之約,拆除下關的炮台及賠償三百萬元。

但在這場戰鬥中遭受慘敗的長州藩,與敗在英軍手下的薩摩藩一樣,痛定思痛,轉而親近英國,實行全面改革開放,隨後成為倒幕運動的主力。而被“愛國志士們”追殺的“賣國賊”伊藤和井上,也隨後成為明治維新的風雲人物,推動了日本帝國的擴張,被朝鮮和中國的“愛國志士們”視為最兇惡的敵人,伊藤最後更是被朝鮮愛國者安重根在哈爾濱刺殺身亡。

而更為弔詭的是,在伊藤和井上留學英國之前,作為堅定的尊王攘夷派,他們甚至還多次策划了針對外國公使的刺殺計劃,包括縱火焚燒法國使館。

變臉

從不惜暗殺的“義和團”,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賣國賊”,再到明治維新的大功臣,伊藤和井上的跌宕心路,正是那個時代日本知識分子的寫照。在這個心路歷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識分子在時代的劇烈變化面前,順應潮流,放下身段,改變了自身。

日本知識分子的這種“變臉”功夫,在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陰身上體現得更為極端。作為一名改革開放的提倡者,吉田卻堅定地站在“攘夷派”一邊,並非為了反對幕府的開國政策,而只是出於推翻幕府的政治需要:他認為只有先“攘夷”才能削弱幕府,將幕府與西方訂立的條約盡行廢除,待到國權統一後再實行開國政策。

日本文化的綜合性和雜交性,令日本知識分子沒有中國士大夫那種優越感,所以在承認差距、改變自身方面,他們相當的痛快和徹底。幾乎在西方文明傳入的同時,他們就認為日本不但在有形的技術工藝方面,而且在國家制度、人民的獨立自主精神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距。這種認識,推動了日本引入更徹底的君主立憲制,實現更為根本的改革。

而類似的“變臉”功夫卻在中國罕見。即使早在1840年就開始遭受“夷狄”的侵凌,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士大夫)卻直到甲午戰爭失敗前,甚至都沒能形成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魏源“睜眼看世界”的《聖武記》和《海國圖志》,相當長的時間內是“牆裡開花牆外香”,在日本比在中國更受歡迎。吉田松陰曾手抄《海國圖志》,奉為至寶,而其師佐久間象山更是直稱魏源“真可謂海外同志矣”,而在中國,《海國圖志》卻迅速地絕版了。

在中國的大多數知識分子看來,《海國圖志》這種書顯然是多餘的,中國的落後,無非是在“船堅炮利”等物質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實在是太優越了,“政教禮儀超乎萬國之上”。正是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洋務運動轟轟烈烈地進行器物層面的 “原始四化”(“四個現代化”,唐德剛語),更本質的“政治現代化”卻在摸着石頭過河的過程中被刻意忽略了。中國的執政者和知識分子們,並不認為自己也需要“變臉”。

20080906-ArtDesign-7

號稱同文同種的中日兩國知識分子,就這樣開始了悄悄地分道揚鑣。西方的入侵造成了日本社會的劇烈變革。圖為好萊塢著名電影《最後的武士》(The Last Samurai)劇照。

臨敵練磨文與武浮文空詩何足當“崇文”與“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兩國知識分子在向西方學習過程中的巨大差異。
崇文抑武

那支在對抗“四國聯軍”中誕生的“奇兵隊”,隨後也成為倒幕戰爭的主力,被稱為日本第一支近代化軍隊。這支軍隊的締造者高杉晉作(1839-1867),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知識分子,陽壽雖短(28歲),卻在日本近代史上留下濃墨重彩。

高杉晉作幼讀私塾,精通劍術,並在“軍艦教授所”學習航海術,大力提倡西學。就在長州攘夷運動前一年(1862年),幕府派出商船“千歲丸”,前往上海進行貿易,高杉晉作隨船前往。

在上海期間,高杉晉作深入了解中國情況,大量購買西學書籍,就是他發現了《海國圖志》居然在清國絕版,並為此深感不解與遺憾。

根據他在《游清五錄》中的記載,他到書店去購買陳化成(抗英名將)、林則徐兵書,店主卻向他推薦《佩文韻府》。高杉道:“《佩文韻府》等與我無要,有陳忠愍公、林文忠公兩名將之著書,則我雖千金要求之矣。”

此店主號稱知兵,於是兩人筆談起來。高杉問:“貴邦與俄羅斯和親最好,近世之事情如何?”店主道:“俄羅斯國,在鄙國通商,感我朝厚恩,所以助兵助餉之舉,和親之說,想是齊東野人語耳。”

高杉不僅嘲諷道:“口唱聖賢之語,身為夷狄之所役,齊東野人。真齊東野人耶,嗚呼!浮文空詩何足當,目無一丁字兵卒,可嘆可憂。”他感嘆中國知識分子陶醉於空言,不尚實學,“口頭盡說聖賢語,終被夷蠻所驅使”,因此作詩道:“臨敵練磨文與武,他年應有建功勛”,“蠻檣林立穿雲處,獨扶寶刀對日明。”

使節團中的一名下層武士峰潔,在滬上目睹清軍狀態後,便聲言:“若給我一萬騎,率之可縱橫南北,征服清國。”

當時的日本還相當落後,中國則已經拉開了改革的序幕,即將進入“同治中興”,但日本使節卻從上海一個剖面,輕易地看透了中國的內在問題。他們觸及到了一個相當嚴峻的事實:中國社會、尤其知識分子們有着病態的“崇文抑武”。

20080906-ArtDesign-8
橫濱外國使館區(1875年圖)

文弱之源

早在清初,思想家顏元就指出:“衣冠文士羞於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陳道:“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並認為其根子里就是“千餘年來,率天下人人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朱熹)為之也”,“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朱子語類評語•存學編》)。

文弱,正是中國知識分子與日本知識分子最大的差別之一。

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弱,學術界一般認為是始於宋代。當趙匡胤取得天下時,基於五代時期“槍杆子出政權”的亂象,一方面“杯酒釋兵權”,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僅奪了丘八們的權,乾脆連槍杆子都藏了起來。到了宋真宗手裡,宋室達到強盛頂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筆親撰《勸學文》,宣稱“書中自有千鍾粟”、“黃金屋”、乃至“車馬多如簇”,鼓勵“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給天下人放了根很誘人的胡蘿蔔。

其實,早在宋代之前的盛唐,當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進士們“綴行而出”時,很自得地說了句大實話:“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深刻地昭示了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我們甚至還可以推溯到更早,在“六王畢、四海一”的秦始皇年代,贏政大帝藉著新政權的專政威力,乾脆把天下利器盡行收繳,鄰里鄉親不僅在法律上連坐,在生活上也只能幾家合用一把菜刀,真正親如一家人。史書記載,這些利器被集中到京城咸陽,鑄成了十二尊大塑像(不知道是否按照始皇帝的尊容量身度造的,待考證)。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鍊鋼鐵運動,其實已經將中國人的骨頭盡除鈣質,“秦漢而來中人之屈服於專制者二千有餘歲矣” ([清]麥孟華《說奴隸》)。梁啟超更將此概括為“一人為剛萬夫柔”(《中國武士道》),“數千年民賊,既以國家為彼一姓之私產,於是凡百經營,凡百措置,皆為保護己之私產而設,此實中國數千年來政術之總根源也”(《中國近十年史》)。

同樣作為牧民之術的科舉,在政治技巧方面,顯然比始皇帝收菜刀要更有技術含量。“萬人爭過獨木橋”,不僅為磨折精英階級的稜角提供了砂輪,也為廉價贖買知識分子提供了硬通貨,用 “給出路”的方式換取了忠誠,並建立了對權力和利益共享的默契。清初的康熙年間,用開“恩科”的方式,就成功地消解了朱明遺民對新朝的敵意,幾頂烏紗帽勝過百萬兵,僅從這點政治手腕看,愛新覺羅家能坐兩百多年的天下,絕對不是偶然的。此後國史上也不乏在大災大難之後,用科舉來消解民間的積怨,把全國人民的思想和注意力統一到該統一的地方上去。

從始皇帝年代開始,中國知識分子便成為權力菜場里的大蔥,所謂“學得文武藝,賣於帝王家”,連躲到終南山上裝隱士這樣富含“小資情調”的方式,也成為自我炒作的捷徑。顏元說得十分透徹:“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全國成了一個放大的禁宮,絕大多數人在精神上被集體去勢,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詣地等着權力的臨幸。到了明代,甚至連開疆拓土、戎馬征戰的軍國大事,也必須在宦官的監督下進行。著名的鄭和下西洋,在令後世中國人自豪的同時,也為鄭和的宦官身份尷尬不已。一個民族僅存的一點陽剛,卻要通過一個太監去實現,這既是三寶太監個人的榮耀,也是整個民族的悲哀。至於《易經》所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則只被當作對內“去勢”的手術刀,而非對外征伐的利刃。“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從此成為中國之痛,對此,“聖人”朱熹自我寬慰道:“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於威強,而在於德業;其備不在於邊境,而在於朝廷;其具不在於號令,而在於紀綱”。在這樣的精神指引下,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直到甲午戰爭結束,整整五十五年後,才痛感要變法圖強。

20080906-ArtDesign-9
日本憲法發布式(1889年圖)

左文右武

甲午戰爭期間,大量西方記者跟隨日軍採訪,他們驚訝地看到貌似強大的清軍居然如此羸弱。雖然拜洋務運動的開放成果,清軍精銳部隊淮軍的武器裝備甚至強過日軍,但依然戰鬥力低下,而且軍紀極其敗壞,幾乎沒有後勤供應,“中國皇帝好象忘了士兵們要吃軍糧、發軍餉”。一些西方報道說因為清軍實在紀律太差,擾民太甚,朝鮮人將日軍當作解放者來歡迎。王安石當年就曾指出:“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西方記者也馬上看出了門道,Good iron is not beaten into nails; good men are not made into soldiers(“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便成為當年西方讀者耳熟能詳的中國成語之一。作為社會精英和中堅力量的知識分子,則被有意識地導引到了“書中自有黃金屋”的“彀中”了。

日本的知識分子就似乎沒有這麼好的行情,他們缺少像中國皇帝那樣的大主顧,可以對士人進行“統購統銷”,因而還是不脫“野蠻”,保持了尚武的舊習,即使在很想學學中國老大哥建立中央集權的德川幕府眼中,“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備矣”(1615年《武家諸法度》)。日本“讀書人”居然身佩雙劍,曾經給來訪的大清學者們極大的震撼。

“崇文”與“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兩國知識分子在向西方學習過程中的巨大差異。同樣被西方的“船堅炮利”所震撼,中國甚至比日本更早地獲得了製造西式槍炮的人才和技術,但卻嚴加控制,擔心被“盜賊”所用,繼續秉承秦始皇收菜刀的光榮傳統。而在日本,只因為葡萄牙人“帶來了火槍”,人們就“懷着感激的心情虔誠迎接”(英國史學家薩索姆),日本的知識分子甚至全身心地參與到西式武器的研製中, 槍支和火藥的製作方法傳入日本後僅十二三年,日本全國已有萬支步槍。書生研究殺人利器,而且“槍支泛濫”,這在全面禁止民間持有武器的中國是不可思議的,而日本學者卻堅信這直接或間接幫助“民眾知識分子們”提高了“開始覺醒的現實主義、客觀主義乃至合理主義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壓迫下率先覺醒的日本知識分子,將民族救亡作為首要目標,兵學因此成為顯學。他們面前既沒有金榜提名的胡蘿蔔,後面也沒有莫談國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維新前後大量武士轉變為知識分子——包括前文說提到的伊滕、井上、高杉等都是武士出身,日本知識分子群體便具有了濃烈的陽剛氣息。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出了不少“儒將”,不僅能打仗、打勝仗,而且還能寫一手漂亮的漢詩,寫起中文告示來也能把自己堂皇地包裝為仁義之師,忽悠水準絲毫不亞於中國的刀筆吏。

與中國同道的“婦女態”不同,日本知識分子的“尚武”精神,不僅體現在戰場上,也體現在內政上。明治維新前後,日本知識分子開始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政黨政治開始建立,言論自由得到基本保障,報刊空前繁榮,他們可以自由地批判政府,思想交鋒更是盛極一時,既有呼籲征服支那的國家主義吶喊,也有重視民生的平民主義的呼喚,著名思想家德富蘇峰就曾說:“沒有‘居住與茅屋之中’的勞動人民的幸福,則‘絢爛之軍備、遼闊之殖民地與強大之帝國’均無任何價值”(《將來之日本》)。
20080906-ArtDesign-10
李鴻章成為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象徵。圖為美國報刊“惡搞”李鴻章的廣告

明治維新區別於中國洋務運動的特徵,一在於實行了政治體制改革,建立了民眾參與程度更高的君主立憲體制;另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大力推行了義務教育,全民“知識分子化”。國家的有限經費,在資助官員、貴族們出國考察外,更是大力推行基礎教育。這其實是一場具有日本特色的不流血的“階級革命”,通過教育(當然還有其他改革)打通了不同階級的隔膜,為中下階級(尤其是中下武士階層)通過自身努力獲得更高社會地位提供了空間。我們甚至可以說,自西南戰爭後,日本便只有外戰而沒有內戰(或所謂的革命),一靠立憲制度提供了政治上的相對自由,及時釋放了社會的積怨;二靠教育的普及提供了個人奮鬥的階梯。而甲午戰爭的巨額賠款,更是大量被用於日本義務教育的普及,而不是興建歌功頌德的“十大建築”之類。

甲午戰爭期間的著名間諜學者荒尾精,曾撰寫《興亞策》,闡述了他的興亞思想。在這篇給日本高層的上書中,他指出如果日本能掌握中國,“以其財力,養一百二十萬以上之精兵,配備百艘以上的堅艦而綽綽有餘。若再將日本的尚武精神與中國的尚文風氣相融合,並行不悖,相輔而進,則東洋文明必將發揚於宇內,宣示亞洲雄風於四海。”

筆杆子的決戰

在甲午戰爭的刺激下,改革的浪潮在中國第一次形成了全國範圍內的共識,日本的軍刀終於撕開了中國士大夫傲慢的外殼。但即使涵蓋範圍極廣的戊戌變法,也沒能如明治維新那樣進入“深水區”,滿清小團體將維護自身利益的準則包裝成了對改革的穩健持重,這進而導致了改革成為一場野心家的鬧劇和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的流血悲劇。
20080906-ArtDesign-11
日本國會會議(1890年圖)

中國第一代外交家郭嵩燾曾認為,在洋務方面,李鴻章“能見其大”,丁日昌“能致其精”,而沈葆楨“能盡其實”。身為福州船政大臣的沈葆楨,的確在提倡西學、實行洋務方面十分紮實細緻。但對體力勞動的鄙視甚至滲透到他的管理中,儘管他十分注重科學技術,但多停留在書本學習上,他和他的團隊很少深入到船舶設計和建造的第一線身體力行,科技的應用成為領班工長以下的“下等人”的工作。

與此相對應的是,在伊藤與井上等五名日本青年前往英國留學的三個多月航行途中,都要在帆船上干粗活,而當時伊藤病得甚至差點喪命。明治時期的另一位著名政治家青木周藏,在留學德國學習法律時,居然還涉獵醫藥、政治、軍事、經濟乃至啤酒、紙幣、地毯等的製作,動手能力很強。

是“君子動口不動手”,還是“該出手時就出手”,這成為兩國知識分子乃至兩國國家特性的分野。中日兩個民族在甲午戰爭中的首次對決,不僅是軍事PK,也是立憲制度與專制制度的PK,更是兩國知識分子之間的PK。

實行了君主立憲的日本,雖然天皇擁有相當大的話語權,但戰爭的發動還是更多地取決於以伊藤博文為首的內閣。日本知識分子成為政權的核心力量,有足夠的權力對全國資源進行動員和運用。反觀中國,以李鴻章為代表的“辦事者”,卻不得不在正面抗敵的同時,還要在背面應對以翁同和為代表的“評論者”的冷嘲熱諷乃至落井下石,而在最高統治者看來,“將相不和”從來就不是壞事。更為驚心的是,中日戰爭似乎演變成了日本與北洋的戰爭,戰力尚在的南洋艦隊袖手旁觀,更別說執行清議所夸夸其談地揮軍直搗日本本土,演一則圍魏救趙的好戲了,西方報道就曾略帶尖刻地指出甲午戰爭其實是李鴻章以一人敵一國。

日本從執政團隊到前線的中高級軍官,幾乎是清一色的“海龜”團隊,即使沒有留過洋的一些陸軍將領,也都接受了良好的西方軍事訓練,受過近代教育。中國方面則從李鴻章開始,多是從未跨出過國門的“土鱉”,這導致雙方在國際形象塑造上大相徑庭(詳見拙作《日本滿清誰是“中華”——甲午中日國家形象戰》,本刊6月上)。
20080906-ArtDesign-12
日本國會議事堂(1890年圖)

日本的決策層年富力強,伊藤博文時年五十四歲,而中國決策層相對老邁,李鴻章當時已經是年逾七旬的老翁。這簡直就是旭日帝國挑戰老大帝國的生動寫照。

日本儘管有內爭,但“民主集中制”執行得很好,鬧歸鬧,朝野還是一心對外,甲午戰爭令日本國內各階層空前統一,明治維新、西南戰爭等造成的隔閡,迅速被彌和。而中國方面,清議擾擾,說風涼話的、下拌子的、瞎起鬨的,應有盡有,甚至還有乘機誣陷李鴻章父子通敵賣國的,令李鴻章憤怒異常。

甲午戰爭的海戰戰場,則成為雙方新一代“海龜”將領的角斗場。北洋艦隊和日本聯合艦隊的不少軍官,多有留洋的經驗,有的甚至是同學或校友。同樣的西方教育背景,同樣的歐洲產鐵甲軍艦,同樣的完全用英語進行的戰場指揮,背後較量的就是軍事之外的因素。北洋艦隊之敗,實在非戰之罪也……

硝煙尚未散盡時,伊藤與李鴻章在馬關開始談判。在國家利權爭奪外,雙方也涉及了很廣泛的話題。伊藤建議大清“必須對明於西學、年富力強者委以重任,拘於成法者一概撤去”,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他留英時期的好友羅豐祿、伍廷芳也正襟危坐在李鴻章側後。當年的英倫同窗,如今一方貴為國家元首,另一方卻還廁身幕僚。據說李鴻章對此亦深有同感,回國後奏請將羅、伍二人起用,分別出使英、美。但終其一生,二人與昔日同學伊藤在功業上終究難比。這種個人命運的差別,正是兩國知識分子命運的戲劇性對照。

當李鴻章用同文同種、一衣帶水的“情感牌”來和伊藤套近乎時,伊藤一邊用“中堂之論,甚愜我心”順勢化解,一邊將一個沉甸甸的話題扔還給李鴻章:“十年前我在天津時,已與中堂談及,何至今無變更?本大臣深為抱歉。”

李鴻章倒也坦率:“維時聞貴大臣談論及此,不勝佩服,且深佩貴大臣為變革俗尚,以至於此。我國之事,囿於習俗,未能如願以償。當時貴大臣相勸雲,中國地廣人眾,變革諸政,應由漸來。今轉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為抱歉,自慚心有餘而力不足而已。貴國兵將,悉照西法,訓練甚精;各項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進京,與士大夫相論,亦有深知我國必宜改變方能自立者。”

甲午戰爭後,中國士大夫果然被震驚了,但所掀起的第一波浪潮,不是自省和反思,而是將責任悉數歸咎到李鴻章“賣國”,拒簽馬關條約、請誅李鴻章的呼聲響徹朝野。

20080906-ArtDesign-13

馬關攘夷戰。日本畫。
在甲午戰爭的刺激下,改革的浪潮在中國第一次形成了全國範圍內的共識,日本的軍刀終於撕開了中國士大夫傲慢的外殼。但即使涵蓋範圍極廣的戊戌變法,也沒能如明治維新那樣進入“深水區”,滿清小團體將維護自身利益的準則包裝成了對改革的穩健持重,這進而導致了改革成為一場野心家的鬧劇和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的流血悲劇。隨後,知識分子再度淪為政爭工具和犧牲品,而民間歇斯底里的反智情緒大爆發則導致破壞力巨大的義和團運動;逃亡海外的所謂改革者,迅速地將悲情變為斂財乃至大交桃花運(看看康“聖人”在海外的“人財兩得”)的道具;而無論海內外的知識分子,從此也認定了“槍杆子”強過“筆杆子”,握筆的手開始紛紛拿槍,其殺傷力竟是武夫們自嘆不如的。

甲午戰爭也同樣對日本的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曾經的平民主義者全都在勝利、尤其是巨大的戰爭紅利帶來的激情中消失,國家主義成為日本主旋律。馬關條約簽訂後,俄、法、德三國干涉還遼,竟然給了德富蘇峰這樣的民權主義者以“強權戰勝公理的事實教育”,他在自傳中說:“歸還遼東一事,支配了我一生的命運,自從聽到這一消息,我在精神上幾乎與過去盤若兩人,”從此自命為“帝國主義的急先鋒”。

梁啟超曾經對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做過一番對比,認為無論是地位還是功勛,伊藤都遜色許多,但有一事卻占足上風:他“曾遊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憲法為日本長治久安之計,李鴻章則惟彌縫補苴,畫虎效顰,而終無成就也。”梁啟超認定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

其實,梁啟超還是沒能看透或有難言之隱:只要看看李鴻章出訪歐美的精彩對談,以其才幹和閱歷,怎會不知“政治之本原”?但勢禁形格,李鴻章就算知道,又能如何呢?

同樣是梁啟超所記,中俄伊犁之戰時,李鴻章徵詢前來拜訪的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的意見,戈登說:“中國今日如此情形,終不可以立於往後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大權以大加整頓耳。君如有意,仆當執鞭效犬馬之勞”。

李鴻章聽罷,“瞿然改容,舌矯而不能言”。

不知當日李中堂與戈登有否青梅煮酒,或許中堂大人也希望有驚雷掠過而落箸吧?

新三才獨家報道 轉載請註明出處

留下一個答覆

Please enter your comment!
Please enter your name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