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雲人物 歷史上的二位主角“清仁宗與...

歷史上的二位主角“清仁宗與拿破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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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仁宗

【新三才綜合】相傳拿破崙曾警告歐洲人,說中國是一頭“睡獅”,最好不要去驚擾它。恕我寡聞,迄今沒能從中外相關史著見到這則名喻的確切出處,不過我相信拿破崙是說過的。佐證有二:其一是與拿破崙同時代的法國外交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 1768-1848),在他的《墓畔回憶錄》里,記載拿破崙晚年在被流放至死(1816)的聖赫勒拿島上,身邊的忠實僕從竟是幾名中國人。這透露拿破崙對遙遠的中華帝國確有某種了解;其二呢?就是晚清外交名臣曾紀澤(1839-1890),於清光緒十二年(1886)九月結束出使英法大臣的旅歐八年生涯,離倫敦回國以前,得使館參贊馬格里的協助,用英文寫成《中國先睡後醒論》。這篇在次年初春發表於英國《亞洲每季評論》和香港《德臣西字報》的著名政論,靈感顯然來自拿破崙,旨在論證中國正由“睡獅”變成“醒獅”。


拿破崙
 

曾紀澤追述“沉睡的中國”的前史,特別指出始於滿清朝廷“垂拱無為”,無疑是指清史論者所謂的“嘉道守成”。他的歷史判斷,容另文討論。但他既以拿破崙時代的歐洲史,作為批評同時期滿清君主“沉酣入夢”的參照系,也就使我對當年清仁宗與拿破崙的橫向比較,感到好奇。

這樣的比較,在清末崇拜“華(盛頓)、拿(破侖)二聖”的排滿革命論者如章太炎及《國粹學報》作者群中,其實已有發端。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作文討論“從乾隆到嘉慶”的轉折過程,嘗試對清仁宗和拿破崙進行橫向比較(請參拙著《音調未定的傳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初版,148-150頁)時曾說:“當被拿破崙戰爭搞得筋疲力竭的歐洲列強,終於把拿破崙放逐到南大西洋的一個小島上,並緩過氣來掉頭東顧的時候,它們卻發現拿破崙形容的那頭東方‘睡獅’,不僅沒有利用這將近四分之一世紀振作起來,而且變得更虛弱了。因為一種叫鴉片的毒品正在迅速地麻醉着這頭‘睡獅’的肌體。”

科西嘉平民出身的拿破崙,於1795年得法國國民公會賞識而嶄露頭角,同年乾隆帝立第十五子為儲君。次年拿破崙成為捍衛法國革命的將軍,而滿清君位“內禪”,繼乾隆而立的滿清五世皇帝,改年號嘉慶。1799年,滿清的太上皇乾隆帝死了,嘉慶帝親政,迅即發動政變,以反貪腐名義打掉專權的和珅集團;同年拿破崙在法國成為第一執政。弔詭的是,親政後的嘉慶帝,握有全球最大最富的帝國全權,卻旋即將“咸與維新”的許諾,化作以我為核心的掩飾。而地球那一面的法蘭西,拿破崙雖也追求獨裁,卻一直訴諸民意。1802年拿破崙成為終身執政,兩年後又成為皇帝,都通過公民投票,就是說他改共和國為帝國,本人成為帝國君主,仍然尊重共和國的民意。

正因如此,拿破崙在法國實行君主制“復辟”,似乎回到十八世紀路易王朝的局面。其實呢,拿破崙開創了世界歷史的一個新傳統,即國家元首叫作皇帝、總統或元首等,無非都是名義。“名者實之賓也”,真正重要的是體制。拿破崙追求獨裁,個人動機是卑劣的,但他是法國大革命的產兒,不自覺地充當歐洲史上空前的民主革命的遺囑執行人,即使走向君主獨裁,仍然不斷訴諸民意。較諸滿清帝國的嘉慶皇帝,君權至高無上,財權由朝廷壟斷,文官體制早由皇帝及其代理人說了算,而支持滿洲征服地位的軍權,儘管早因八旗腐敗而喪失作用,仍不許“漢兒”,特別是南國士紳染指。

用不着重申滿清帝國在嘉慶、道光間仍是全球首富。但國富未必兵強,養兵的數量未必等於質量。十八世紀的雍正、乾隆二朝,國富程度達到全球極致。在總將國力等同於國家財富及其相應的養兵能力的拿破崙看來,那個高度集權並壟斷國家財富的中華帝國的“沉睡”狀態,當然有利於以法國為中心的歐洲崛起並稱霸世界的取向。他說最好不要驚擾中華帝國這頭“睡獅”,或出於對中國潛力的畏懼。但由其侄拿破崙三世,居然敢在法國與普魯士爭奪歐洲霸權之際,同清朝爭奪印度支那,進而侵略中國閩浙沿海,可知那個帝國,早就存心侮弄東方“睡獅”,只是希望這頭“睡獅”被剝皮而仍不覺醒而已。

年號嘉慶的滿洲五世大君,於君臨中國四分之一世紀之後死了。他比拿破崙遭遇滑鐵盧慘敗之後,統治多過五年,而且在表象上穩定——雖曾兩度遭遇刺殺或奪宮,卻都有驚無險,較諸拿破崙大起大落的生涯,可謂運氣好極。但他們在東西兩半球留下的歷史遺產呢?恰好相反。單說拿破崙法典,就開創了普世性法治社會體制。而嘉慶帝的統治,卻使富甲全球的中國,“內囊里將盡”,以致在他死後,廟號為“仁”,只是對所謂孔孟“仁術”的最大諷刺,因為不到二十年,中國民眾便成為滿洲統治者對外國侵略者不斷賠款割地的直接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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