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鑒 大唐復國(91)

大唐復國(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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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復國

【新三才訊】西元705年武則天病重,宰柏張柬之等人聯絡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發動政變,強迫武則天傳帝位給唐中宗李顯,恢復大唐國號。同年武則天在上陽宮中去逝,終年八十三歲。死前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並指令與葬於干陵的高宗合葬。武則天共做了15年皇帝。

大唐復國後的帝位之爭
 

武則天死後,唐中宗即位。中宗是個昏庸的皇帝,而他的皇后韋氏則殘暴、淫蕩而又野心勃勃。韋氏希望象武則天那樣登臨帝位,因此她和安樂公主、武氏結成同黨,共同把持朝政。西元710年,韋皇后下毒謀殺了中宗李顯,並封鎖消息,妄圖登基效法武則天。而事實上,她把朝政弄得腐敗不堪,“公私俱廢”、“十室九空”。這時武則天第四子唐睿宗李旦和女兒太平公主還有相當勢力,是韋後專權的障礙,因此成了韋黨要消滅的物件。

睿宗之子李隆基是個頗有政治眼光的人,他聯合武則天之女太平公主率禁軍攻入後宮,殺死了韋後、安樂公主和武氏宗族,以武力粉碎了她們的女皇夢。同時恢復了睿宗李旦的帝位,李隆基被立為太子。睿宗懦弱無能,太平公主把持朝政。太平公主勢力的膨脹與李隆基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太平公主想要廢掉太子李隆基。西元712年,唐睿宗讓位給太子,李隆基合法即位,史稱唐明皇(唐玄宗),國號開元。次年,太平公主發動政變,失敗後被賜死。至此,持續近十年的帝位之爭終於結束,政局也開始日趨穩定。

玄宗李隆基的身世和異相
 

玄宗諱隆基,是睿宗的第三子。《舊唐書》說他“性英斷多藝,尤知音律,善八分書。儀範偉麗,有非常之表。”

高宗三年,被封為楚王,開府置官屬,年始七歲。長大後,又改封為臨淄郡王。武則天神龍元年,遷衛尉少卿,後兼潞州別駕,加銀青光祿大夫。據說,潞州境內有黃龍白日升天。一次,李隆基在田野中行走,有紫雲籠罩在他的頭頂,從者都可以看得見。此外,在他的居所外有水池,浸溢頃余,望氣者以為龍氣。象這樣的祥瑞之事出現了十多次。根據古人的說法,李隆基有帝王之相。

唐玄宗的開元之治

*即位之初的圖強之策

二十八歲就登上皇位的玄宗,深知安定昇平的政局來之不易,所以即位以後,立刻起用賢才姚崇為相。玄宗曾說:“朕委姚崇理政,大事與朕共議,小事自行決之。”群臣都認為玄宗曉得君臣之體,有大將之風。

開元四年(716)姚崇罷相以後,玄宗又重用宰相宋璟,並且求諫納諫,革除弊政,抑制奢靡。姚崇提出了抑權幸、愛爵賞、納諫諍、卻貢獻、禮大臣;宋璟則善擇人才,刑賞無私,又敢於犯顏直諫。在姚、宋執政時期,賦役寬平,刑罰清省,天下富庶。此後玄宗所用諸相張嘉貞、張說、韓休及張九齡等亦堪稱賢良,各有所長。正是在這些良相的輔佐下,玄宗針對當時的弊政進行了一些改革。

但是,從政治上看,開元之治不過是對貞觀之治的學步而已。

具體的改革措施如下:

首先,恢復貞觀時期“以寬仁為理本”的法治原則,廢止武則天時期的酷吏政治和嚴刑峻法,禁止酷刑和濫用刑罰,將行仁義作為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務。此外,玄宗還下令編撰《唐六典》,它是現存的中國最早的行政法典。該法典,共有三十五卷,歷時十六年,於開元二十六年完成,它標誌着唐朝政治體制正在走向完備化。

其次,裁汰冗官,整頓吏治。中宗時,韋後及安樂公主等把持政柄,又大肆賣官,以致官僚機構臃腫,造成國家開支的巨大負擔。玄宗即位後,開始裁減機構和官員。比如,開元十一年,將政事堂改在中書門下,內置吏房、兵房、戶房、刑禮房,增置翰林學士,選用心腹官員擔任,專掌“內命”。

第三,重視農業生產,繼續實行貞觀時期的均田制、租庸調製和輕徭薄賦政策以及相關的檢括戶口政策。

玄宗時,將以往均田制中的“男子16歲至20歲為中,21歲至59歲為丁,60歲以上為老”改成“18歲至22歲為中,23歲為丁”。國家每年一造計賬,三年一造戶籍。戶口名簿籍是國家推行均田和租調製度的依據。

武則天時,均田制已開始逐漸破壞,土地兼井和農民逃亡現象日益嚴重,721年(開元九年),玄宗派宇文融為勸農使到各地檢括逃戶和籍外田,經過幾年的努力,共括出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唐政府對這些客戶每丁稅錢一千五百,免租調徭役六年,後由各州縣安插在均田土地上。這一舉措為開元盛世奠定了基礎。

玄宗規定皇室宗親以及功臣不得向封戶討要租調,由政府統一徵收,封主向政府領取。

除此之外,玄宗還下令在河東道、關內道、河南道、河西道、隴右道、河北道、劍南道等地大興屯田,那時全國共有軍屯992屯,墾田面積在500萬畝左右,令邊關軍區自給自足。

在關中的三輔地區,“諸王公權要之家,皆緣(鄭、白)渠立磑,以害水田”,玄宗下令統統予以拆除,使“百姓大獲其利”。

第四,提倡節儉。玄宗下令全國上至王公下至百姓一律不得奢靡厚葬,皇親寵臣犯法與庶民同罪。

開元時期政治的清明與安定,使經濟再度得到發展,國力蒸蒸日上,空前強大,出現了唐朝歷史上又一個盛世時期:開元盛世。

不過,玄宗時期卻開始壓制佛教。武則天統治時期修建了很多佛寺,許多人出家為僧。中宗、睿宗時,佛教勢力繼續發展,全國的僧尼人數達到數十萬。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議,下令淘汰天下僧尼,強使還俗的有12000餘人。他又下令各地不得創辦佛寺,並禁止民間鑄佛像和抄寫佛經。這些措施都抑制了佛教的發展。

開元盛世景象

唐朝著名大詩人杜甫在詩歌《憶昔》中描繪了開元盛世景象: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從詩歌中可以一窺開元時期的富足和安定景象。史書記載,開元二十八年,即西元740年,全國在籍編戶由貞觀時期的300萬戶增至841萬戶、4814萬人口;到754年,更增加到906.9萬戶、5288萬人口。耕地面積也達到了八億畝左右。西元749年,中央糧倉共儲糧1245萬石。據說民間藏糧也十分多,“人家糧儲皆及數萬”。這是農業連年豐收所帶來的富庶景象。據杜佑《通典》上說,當時天下無貴物,長安和洛陽的米價每鬥不過二十文,麵粉每斗三十文,絹每匹二百一十文。可以說“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

農業的發展,也促進了商業的發展。不僅出現了類似後世的錢莊的櫃坊,還出現了匯兌票證—飛錢。都城長安不僅是政治中心,而且是商業中心。許多外國商人來到長安、洛陽和南方的揚州、成都、廣州等地進行貿易。其商業繁華程度可見一斑。

史書上記載,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全國判死刑的人只有五十九人,大理寺監獄一片冷落景象,烏鴉和麻雀竟在樹上築巢。可見,把行仁義作為治理國家的第一要務取得了類似貞觀之治的效果。

此外,因為玄宗本人多才多藝,更大力提倡文化藝術。著名詩人李白、杜甫、孟浩然和王維等皆活躍於這一時期,可謂:“奇人雅仕,盡在京城。” 唐朝的文化藝術,包括詩歌、舞蹈、書法等都在這個時期達到了顛峰。

唐玄宗由“明”趨“昏”–唐朝由盛轉衰的開始

在經歷了開元盛世後的唐玄宗,開始“漸肆奢欲,怠於政事”。開元之治乃是依據“貞觀故事”,但玄宗不及太宗之處在於,不知“守成難”,不知“慎終如始”,一旦取得了盛世成就,便陶醉在自我滿足中。加之摒棄賢臣,親近阿諛奉承之輩,曾經的明君也逐漸變成了昏君。

*寵信奸臣

唐玄宗由“明”趨“昏”的轉捩點是在以開元二十二年年任用奸相李林甫為標誌。

李林甫年輕時品行不佳,但因為善於鑽營,先後做了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及至丞相之職。當時人人都知道李林甫口蜜腹劍、陰險狡詐,但又“巧言似忠”。唐玄宗卻對此忠奸不辨,使其專權達19年之久,曾經讓朝政清明的三省合議制至此形同虛設。

當了二十多年皇帝的玄宗一心只想縱慾享樂,大部分時間沉醉於與絕代佳人貴妃楊玉環的遊樂中。李林甫則一味迎合上意,排除異己,使玄宗由驕縱而昏庸。有此皇帝,有此宰相,唐朝焉能不走向衰落?

*沉迷聲色享樂

玄宗在位日久,漸以聲色為娛,天寶二年後寵幸楊貴妃後,更是疏於朝政。楊貴妃名叫楊玉環,其祖上為隋朝名臣。她原為玄宗之子壽王李瑁的妃子,玄宗與其一見鍾情。玄宗為了得到楊玉環,將其先賜為道士,道號太真。一年後,被玄宗納為太真妃子,後又被冊封為貴妃。唐朝詩人白居易在《長恨歌》中描繪了楊貴妃的美貌和玄宗對其的情感。“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

從詩中可見,沉於情感中的唐玄宗已經將國家大事置於腦後,受奸臣的蒙蔽也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雖然楊貴妃並不干涉朝政,但其遠房堂兄楊國忠在李林甫死後成為了又一個專權的朝臣。他在當宰相後,一個人身兼四十多個職位。楊國忠為人強辯而輕躁,專擅朝政,“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懾”。他一方面迎合玄宗,一方面拚命搜刮老百姓,致使朝政比李林甫在位之時更加敗壞。《國史概要》中說,李林甫是“養成天下之亂”,而楊國忠則是“終成其亂”。李林甫和楊國忠的先後專權以及對百姓的搜刮和對天下財富的聚斂,為後來的“安史之亂”埋下了伏筆。

*無度開邊

此外,玄宗自以為國力雄厚、軍隊強盛,因此十分熱衷於開邊,對吐蕃、南詔、契丹不斷發動戰爭,不僅惡化了民族關係,而且財政上也用度不足,故而又任用王等聚斂之臣,對人民加緊搜括;同時大量擴充邊軍軍備,導致了軍事布局上的外重內輕。由於府兵制的崩潰,開元十一年實行募兵制。這種僱傭兵,由政府提供糧餉,因此軍費成為一項重要負擔。開元初軍費二百萬貫,開元末軍費增至一千萬貫,天寶末年軍費增至一千五百萬貫。曾經的“盛世”怎麼經得起這樣頻繁的折騰?

開元年間,邊境共設十個節度使,他們不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政權、軍權、財權集於一身,形成了半割據的勢力。玄宗期間邊境駐軍佔全國總兵力的85%以上。

隨着唐朝朝政的腐敗,唐朝在西域的威信一落千丈,邊境危機日趨加重。為了應付邊境危機,朝廷更加仰賴節度使。這種狀況使節度使驕橫跋扈,自然對中央政府的離心力日漸增大。天寶年間的“安史之亂”就是邊境的節度使作亂,唐朝從此開始由盛轉衰。

前文業已講過,玄宗後期,邊鎮的軍事力量不斷擴大,使唐的軍事形勢由原來的“內重外輕”逐漸變成“外重內輕”,這個變化一方面是由於唐玄宗窮兵黷武,喜歡開邊;另一方面則與府兵制度的瓦解也有密切的關聯。

府兵制度是唐初開始實行的兵役制度。府兵必須自備兵甲衣糧,所以對於百姓來說,服兵役是一項極其沉重的負擔。在均田制推行較好時,農民有一定數量的土地,這種兵制還能勉強維持。後來均田制逐漸解體,農民便無法負擔沉重的兵役。這是造成府兵制破壞的主要原因。此外,服役的士兵年限長,而且常受虐待,這樣就使人們視兵役為畏途。府兵的兵源漸漸枯竭了。到749年(天寶八年),唐政府不得不下令停止對府兵的徵發,實際上宣布廢除了府兵制度。

代替府兵制的是募兵制。徵募來的士兵的武器和衣糧都由政府發給,他們長期服兵役,屬於僱傭性質的職業兵。這樣唐政府在軍事方面的支出日益增大。

另一方面,由於唐玄宗追求開邊,因此不斷增加邊鎮節度使的軍備,而節度使的權力也不斷擴大。開元年間,邊境的十個節度使不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而且 “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政權、軍權、財權集於一身,形成了半割據的勢力。玄宗期間邊境駐軍佔全國總兵力的85%以上。

隨着唐朝朝政的腐敗,唐朝在西域的威信也一落千丈,邊境危機日趨加重。為了應付邊境危機,朝廷更加仰賴節度使。這種狀況使節度使驕橫跋扈,自然對中央政府的離心力日漸增大,乃至公然反叛。西元755年,節度使安祿山和史思明的叛亂拉開了唐王朝走向衰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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