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均威
張均威
1870年夏，天津地區疫病流行，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所收養的嬰兒大量死亡，達三四十人之多。關於天主堂神甫和修女派人用藥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製藥的謠言，隨即迅速大面積流傳開來。
兩名拐賣兒童的人販子不久之後落網，官府在貼出的告示里暗示其行為可能是“受人囑託”，民間組織“水火會”受到鼓勵，開始主動組織捉拿人販子，不久即捕獲一名叫武蘭珍的迷拐犯。經民眾嚴審，武蘭珍供稱其作案所用迷藥是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所提供。未經核實的消息不脛而走，民眾與士大夫群情激昂，鄉紳集會於孔廟，書院為之停課聲討，聚集在教堂外的憤怒市民達萬人之多。民眾與教民口角相爭，且向天主教堂拋磚襲擊。
仁慈堂修女本擬請民眾派代表入內調查真相，但卻被法國領事豐大業所阻。豐以一種相當傲慢的姿態猖狂介入，而使得事件陡然升級——豐“像一頭受傷的野獸”，迅速帶人闖入三口通商衙門和天津府衙門，要求地方大員崇厚、張光藻調兵鎮壓。遭拒後，豐大業在獅子林浮橋上遇到靜海知縣劉傑，辯論中，豐開槍向劉傑射擊，射死擋前的劉傑家人劉七。豐的開槍殺人行為點燃了一觸即發的民憤。洶湧的圍觀百姓打死了豐大業及其隨從，又沖入法國教堂，扯碎法國國旗，打死法國神父、修女、洋商、洋職員及其妻兒等計20人（包括幾名俄國人），以及中國僱員數十人，並焚燒法國望海樓教堂、育嬰堂、領事署及英美教堂數所，釀成了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
民意可用：乘此機會“盡戮在京夷酋”
教案發生之後，“人心洶洶”的天津小城，一時間成了舉國民眾關注的焦點。清廷第一時間派了直隸總督曾國藩前往天津，教案如何了結，中外均拭目以待。
內閣中書李如松說出了當時絕大部分民眾的心聲：教案的起因是“教匪迷拐幼孩，繼因豐大業向官長開槍……斯時，民知衛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於國家而不知自恤罪戾。”
李如松進而建議朝廷：“天津人民是為保護官吏而擊斃洋人的”，非但不可懲處，還應該善用民心，“乘此機會，盡毀在京夷館，盡戮在京夷酋。”
相對於李如松的激進，醇親王奕譞的態度要緩和一些：“正可假民之憤，議撤傳教之條，以固天下人民之心”；“縱不能乘此機會，盡焚在京夷館．盡戮在京夷酋，亦必將激變之法國，先與絕和，略示薄懲。”
李如松、奕譞被歷史教科書長期冠以“頑固派”的標籤。那麼，不妨聽聽非“頑固派”的晚清重臣左宗棠的意見——在給朝廷徵詢天津教案處理意見的回信里，左宗棠直言：不必害怕事態擴大，外國人一般是通過威脅政府官員去壓制老百姓，如群眾起來鬧事，他們會慎重考慮，不至遽爾挑起戰爭。
左說：“泰西各國與中國構釁，類皆挾持大吏以鈐束華民，至拂輿情，犯眾怒，則亦有所不敢。”
左尤其重點提及：事件的起因是豐大業首先向中國官員開槍，咎在法國，老百姓鬧事是事出有因。如果只是索取點賠償，可以允許。但反對以無辜百姓的性命抵償。
他說：“法國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為者實不多見。”“津郡事變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與之為難。雖受迷無據，而幼孩百許童貞女屍從何而來?王三雖不承招，武蘭珍則生供俱在，不得謂無其人無其事也。百姓之哄起，事出倉卒，非官司授意使然。豐領事且以洋槍擬崇大臣、天津令，從人已受傷矣；其時欲為彈壓，亦烏從彈壓之?愚見法使所稱四層，如志在索賠了結，固無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償，則不宜輕為允許。一則津郡民風強悍，操之過蹙，必起事端。萬一如該公使所言，激成變亂，中國蕭牆之憂，各國豈獨無池魚之慮?”
最後，左宗棠得出自己的結論：“津民哄然而起，事出有因，義忿所形，非亂民可比”，民心可用，“正宜養其鋒銳，修我戈矛，隱示以凜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千萬不可倉倉猝猝就拿中國之人去給洋人抵命，以免失了人心。
民意可欺：朝廷屏蔽曾國藩為民眾辯護之辭
59歲的曾國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久受眩暈病症的折磨。4月19日給兒子曾紀澤的家信中寫及：“十六日余患眩暈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狀如常，登床及睡起則眩暈旋轉，睡定及坐定之時則不甚眩暈，仍似好人。”“床若旋轉，腳若朝天，首若墜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也是日記中常見的內容。
“天津教案”發生之時，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正真切地感受著自己大限的臨近。他讓自己的學生、兩江總督李鴻章替自己運來做棺材用的建昌花板木材，以備後事。結果花板卻和朝廷的諭旨同日抵達了保定府——朝廷知道曾國藩重病纏身，諭旨里殷切詢問“最近身體怎麼樣？”卻又意味深長地問及“這個事件你能處理嗎?”曾當然明白朝廷的真意，況且教案發生在自己直隸境內，置身事外亦無可能。
在給長子曾紀澤的遺書里，曾國藩表述了自己對此行的極度悲觀：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俱復難和解，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善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示一二，以備不虞。”
7月8日，農曆六月初十，曾國藩抵達天津。十幾天後，7月21日，他的一封《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使全國輿論瞬間為之嘩然，曾本人也迅速從道德聖人淪為舉國士大夫口誅筆伐的對象。“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會館中所懸曾國藩“官爵匾額”“悉被擊毀”，並將名籍削去，不再承認他是湖南籍人。這位“中興名將”、“曠代功臣”，轉瞬之間變成了“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漢奸、賣國賊，“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矣”。
事情本來可以不至於如此嚴重的。
關鍵之處在於：朝廷在公布曾國藩的調查奏摺時，刻意刪去了其為天津紳民辯護的五條理由。
曾國藩認為：指責教堂“挖眼剖心”，純屬荒謬，但天津民眾如此激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一、仁慈堂“終年緊閉，過於秘密，莫能窺測底里”，還有地窖等設施，民眾難免對其生疑；二、許多中國人到仁慈堂里治病者，往往留在裡面不願出來，民眾不免懷疑其被藥物“迷喪本心”；三、仁慈堂習慣收留病重的孩童為其洗禮，民眾不能理解這種宗教行為，“但見其入而不見其出”，自然會懷疑教堂殘害兒童；四、仁慈堂院落廣闊，“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後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樓教堂，往往經年不一相見”者，這種習俗讓民眾無法理解；五、1870年4、5月間，城內多發生拐匪用藥迷拐人之事，加上當時疫病流行，教堂收留的兒童又多是病重無人照料者，死者自然甚多，教堂與民眾不睦，為免生事，多在夜間掩埋屍體,或有兩屍三屍共一棺者。後屍體被野狗拖出，民眾遂一時為之嘩然。
曾國藩所沒有提及的極重要的另一背景則是：民眾們之所以會如此“愚昧”，恰恰是知識分子們多年來的“偽知識”教化的結果——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啟蒙著作之一，魏源的《海國圖志》內，即載有關於洋教用藥迷人信教、挖華人眼睛製藥的內容。
——若指責民眾“愚昧”，則必須追問：是誰讓民眾“愚昧”？
朝廷刻意刪掉曾國藩為民眾辯解的這段文字，其用意自然是意味深長的。許多著作將此歸因為朝廷希望藉此打擊聲望如日中天的曾國藩，倒可謂是一葉障目之見。事實上，早在派遣曾國藩前往天津之前，朝廷就已經確定了處理事變的基調：不可與洋人開釁，不可重蹈咸豐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劇。
朝廷刪減曾國藩的奏摺，真正的目的在於操縱民意——事變之前，天津府貼出的告示就有強烈的操縱民意的痕迹。告示稱：“張拴、郭拐用藥迷拐幼童。風聞該犯多人，受人囑託，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腦剜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作為政府公告，如此不負責任地把“風聞”寫在上面，並動用政府力量，將之貼滿天津的大街小巷，本就有故意激發民意的用心——清廷高層刪減曾國藩的奏摺的用意，恰恰與此同出一轍：唯有把曾國藩徹底推到“賣國賊”的程度，朝廷的媾和政策才可能在洶湧的民意中存在操作空間——否則，被罵為“賣國賊”的就將是清廷中央高層，而不是曾國藩。
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情節：7月25日，曾國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就教案進行了大辯論，慈禧太后明白表態：“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同一天，在傳達給曾國藩的又一道諭旨里，35歲的年輕太后對處理的具體方案一無所及，只是一再強調自己的美好期望：“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也是在這一天，年輕太后刪減了曾國藩“論說持平”的奏章，然後將其披露。直接將曾國藩送上“賣國賊”的十字架。
——她當然早就“得了主意”。有了曾國藩的“徹底賣國”墊底，朝廷接下來的措施，就會特別顯出其“公正”，更容易獲得朝野內外的“民心”、“士心”的認可。
結語：曾國藩眼裡的“民意可殺”
曾國藩到天津後的調查基本上反映了教案的事實：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傳言。如被指為教會裝滿嬰兒目珠的兩個瓶子，經清政府官員打開一看原來是腌制的洋蔥。但事實的澄清無助於減輕曾國藩所承受的空前壓力：一方面是國內強大的輿論壓力，各地激憤民眾根本不相信曾的結論，天津更是民怨沸騰；另一方面是來自列強的壓力，事件發生後，法、英、美、俄等七國聯合抗議，並以出動兵艦相威脅。
高呼“民心可用”的李如松們自然只不過是嘴上快活罷了。1870年的中國，實在無力與西洋列強作一魚死網破之斗。曾國藩對此是深知的；接替曾處理事件的李鴻章，表面上雖然嘴硬，稱“彼既挾兵船而來，似不能禁我之不調兵”，並把郭松林軍放在河北彰德，周盛傳軍扎在山西平陽以壯膽，以迎合民意；但私下裡卻又不得不對人訴苦：“目前只求不開兵端，免得中外騷動，牽掣大局”，並悲觀地表示：如果議和不成，真的與法國開戰，則淮軍“未足當勁旅而操勝券”。
然而，縱使給予再多的理解，曾國藩最後的表現仍是讓人失望的：
他先讚揚了“天津士民皆好義，各秉剛氣”，然後又指責他們“徒憑紛紛謠言”，給國家添亂；他先是拒絕了法國要求處死當事的三名天津官員的無禮要求，將他們送出天津以避風頭，但最終又沒能頂住朝廷對他“包庇犯官”的指責，將他們找了回來再次流放；最後，曾交出來的，是20名百姓，曾希望用他們的人頭，來給被打死的20名洋人抵命，就此了結此事。
這位最後的“理學聖人”，在這一刻是如此地舉止錯亂。他可以不知道近代西方法理，可以不了解近代外交規則，這都是時代的限制。但是，他怎麼可以忘了孔孟那古老的教導——“仁者愛人”？
更沉重者亦有之——在這“可用”、“可欺”、“可殺”的民心背後，還潛伏著某種更可悲的古老意識：
1870年，天津教案的直接導火索，是民眾憤慨於他們的官員被洋人欺負，“聽說法國人打官鬧事，心生氣忿”，因而隨手抄起家什，“趕去護救”；
1875年，四川的一份無名告示里說道：“洋鬼子前次竄吾國通商，士宦庶民等多受洋煙毒害，今又欺害清朝命官……如此無理太過，吾今勸汝早早各回本地通知汝主，要與清國年年進貢，每歲禮朝，倘教一年不到，吾報主恩點典，就乾坤仙師八位，神將六十四員，神兵五百一十二個，多者一日之功，斬爾鬼國人等寸草不留。”
1879年的延平告白里，鄉民們如此表述自己的拳拳之心：“(洋鬼子)設教堂於沖途，顯招爪牙，無非欺我幼主，謀我中國。正臣子痛心疾首，仇不同戴天者也！”
1891年，一份名為《玉差巡查中國事務前唐封齊天大聖平堅猴孫示諭》的揭帖如此說道：“今有六事要緊，公求保護勿傷。第一求保三教，第二求保綱常，第三求保社稷，第四求護農商，五保黎民妻子，六護貴府閨房，官員若不保護，百姓自等主張。各存良心一點，報答天地之光，報答聖賢仙佛，報答大清聖皇，報答祖宗父母，各圖萬古流芳。”把那些形而上的東西剔除之後，“社稷”和“大清聖皇”，仍然在鄉民們心目中牢牢佔據著首要的位置。
（责任编辑：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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