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啟明
姜啟明
【新三才首發】為如果武漢肺炎風暴平息時，可能需要新的規範來指示各國之間的行為方式。
政治、人員和市場在應對危機（從自然災害、金融危機到戰爭爆發）的方式上相似。 本能的反應是恐懼和不確定性， 其次是緩和下來，最終在災難的廢墟中尋求復原。
儘管世界各地的國家推出了應對武漢肺炎的緊急措施，並且據估計有5000萬人處於隔離狀態，但實際上很少有人為疫情後世界的樣子做準備-它將對留下來的社會提出要求來填補它，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會削弱迄今為止已成為21世紀特徵的信心和超個人主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建立共享的價值觀和相互依存基礎上的全球框架之必要性，促使政治結盟和政策精英掌權自由國際的秩序。在隨後的70多年中，全球化、貧困和主流政黨對在地不滿情緒的反應遲鈍，使這一框架逐漸被侵蝕。
直到幾個月前，似乎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從巴西到匈牙利，從印度到美國的政治權利的再起將明確的定義21世紀的剩下部分。專制將鞏固。排外和仇外心理將主導選舉承諾。而諸如歐洲移民危機之類的事件將進一步促進本土主義的理論以及對移民和保護主義的更嚴格規定。
但是，這場自西班牙流感以來最致命的疫情會改變這一切嗎？還是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新的威權主義特質（最終導致英國退出歐盟），沒有受到武漢肺炎的致命傳播及其普遍擴散後果的影響？
儘管即使是自由的北半球也採取了嚴厲的步調來隔離、檢疫和限制公民的行動，但從長遠來看，這種流行病很可能表明沒有安全網、合作和深度跨境參與的世界將不再成立。
由於武漢肺炎，不僅在歐洲，而且從拉丁美洲到南亞，各國政府都在一夜之間被迫團結與合作：協調國際旅遊規則、共享有關公共衛生管理策略的信息、核實國內新聞，並交換科學知識。就像重建西歐的馬歇爾計劃一樣，政府不久將需要在財政刺激和貿易方面進行合作。
武漢肺炎是否會引發全球政治變革？為什麼會這樣可能有兩個原因。首先，與戰爭、地震和飢荒等「衝擊」不同，疫情不會通過地理或人類身份加以區分。從本質上講，疫情是包容性的，使邊界徒勞無功，並且需要全球回應，而這又是包容性的。其次，與在此之前發生的其他安全危機不同-冷戰、911、伊拉克、阿富汗和敘利亞的戰爭-政府將無法利用武漢肺炎的傳播來壓制反對者，因為這將更難標記在這些情況下的批評為不忠或不愛國。這將使弱勢的政黨領導變革，並為邊緣化的政黨提供創新來源。
對於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而言，武漢肺炎最終將是外交和國內政策實施中的道德清算，因為各國應對不平等、氣候變遷和社會流動性挑戰的能力將有目共睹。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Imran Khan）已呼籲北半球國家(TheGlobal North)免除脆弱國家的債務。無論是否發生這種情況，政府官員肯定會因災難之前缺乏監管、對社會公平的承諾以及充分的深度跨界參與而承擔責任。而且，如果風暴平息時，則可能需要新的規範來指示國家之間的行為方式。
（作者：Fahd Humayun）
（編譯：雪麗）
（責任編輯：姜啟明）
（文章來源：新三才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