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蓝
刘蓝
我被秘密逮捕并关进了监狱
三天之后，即12月25日之清晨，起床铃刚响，校园内夜色未尽，我被传至校办二楼之办公室，被秘密逮捕，直到1979年11月24日上午，在山东省的一个监狱里，由北京市中级法院来鲁裁决平反，悠悠二十二载风雨之途、辗转羁押于荒原大漠之间的艰辛历程，化为一场难忘的梦！
我被判刑八年，1965年12月24日「释放」。「四人帮」时代的「法律」为局外人所不详，刑满者并不能回家安居或步入社会乐业，而是强留在劳改队里仍旧进行着所谓的「继续改造」，我当然不能例外，这就是那来自「最高指示」中的「杀、关、管、放」四字诀中的那个「管」字的含义。「管」，就其本质而言仍是那「关」的继续。但也稍有差别：「管」较之「关」的最大区别（或曰「优待」）就是可以请假回家探亲，尽管准假极严，假期极短（至多一周），而且每年只准一次，但，毕竟有一次！
另外，就是允许通信：信写毕不准封口，必须交给「管教干部」审查，由他们寄出。若私自寄信，一旦发觉，他们可以到邮局去把信追回，那就要大祸临头！外面来信当然必先经过他们之手，待发给本人时已经撕开！这种行径往往使人联想到「初夜权」的横暴与恶劣！
如此「邮路」，大大限制了我与外面的联系，幸好，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的名字不像女性，加上许先生字迹雄劲，语言苍老，故他们判定这是一位「老头子」，才免去许多纠缠。我与许先生的信件往还皆用「暗语」，－－其实不过是稍作文言和稍用典故而已，而这些「窥私癖」病患者则瞠目不知所云，我与许先生却是十分默契，我终于确定1966年的四月底或五月初到上海探望林昭。我深知探望犯人必须是直系亲属，我于是建议许先生与上海监狱当局交涉时说我是林昭的「未婚夫」，其实这仍极勉强，因为未婚男女仍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亲属，但唯此一计，别无妙策，后许先生信告：「此计奏效，已获允准。」
我于是提出请假，对于一个刚刚释放的犯人，劳改队里似乎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通见：允许他回家一次。这种「一次性」的专利般的「优待」则表现为此假一请即准，我亦如是。这就是说：我又可以走向阔别太久的人间之路了，那时，我正在河北省某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途经天津，回到辟别九载的青岛，（我自1956年寒假毕，开学赴北大，1957年未能回家，后又八年徒刑，共别九载。）周围的邻居都用警惕的目光窥视着我这个反革命份子的归来。阔别九载：祖母早已谢世；父母老矣，发如冬雪；家中多了一个女人，那是我的大嫂；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孩，那是我的侄女！我的大哥因我的沦落也被株连未休，在小人、恶徒的欺凌之下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他毕业于中国南方的一所著名的大学的中文系，他的师友不乏其时及当今学术界的赫赫巨擘，而他却「一贬再黜」地终于在山东的一个穷僻的小城的中学里，与我同步地熬过了「反革命亲属」的类似元代「南人」的岁月，过着「不敢不局」的生活！他的破旧的桌上堆积着二十年来风雨自知的结晶－－那一千几百首的古、近、今体诗与词的手稿《那复室吟稿》两卷，那「角吹梦断徒慷慨，诗赋魂销自惨悲，人别故园长去后，千秋留诵是宏辞」的咏《二安祠》的幽思，常使人感到是他对自己半生艰辛的浩叹！
他右耳早聩，唯仗左耳偏听人间真假言语，「文革」之间，一次批斗，一「小将」高喊：「他弟弟是反革命，打死他。于是一掌击于左耳，从此连「偏听」也不能，变成了他自嘲的「真聋天子」了！近年来，我的在异国当一名国家机关的「代表」的侄子买来价值连城的「助听器」，但已无「助」于听，也是枉然！再不能使他进入这喧闹的世界，分享那呕哑嘲哳的合鸣！他只能用一双昏花的眼睛看着这熙熙攘攘的潮流，真正「目听」着这衣冠多姿的人生！他现在早已是一所大学里的教授，作为弟弟，我带给他的唯一的「贡献」，就是这二十多年来的屈辱的人生！如此而已！
但他却沉重地内疚着，他告诉我：「1960年的秋天，非常意外地收到林昭从上海的来信，询问你的情况，也询问我们全家的情况。我给她回了信，告诉她我正被管，你正被押，唯有三弟正在医学院读书。恐中有诈，要求她寄一张照片。信寄出未久，即收到她的第二封信，写得很长，羽声慷慨，说她的妹妹也在学医，『今朝为士，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并寄来一张照片，背面题诗一首。」他从一本旧日历里翻出夹在里面的那张一寸照片，背面的诗如下：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鬓，
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正因为是一本旧日历，当年的抄家才幸免于火，而其它的书皆被付之一炬，包括那夹在书中的两封林昭的信！他还说：「林昭第二封信中曾提出要到青岛我们家来，当时，因你在押，街道治保人员对我们家监视甚严，若林昭来此，必然会为他们所注意，那时我们家其实是一个险境，她来此岂能安全！所以我回信把情况告诉她，未料，从此不再来信。」他内疚地说：「是我把她拒于千里之外，早知她当时和以后的处境，无论如何也得叫她来此：避难也好，探访也好，或者能够躲过那次灭顶之灾。
其实，并非如是，两天之后，我抵达上海，许宪民先生告诉我：林昭尚未收到第二封信就突然被捕，当然更谈不上再写回信了！
她就是在监狱，我也要见到她
许宪民先生告诉我，当逮捕了像我这一类的「极右份子」以后，北大开始了大规模的处理「右派」行动，林昭由于她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以及与我往来较多，而划作「右派」，她陷在悲愤之中，不吃、不睡，终日泪流满面，她说她的心在流血！终于在一个夜里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被同室的人发现，及时抢救，没有死成。于是被认定她在对抗，「态度恶劣」！宣布加重对她的处分：劳动教养三年。她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其实非但无用，更招来不测之难！后来，北大中文系负责新闻专业的副系主任罗列先生担心林昭体弱咯血，若劳动教养可能会折磨而死，于是出面为她担保，经过他冒险游说，总算奏效，把她留于新闻专业资料室由群众「监督改造」，被指定在苗圃劳动。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闻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资料室随迁人大，林昭亦随至人大新闻系资料室，她的工作则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整天查旧报纸。而这时那里已早有一位女士，这就是王前女士。她同情林昭，对她多有关照。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底，林昭在中国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的心情愈益不佳，咯血加剧，乃请假要求回上海中医疗休养，这个请求一直拖到1960年的春天，由当时的人大校长吴玉章先生亲自批示准假，许宪民先生到北京接她回沪，临行之前，与王前女士依依惜别，约以来日，谁知乃是永诀！并合影留念。那张四寸的黑白半身照片背后，林昭写了一首绝句：
风雨同舟始相知
看记天涯共命时
今日握手成一笑
胸怀依然凌云志
她与王前女士并肩而坐，都有微笑，但却又是笑得那样惨淡，那样凄然！林昭回到上海后生活在母亲、妹妹身边，疗、养皆好，日渐康复。她体力稍好，便常到图书馆、公园，逐渐结识了几位青年友人，往还渐繁，不免语涉国事，认为彭德怀受冤，对他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批的饿死的人，深感不平；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很值得参考借鉴。他们写成文字，上书北京，交邮寄出未久，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便派人去苏州将林昭逮捕，（此时林昭在苏州家中养病）未及一月，其父自杀而逝！她先被拘于上海第一看守所，音讯全无，一年多后，直到1961年底，竟不判不放，1962年初，静安分局竟通知「保外就医」，许先生把林昭接回家中，并一起返回苏州故居「隐居」休养，但至12月，又被逮捕，投进上海提篮桥监狱，未久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从此一去未归，直到于其处被密杀了结。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也没能说清她到底犯了哪些「罪恶」，到底都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必杀之罪！即令一直到1980年8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为她作出平反的裁决，竟然也仅仅就只是「裁决」，也没有指出处死的罪名与罪状！她的母亲唯一能知道的就只有每次接见时那些管不了多大事情的狱卒们的口头禅：「她不服从管教，抗拒改造。「她谩骂政府干部，绝食威胁政府。云云，说来说去，都不是判处二十年的原因，而是服刑后的表现--这是与判刑毫无关系的事！但这些「表现」却积累成后来的杀身之祸！据说（据狱卒、狱吏们说）：她用记日记、写诗词、写血书等方式控诉冤情，表示抗议，表达自己坚决斗争到底的决心--总之，九年的狱中生活斗争，她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稿、日记、血书等书面材料，这些材料记录了她狱中生活受难的真相！但这些材料也如她的遗体一样，也是下落不明、不予交还！
我决定到狱中探望林昭，抱着一种大的、奢望般的希望去看她，那希望的内涵似乎只有一点：开导她从「顽抗」中退下，争取避开危险，保住自己！但这奢望真是太奢望了！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一点！彭令范打电话，询问监狱当局他们确定的接见日期，说：他们定在6号！(待续)
附录：林昭的遗事和血书
1、李雪琴（原北大物理系右派学生）：她啊，特别地热情，特别地关心人。那个时候我是湖南来的，穿的也比较丑，人也比较乡气，她把好看的衣服送给我，那个时候她知道我爱上了王国乡，他到茶淀（右派劳改农场），早断了联系了，她给我把地址找到了，通上信了，她这个人非常机灵并且善解人意，但感情太丰富了，她要爱的就太爱，要恨的就太恨了，特别的极端，特别的走极端。我当时就预感到活不长，充满了火药味，不枪毙就病死。她不要命啊，夜里气的睡不着觉，起来写诗哭啊，她们班人都知道她，夜里跑未名湖去哭啊，她早对共产党就有情绪，那诗都是喷出来的血，我们写不出来，没有感情都写不出来。
2、（刘发清 原北京大学中文系右派 广州青年干部学院教授）
刘发清：一天吃两顿，一顿就是半个手掌大的玉米面馒头，唉呀，饿的我肚子实在是不行了，后来唉，腿怎么肿起来了，我知道这也是饥饿性的浮肿，无药可医。
正在我的日子难过的时候，林昭从上海给我寄一封信来，那是60年的春天，寄了封信来我拆开，写了两张纸，后面有一个小包，另外有个小纸包包掉到地下，唉，我看见这个纸包包拣起来一看，一拆开--一张粮票，二张粮票，三张粮票，四张粮票七张粮票，每张都是五斤五斤的全国通用粮票。啊！我见到粮票，当时我眼泪就流下来了，太感动我了。后来我才看信，信说，大意是这样：我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而且吃的很少，因此把过去节约下来的这一点粮票寄给你。所以当时我接到林昭（信）我确实哭了。后来我给她回信了，当然很感谢她。信后也每次都写上希望你好好改造，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的怀抱。后来她又给我回信了，大意是这样，她用文言文写的：我于足下同舟人也，舟要靠岸吾亦可登。这个两句我记得特别清。
好，这三十五斤粮票作用可大了，每天就加半斤……我的灾难就渡过去了。
（1959年到1961年，中国由于政策性失误导致大饥荒，成千上万的人饿死，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数达4000万人左右。）
3、监狱为林昭加刑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关押期间（林昭）用发夹、竹签等物，成百上千次地戳破皮肉，用污血书写了几十万字内容极为反动、极为恶毒的信件、笔记和日记……公开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是：‘抢光每一个人作为人的全部一切的恐怖制度。’‘是血腥的极权制度。’她把自己说成是：‘反对暴政的自由战士和年青反抗者。’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各项政治运动进行了系统的极其恶毒的污蔑。”
在狱中，林昭给人民日报的信中写到，“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辞藻的总汇和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林昭在狱中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那些自称为镇压机关或镇压工具的东西，正在怎样地作恶，而人们特别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一代在这条专政的大毒蛇的锁链之下，怎样的受难，想到这荒谬的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名字而加剧时代的动荡，这个年青人还能不急躁吗？
林昭在狱中留下了大量的诗歌，她针对毛泽东的诗，在狱中的《血诗题衣中》写到：
双龙鏖战玄间黄，冤恨兆元付大江。
蹈海鲁连今仍昔，横槊阿瞒慨当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 七律 《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而林昭在50年代初期对毛泽东却是无比崇拜的，她写道：“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受到激动。”)
4、林昭在狱中曾用血书这样写到：
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吶！
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新三才综合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