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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荃
李仲荃
理查德·培尔斯(Richard Pells)是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校区(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历史学教授，也是以下三本书的作者：《激进愿景与美国梦：大萧条年代的文化与社会思想》(Radical Visions and American Dreams: Culture and Social Thought in the Depression Years)；《保守年代的自由观念：40-50年代的美国知识分子》(The Liberal Mind in a Conservative Age: American Intellectuals in the 1940s and 1950s)；《与我们不同：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人对美国文化的爱憎和改造》(Not Like Us: How Europeans Have Loved, Hated, and Transformed American Culture Since World War II)。他正在撰写的另一本书是：《从现代主义到电影：20世纪美国文化的全球化》(From Modernism to the Movies: The Global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他曾六度任富布莱特高级讲座学者和主席，并在荷兰、丹麦、德国、奥地利、芬兰、巴西、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作访问教授。
从20世纪初开始，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就对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感到不安。1901年，英国作家威廉·斯特德(William Stead)出版了一本书名颇具预示性的书：《世界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这个书名反映出一系列延续至今的忧虑，例如，民族语言与传统的消失以及国家自身的特徵将在美国习俗与思维方式的重压下消声匿迹等等。
近年来，全球化成为一些学者、记者与政治活动人士的大敌。他们对这种在他们看来是文化同一化的趋势深恶痛绝。而且，他们通常把全球文化和美国文化视为同义词，并且一直认为，好莱坞、麦当劳、迪斯尼等所传播的形像和潜意识信息具有如此之大的诱惑力，以至它们压倒了其他国家内部的竞争势力，从而正在摧毁地区和地方特徵。
然而，过去100年来，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的。一如它是世界娱乐与品味的带头人一样，美国过去和现在也都是其他国家思想和艺术影响的吸收者。
事实上，从19世纪到21世纪，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不但输出全球文化，也接受全球文化。移民对美国的影响的确是美国文化能够如此普遍、如此长期流行的原因所在。美国文化得以在全世界得到传播，是因为它吸收了其他文化的风格与构思。比其他国家更胜一筹的是，美国将所接受的外国文化产品重新组合包装，然后重新传向全球。正因为这样，全球大众文化被与美国文化相提并论──无论这种做法是多么简单化。
其实，快餐、游乐园、电影并不是美国的发明。在"巨无霸"问世之前，已经有鱼和炸薯条；在迪斯尼乐园出现之前，已经有哥本哈根的蒂沃利公园(Tivoli Gardens；它被沃尔特·迪斯尼用作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海姆建造第一个主题公园的样板。加州迪斯尼乐园的模式而后又被输出到日本和巴黎。)在20世纪的前20年里，意大利和法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影片输出国。
现代主义的影响
由此可见，今天国际流行的娱乐节目的源头，并不仅仅是巴诺姆马戏(P.T. Barnum)或布法罗·比尔的西大荒演出(Buffalo Bill's Wild West Show)。新的全球文化的根源在于20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对19世纪文学、音乐、绘画、建筑的批判，特别是对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传统界线的否定。现代主义艺术表现为即兴、兼收并蓄、不屑虔敬。这些也都是美国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徵。
此外，在20世纪初，艺术家开始向艺术是提高文化和道德涵养的手段这一观念提出挑战，使哲学、宗教和意识形态让位于风格与技巧，刻意使人注意小说的语言，绘画的光色，建筑的材料与功能，音乐的结构而非音乐的旋律。
虽然现代主义最初主要是一个欧洲现象，但它在无意中加速了美国大众文化的发展。超现实主义及其虚幻般的相关意识，非常有利于创造广告、漫画、主题公园的文字游戏和心理象征。达达主义嘲笑精英文化体制的自命不凡，从而使已经存在的(特别是在美国外来移民观众中)对"低级"无谓的五分钱戏院影剧 (nickelodeons)及流行杂耍剧的兴趣更得到肯定；而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对非正统的无调音乐的尝试，则体现出美国爵士乐节奏创新的效力。
现代主义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个新文化却既非现代主义，也非欧洲式；美国艺术家将一种前卫艺术变成了全球现象。
流行文化的融合体
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关系，在流行文化中至为明显。美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有许多原因。毫无疑问，以美国为基地的传媒集团对其产品和发行的控制力是促使美国娱乐文化在全世界传播的主要动力。但是，美国的资本实力不是美国影视节目在全世界受欢迎的唯一原因，它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英语作为大众传播语言的效力是美国文化被接受的关键。与德文、俄文或中文相比，英文的结构和语法更简单，而且使用的短词汇多，抽象词汇少，句子更简洁，这些对于歌词歌曲创作、广告标题语言、漫画说明、报刊标题、影片和电视对白都具有优势。因此，英语非常适于美国大众文化传播的需要。
另外一个因素是美国大众的国际背景。美国人口的多元化，包括地域、族裔、宗教、种族的多样化，迫使美国媒体自20世纪初以来，不断对信息、影像、情节作出尝试，以便满足多元文化的需求。这意味着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大众流行杂志、电视网等必须学会如何面向国内各类群体和阶层，从而也使它们掌握了满足海外不同消费者需要的技巧。
美国媒体能成功超越国内阶层界限、国界和语言障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吸收和融合不同的文化风格。美国音乐家与作曲家效仿毕加索(Picasso)和布拉克 (Braque)等现代派艺术家，将雅俗文化兼收并蓄。阿伦·科普兰(Aaron Copland)、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和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在交响乐、协奏曲、歌剧、芭蕾创作中吸收了民间曲调、宗教旋律、蓝调、福音歌曲和爵士乐等。即使像爵士乐这样典型的美国艺术形式，在 20世纪也同非洲、加勒比、拉丁以及现代欧洲音乐有越来越多的融合。美国大众文化的兼容性使其能够表现不同的经历和情趣，从而更加受到多元化的国内外消费者的喜爱。
欧洲对好莱坞的影响
论外来影响，在好莱坞影业最显著不过。无论其效果可取与否，好莱坞在20世纪变成了现代世界的文化之都。然而，好莱坞从不纯属于美国。如同佛罗伦萨、巴黎、维也纳等历史其他文化中心一样，好莱坞是国际化的，它由移民创业，并汇集着全世界优秀的演员、导演、编剧、摄影师、编辑、作曲家、服装设计师、场景设计师，等等。
不仅如此，在20世纪的大部份时间内，美国影业人员对外国导演的精湛作品十分倾倒，甘愿追随。从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米切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ois Truffaut)、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黑泽明(Akira Kurosawa)、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等，都是美国所崇拜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导演。
然而，一个不无矛盾的现象是，欧洲与亚洲电影业的最大成功表现在美国对它们的模仿。到了70年代，新生人才，如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马丁·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罗伯特·奥特曼(Robert Altman)，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以及伍迪·艾伦(Woody Allen)等，都是美国人。美国人的即兴手法和对自传体的热衷要归功于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和法国的新浪派(New Wave)。这些技巧的运用使美国电影业脱胎换骨，美国影片的全球流行程度也变得更加令其他国家影片望尘莫及。
尽管如此，任何时期的美国导演都在效仿外国艺术家和电影导演，他们密切注意电影的风格与形式以及如何满足视觉叙述效果的需要。20世纪初的欧洲画家希望赏画人注意画布上的线条与色彩，而不是将作品视为对自然实物的复制。同样地，很多美国影片也刻意提醒观众，他们是在看电影，而不是在看影像化的现实。例如，《公民凯恩》(Citizen Kane)采用了多重叙事形式；《安妮·霍尔》(Annie Hall)以画面分割手法表现两个恋人各自的想像；《低俗小说》(Pulp Fiction)则大量运用前后插叙。美国电影(包括音乐电视片)导演热衷于运用高难度剪辑和摄影技术──其中很多灵感来自外国同行──以组合出反映当代生活节奏与魅力的现代主义的视觉形像。
好莱坞对现代主义视觉效果的沉醉，从很多当代演员采用的无言表演方式得到突出体现。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在1947年的舞台剧《欲望之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和1951年的同名电影中的创新表演，形成了美国表演艺术上的无言风格──这种内省沉思的表演是人们在30年代滑稽喜剧和强盗片中那些伶牙俐齿的男女主角身上绝对看不到的。
白兰度受到"方法演技"(the Method)的训练。这是从俄国革命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发展起来的一种表演技巧。它鼓励演员即兴创作，调动儿时记忆和内在情感，时常可以置剧作家的意图于不顾。因此，以白兰度及其后继者为代表的美国艺术表演的感染力，往往更寓于无言之中，体现在对难以言释的强烈情感的挖掘。
"方法演技"不仅在美国有影响，在海外也有影响；让-保罗·贝尔蒙多(Jean-Paul Belmondo)和马尔切洛·马斯特罗亚尼(Marcello Mastroianni)的表演风格便是海外影响的体现。"方法演技"也典型地反映出最初用于舞台的一个外来观念，如何在战后被美国的电影艺术吸收，而后又作为电影与社会行为的新模式传播到全世界。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方法演技"演员那种不注重语言、依赖形体姿态甚至以沉默来刻画角色的风格，使全球的观众──即使英文懂得很少的人──都能够理解和欣赏美国影片。
人情味
美国文化不但模仿了现代主义的视觉夸张，而且也效仿了现代主义的非政治化与反意识形态的倾向。拒绝向大众灌输某种社会意识，是美国娱乐能在全球流行的最重要原因。美国电影所表现的往往不是某个时代或某个地点的问题，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个人情感，通常以浪漫、阴谋、成功、失败、道德矛盾、求生等为故事主题。最令人难忘的30年代的影片大都是描写一些本不甚般配的人物如何阴差阳错堕入情网的喜剧片和音乐片(《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除外)，而不是反映贫困和失业现象的具有社会意识的片子。同样，最精湛的二战故事片和越战故事片──如《卡萨布兰卡》 (Casablanca)和《猎鹿人》(Deer Hunter)──之所以在战争结束很久以后仍然令人回味，是因为它们挖掘了人物最深刻的感情，而不是着眼于当时的实际事件。
影片中的人物遇到的磨难存在于各地人的生活经历中。欧洲人、亚洲人、拉丁美洲人争相看《泰坦尼克号》(Titanic)的情形，令人想起当年《飘》 (Gone With the Wind)所造成的轰动。出现这种现象不是因为这些电影宣扬美国的价值观，而是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在这些爱情与失落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
批评人士一向把美国大众文化说成是粗俗、带冒犯性的。但对外国人来说，美国文化并非那么奇异。而且，在最理想的情况下，美国大众文化是把从别人那里接受的东西转化成一种能被世界各地所有人接受的文化，使之成为让千百万人所喜闻乐见的既有感情魅力、有时也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化。
所以，尽管今天不仅在中东，而且在欧洲和拉丁美洲都有反美情绪抬头，但应该看到，美国的影片、电视节目、主题公园与其说是"帝国主义的"，不如说是世界性的。归根结底，美国的大众文化并没有把世界变成美国的复制品；相反，美国对外国文化的依赖已经使美国成为世界的复制品。美国信息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