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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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才网讯】以《汉代风云人物》和《品三国》名声鹊起的易中天，连日来将《百家讲坛》搬到加国，从加东的多伦多、渥太华，讲到温哥华。易中天的讲演，不但地域扩大了，内容也在扩大，从某一个朝代，或某一部古典小说，扩充到整个中华文化，甚至纵横五千年历史。此次温哥华之行，更将评议延展到中西文化比较和中国制度演变的历史。但万变不离其宗，他依然是秉持平民立场、现代视角，来论说臧否。
从饭局切入正题
座谈之初，易中天援引一位美国华裔教授的一则笑话开场，说一个华人公司在中餐馆宴请西方客人，入席后让客人点菜，等到菜饭上桌，西方客人就把自己点的菜延揽到跟前，弄得在场华人不知所措。主人本来是中国按传统的聚餐制招待，上酒敬菜尽地主之谊；客人则是按西方的分餐制来吃，我选择我负责，不管他人，归根结底是由于文化不同而造成误会。
由饮食差异，谈到中西文化内核的区别。易中天指出，西方文化强调的是个体意识，以个人为本位组成社会；而中华文化强调的是群体意识，先有群体再有个人。大到国家体制，小到日常生活细节，都无不体现出这种差别。例如写信，中国是由大到小，个人的名字写在最后；西方则相反，越具有共性的东西，越要放在后面。
在文明转型间分叉
依照易中天的说法，在氏族部落阶段，中西文化形态应该还是大体类似的，只是在原始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期间，开始分叉。此时西方当属古希腊时期，中国当属西周早期。
黑格尔曾经说过，欧洲人提前希腊，就有家族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希腊炸毁了血缘组织，其结果是每个人都独立出来。引经据典后易中天认为，解除图腾认同，拥有个人人格和独立意识，这是由于当时希腊人所在的纳维亚半岛不适合游牧和农业，因此向工商经济转化，而这需要产权明晰与私有化。当个人有独立经济来源时，人格是独立的，意志是自由的。用个人财产外出经商，流动的商人从四面八方走来走去，形成聚落，就演变为城邦国家。于是“城邦的人”就被称为“公民”。在一个城邦共同生活，就要有规矩，要有一种东西来维系人与人的关系。在氏族部落这种东西就是血缘，当血缘关系被炸毁后，每个人都成为分子，这就需要一种超人的“契约”，既用来处理经济关系，也用来处理社会关系。对于后者不是一对一的，而是全民契约，即法律。法律一旦制定，对所有人平等，并设立底线。但也有法律管不了的，如规定不能纵火，但不能规定必须救火。这方面的问题就要由道德来约束，而道德不能跟人来签订，要跟上帝签订，那就是宗教。易中天进而说，对于是非对错问题，宗教也解决不了，就只能与自然界签订，这就是科学。凡此种种，就需要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否则任何契约都是签不下来的。
周公“三制”权分天下
中国从氏族部落转到国家，没有炸毁血缘关系，而是承袭下来，形成家国一体制，家与国总连在一起。官员是父母官，军队是子弟兵，机关之间是兄弟单位。由此易中天分析说，在中国要做出一件事，必须要将非血缘关系转化成血缘关系，义结金兰，拜把子，请客吃饭，都是这种转换的操作手段。
希腊城邦中心总要有个广场，是开放的公共空间。政务官通过选举产生，不合格还要弹劾，由此建立“主权在民，轮番为治”。而中国古代是“邦国制”，主张“天下观”。对此易中天解释说，首先确定“天下”，而天不行使治权，指定其代理人“天子”统治天下，这就是需要得到天下的授权，即“天命”。太监宣读诏书时说的“奉天承运”，就是此意。所谓“革命”，也是指革除天命，即改朝换代。此乃周公当初为了解决政权合法性的思路，强调“上天革命”，其标准是“德”，以德得天下，也要以德治天下。但要转化为可操作的东西，这就是“礼”，即等级制度，形成尊卑主次的社会秩序。这样的结果会使一部分人不爽，周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乐”，而“乐”的根基，就是由家族血缘系统统辖的宗法制，由此组成划一的“和谐社会”。
天子下面分诸侯，诸侯下面分大夫，封土立家各司其职。就这样，周公用封建制、礼乐制和宗法制这三大制，确立了春秋战国的体制。易中天将此转换为通俗的说法，即三级所有、层层转包的分权制。他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要算很不错的规划，但是到了秦汉以后，却变成了极权制和帝国制。
文化不靠“输出”定高下
对中国文化的定位，易中天有自己的“主见”。他反对“输出”的提法，认为应该是自然而然的“流出”。倘若特意搞文化输出，那就变成“叫卖”和“推销”了，甚至还要华社“分摊”。文化有种与生俱来的“势利眼”，就是哪个国家强盛，哪个国家的文化就处于某种强势地位。盛唐时万国来朝，使中国成为历史上的文化大国，那时也不用出去办什么学院，文化上就对外产生向心力。这是因为唐代提供了周边国家和地区所没有的东西。
易中天强调，文化的魅力实际上与贫富无关，如非洲的歌舞、木雕等，都是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要成为文化大国，一定要为全人类提供有价值的东西，如果做不出对整个人类具有独特意义的贡献，外派再多的团都没用，所谓“再现汉唐盛世”也是一句空话。
要说“品三国”正是易中天的“拿手好戏”，但是他对到海外讲三国，采取的是一种排斥的态度。因为他担心过于讲究权谋权术的三国，会将副作用传播到海外，甚至造成“输出腐败”的不良后果。一些外企已经受到三国的影响，激化了职场斗争，在公关和经营上上行下效，出现某些腐败现象。
就易中天来看，三国鼎立本来挺好，彼此如果停止战争，关起门来发展生产，然后形成合作与联合，会是一个更好的结局。但是就坏在谁都想当江湖老大，一定要一统天下，向来不讲双赢。这就只能打仗，巧取豪夺，所以极权就成为一种必然。
易中天坦言，他反对把中华文化说成一无是处，否则何以维系三千年？但是他也反对把中华文化说成完美无缺，否则何以有鸦片战争？这需要客观全面地加以综合认识，而不能走向极端偏颇。
对中华文化精髓，易中天称之为“中国智慧”，他认为由三大板块组成，即哲学板块、政治
中华文化精髓三板块
板块和人生板块。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中国文化最为核心的价值观，既能为全人类所接受，普遍适用；又为中国所固有。
就中国的哲学智慧而言，易中天首推老子、中庸、易经、庄子和孔子。尤其是孔子的“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他还认为庄子的“己所盛欲勿施与人”，也一样值得推而广之。像饭桌上劝吃，逼孩子学这学那，都应该引以为戒。
就文化的雅俗来说，易中天认为雅与俗是可以转化的。大雅若俗是最高境界，其次是雅俗共赏，再次是雅俗并列。《诗经》的“国风”最早是在地头上唱的，唐诗宋词有些是在青楼里唱的。当年电影发明出来，只敢在巴黎印度人开的地下场所放映，有身份的人化妆后才敢去看，如果那时当作“三俗”被扫掉，现在就没电影可看了。所以像赵本山、郭德纲、周立波、小沈阳的“俗文化”，也是大文化中的一部分。喜欢“二人转”，那是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不喜欢“二人转”，只能算是愿意放弃宪法所赋予的这个权利。
來源 环球华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