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來的三次密集「自殺」現象

2024年的“奈何桥”

2024年5月份，山西省会太原市接连发生十余起跳桥悲剧。由当地知情网友透露，从5月10日到5月21日之间，几乎每天都有人跳河自杀。面对此次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共官方不仅禁止民众讨论这种问题产生的原因，而且不断删贴封禁，掩盖真相。当时就有网民留言表示，“太原的烂尾楼太多了，很多人把所有的积蓄买了房，最后一无所有，可能有时候生活比死亡更难面对吧。”“kfs（开发商）、银行和政府合谋的骗局谋杀了他们。”

的确，在过去的四十余年中，中共强征农村土地，以低廉的价格回收土地，以高昂的价格售出，称所谓的“土地财政”,中共宣称用四十年时间完成了别人二百年的城市化过程。但是，凡违背常识的事情，都会有代价，以高污染、高腐败、高代价的方式，杀鸡取卵式的完成了大跃進式的经济，难以持续，泡沫已经破裂，房价大跌，塌方式的灾难才刚刚开始。加之中共自疫情封控以来，导致经济低迷、失业者渐增、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人们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

根据大陆媒体报导，不只是山西太原，广州人民桥、广西南宁邕江大桥、重庆长江大桥等均有跳河事件发生。面对频繁的自杀现象，中共官员却轻描淡写地说道，“跳河行为是个人原因”。网民纷纷留言：“是谁造成个人原因的？”“没有这肮脏的社会环境所迫哪来的个人行为？”“又是掐人中，又是心肺复苏，又是人工呼吸，又是电除颤，就是不愿意松开掐脖子的手！！”

除了跳河之外，在中国大陆各地，跳桥自杀事件也频频出现。据四川宜宾的网民透露，今年5月也仍然发生了连续三天都有人跳桥的事件，5月24日，大陆抖音平台上有山东网民说，“我们这里黄河边一个月跳了好几个，救援队都回不了家！”有湖南网民说，“我这以前天天跳，现在都给封锁了，这种行为会引起连锁反应。”

回顾历史，今天多个省市密集出现自杀事件并不孤立。1952年的“五反”运动，1990年的下岗工人，“文革”中的知识分子（“臭老九”“反动权威”），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密集“自杀”现象。过去25年中的法轮功学员的“被自杀”（“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更不是孤立现象。72年前的中共与今日的中共本质上一样，视百姓生命如草芥，冷酷的掩盖真相。中共就是中共，骨子里从来没有变过。

“五反”运动中的上海

1952年，中共对工商界人士发起“五反”运动，即所谓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工商界人士人人过关。

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核查企业应缴纳税费。这样的算法，即使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砸死。

仅以上海为例，“五反”运动中出现自杀、中风与精神失常的不下万人。自1952年1月25日运动开始到4月1日短短65天时间里，自杀者就达876人，平均每天超过13人。当时，“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和安眠药片被禁止售卖，想安卧而死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面对密集自杀现象，中共不是从其发动的“五反”运动本身去找原因、放弃残酷的共产运动，而是让“五反”对象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目的是最大限度掠夺工商资产。对于工商界人士的生命视如草芥。

90年代的下岗工人

经历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多次运动后，中国满目疮痍，经济濒于崩溃，大多国企负债累累。到90年代，中共为了续命，开始施行“国企改制”，强行让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并以低价格买断工龄而解雇国有企业的职工，不仅剥夺了职工工作权生存权，也没有了生活来源。这些人被称为“下岗工人”，他们面临养老保险和医疗问题等，沦入社会的最底层，苦难由此开始。

据界面新闻的《“铁饭碗”砸碎后，一代工人的沉浮与迷茫》一文报道，“自有关改革的决策在上一年5月出台后，短短数月里已有上百万国企工人下岗，推行力度之大超乎预料——1998年至2000年间，几乎每年都有700万至900万工人。”对于国有企业在册人数的统计，1999年为8336万人，到2002年，这项数据已经滑落至6924万人。

中共1949年窃政后，接管了国民政府及外商遗留下来的企业，并逐步从资本家手中夺得企业，将私有企业共产。

1952年，中共用“五反”清洗了资本家，在上海这个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把企业夺走，挂上中共“国营企业”的招牌。许多工人相信了中共的宣传，欢天喜地到“国营”工厂上班，当起了“主人翁”。

然而，在所谓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一直搞“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从1952年到1978年，员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年积累率却高达21.4～36.5％不等。长期以来，国企工人工资都没有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消灭私有制和共产，并不局限于针对资本家，也针对每个工人、农民和城市市民。至于被共走的产（被公有制的资产）是谁在掌控、如何使用，有“当家作主”“主人翁”之称的人民是根本没有发言权的。

三十多年后，也是在上海，庞大的产业工人群因所在工厂关闭、转产和改制而纷纷下岗。在中国大陆，“下岗”是“失业”的代名词。在自由社会，失业有失业保险、失业救济，而在中共的字典里，社会主义体制下没有“失业”，只有“待业”和“下岗”。找不到工作叫“待业”，失去工作叫“下岗”，而党的政府对待业和下岗都没有义务。

90年代，先后有一百多万上海的国营工人，从“主人翁”称为“下岗工人”。上海产业工人成为见证中共暴力掠夺百姓生存资源的“活化石”。在生存没有来源的困境下，无处发声、没有选择的“下岗工人”，许多都选择了以自杀来结束苦难。根据1998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紧急提案《关注家庭自杀惨剧，引发社会动荡》一文，仅仅在这一年中自杀案件就有22.52万人，死亡约15.672万人。

据《北京青年报》2000年4月9日在“预防自杀低龄化”一文中(记者李彤)指出：“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美精神病学学术会议上的一份资料显示，在中国，抑郁症及自杀造成的负担之和已排在各种疾病的首位。15岁至35岁人群死亡的第一位原因是自杀。中国每年有20万人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20万人是全球自杀者总数的1/5。”

“炎黄之家”的《只说文革不说下岗的都是没良心——90年代中国自杀率处于全球高位》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自杀率在90年代处于全球高位，也是建国后最高的，高于建国初期、也高于文革，只是自杀的大多是农村妇女、下岗工人，无名之辈，自然留不下印记。”

看起来，自杀既有农村的，也有城市的。实际上在90年代，一个家庭中，往往丈夫是被招聘入工厂，而妻子仍在农村生活，这在当时的大陆是一个普遍情况。如果丈夫失业成为下岗工人，意味一个家庭的生活来源就没有了。因此出现了“农村妇女、下岗工人”大量自杀的现象。

从1952年“五反”运动，到1990年的下岗工人，再到今天的多个省市的“跳河”、“跳桥”，百姓密集自杀的真相并没有广为人知，背后的根本原因更不许触及。50年代，上海商人因交不起中共要求的税额而被逼、被侮辱，只好跳楼而死。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端一杯清茶坐在沙发上，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跳楼的“五反”对象）？”上海资本家的痛苦和沉重感，在中共官员的嘴里被戏谑为“空降兵”。90年代，下岗工人自杀的原因被中共归结为“抑郁症”。

如今的跳河者跳桥者，被指出于“个人原因”，中共在桥头贴出“禁止跳河，违者罚款1000元”的告示牌，告知自杀者，你就是死了，也还欠着1000元罚款。72年前的中共与今日的中共，都为权柄而掩盖真相，视百姓生命如草芥，它的冷酷从来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50年代，中共为了防止更多人自杀，曾在公园、江边、楼顶等处设岗防范。90年代，在下岗工人的失业潮中，在自杀大量出现之后，中共声称发放救济金，然而，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吴清军曾与课题组一同前往东北的两个省会城市调研，他们发现，有58.5%的下岗人员没有领取过失业救济金。2024年的今天，中共眼看跳楼、跳江者日益增多，随即增设了看楼员、守桥员、桥面巡逻员。

在世界上的正常国家，面对这么多人轻生，除了想办法阻止他们自杀，还会调查轻生的原因，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走出难关。而中共的基因，注定了它在面对密集自杀问题时，也会一如既往的采用“骗”“煽”“斗”“抢”“灭”“控”的政策与手法。无论是对民众的言论、思想、行为、健康、生活、工作、教育，还是对民众的生命，“骗”“煽”“斗”“抢”“灭”“控”才是中共对“为人民服务”的真实定义。

莎士比亚在《约翰王》中写到，建立在血泊中的基础是不会稳固的，靠着他人的死亡换到的生命也决不会确立不败。西方哲人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自杀对国家而言是一种不义和不道德。

除了上述三波密集自杀，还有二零二零年开始的三年疫情封控期间，民众有因封闭导致有病得不到医治使病情加重自杀的，有长期封闭导致抑郁自杀的，也有小业主因债务缠身难以为继自杀的。

这些“被自杀”的消息，虽然不一定是全部，但尚可见到披露；而有一些“被自杀”的消息，在中国大陆，在网络、媒体等任何公共渠道，却见不到丝毫的说法——在海外明慧网上，以“法轮功学员被自杀”可查得119条消息，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就因为不放弃信仰，在监狱中屡屡被“自杀”，有灌食致死的，有被活摘器官的，还有被活活打死的，这些惨无人道的残害，在中国大陆已经被隐瞒25年了。中共建政75年来，发动多次运动，土改、镇反、朝鲜战争、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再到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近25年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估计在几百万。除法轮功学员之外，文革后爆出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共75年造成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8000万，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