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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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才首發】司馬光（西元一○一九～一○八六年），字君實，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省夏縣西）人，世稱涑水先生，北宋真宗天禧三年生，哲宗元祐元年卒。光幼時聰慧，年方七歲，聽講左氏春秋即能悟其大意，自是手不釋卷，專心勤讀。仁宗寶元初年（一○三八），中進士甲科，年甫二十。旋除奉禮郎，歷任大理評事、天章閣待制兼侍讀、知諫院等，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卒年六十八，贈溫國公，謚文正。
光生性儉樸，不喜華靡，平日為人孝友忠信，誠摯自然，極獲時人之敬服。為官則敢言直諫，政治上，主張保守舊章，時值王安石輔佐神宗，積極推行新法，他反對最力，成為舊黨之代表人物。神宗崩，哲宗立，太皇太后臨政，起用司馬光為相，他便迅速罷除新政各項措施，便民之幕役法，亦遭廢除。
光於學無所不通，文類西漢，凌跨一代，常患歷代史料繁多，為人君者不能遍覽，遂聚十九年之力，著資治通鑑一書，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三），下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九五九），為我國編年體史書之不朽傑作。另有傳家集八十卷傳世，文尚質實，不誇詞藻。這是司馬光在中國歷史上最突出的貢獻，是他主持編寫了不朽的歷史巨著《資治通鑒》，他的名字將和這部著作一起永遠留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史上。
司馬光雖然官居高位，但在生活上，嚴格約束自己，作風淳樸節儉，“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不敢服垢弊以矯俗於名”。為了教誡兒子司馬康，讓他認識節儉的重要性，他以家書形式，寫了一篇文章《訓儉示康》：
引孔子曾說過“以約失之者鮮矣”，“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語出《論語‧里仁》)，古人以儉約為美德，今人以儉約而遭到譏笑。當時一般做官的人家都這樣，人們也不會互相批評。聚會的次數多而禮節周到，食物雖然簡單，情義卻很濃厚。近來做官的人家，如果沒有官家釀造的好酒、來自遠方的奇珍異味，食品款式不夠多，器皿不夠琳瑯滿目，就不敢招待客人；常常要籌備幾個月，才敢發出請帖。如果不這樣，人們就爭相批評，認為他太吝嗇。因而不被風氣感染的人大概是很少的了。唉！風俗這樣的敗壞，在上位的縱然不能禁止，難道還忍心助長它？他慨嘆道：“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司馬光提倡節儉的美德，讚揚了宋真宗、仁宗時李沆、魯宗道和張文節等官員的儉約作風，並著重援引宰相張文節的話說：“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 身豈能常存? 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 接著，司馬光又援引春秋時魯國大夫御孫說的話：“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然後解釋道德和儉約的關係。司馬光說： “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大儉則寡慾。君子寡慾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慾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反之，“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由於追求奢侈，不尚節儉，“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招致敗家亡身，後悔莫及。
司馬光教育兒子要節儉，不但要在衣著飲食方面，而且要貫徹到日常生活中，讀書前，先要把書桌擦得乾乾淨淨，墊上桌布；讀書時，要坐得端端正正；翻書頁時，要先用右手大拇指的側而把書頁的邊緣托起，再用食指輕輕蓋住，以揭開新的一頁。讀書人，就應該好好愛護書籍。”
司馬光言傳身教，把生活節儉，看成是與道德品質關係密切的大事。他的兒子司馬康，雖然官爵不高，任校書郎、著作郎、侍講，但亦以博古通今和為人廉潔而稱著於世。文中所引用的“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這句話，已成為人們用以自戒的至理名言。
司馬光一生，官不可謂不高，祿不可謂不厚。然其“於物淡然無所好”。他雖為官近五十年，可“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自己“惡衣菲食，以終其身。”平素“家居食不敢常有肉，夜不能常有帛”，“所居僅能避風雨”。他在《訓儉示康》中說：“有德者，皆由儉來也。”他的兒子司馬康，沒有辜負他的期望，一生為人廉潔。並且“以博古通今和為人廉潔，而稱著於世。”
正是由於司馬光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所以他不畏同勢族豪強、皇親貴胄。嘉祜三年，司馬光任開封府推官，京城皇親國戚、勢官大姓、豪強姦猾，錯雜其間，是有名的難治的地方。他不徇私情，秉公辦事，懲惡揚善，一府安然。之後，司馬光又歷任起居舍人、知制誥(正四品)、翰林學士、參政知事等職。他“薦賢才，擊姦邪”，任用廉吏，誅斥貪殘。被時人從心底、稱他為“天下真宰相”！
（作者：大力）
（責任編輯：大力）
（文章來源：新三才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