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均威
張均威
【新三才訊】漢朝陸上“絲路”興盛的同時，海上也有一條“絲路”通往世界。在前者不斷衰落的過程中，隨著國內造船及航海技術的不斷發展，海上的貿易商路逐漸上升為對外交往的主要通道。據《新唐書》記載，當時東南沿海有一條通往東南亞、印度洋北部諸國、紅海沿岸、東北非和波斯灣諸國的海上航道，即所謂“廣州通海夷道”，這大概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叫法。
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期——秦漢
“海上絲綢之路”事實上早已存在。《漢書‧地理志》所載海上交通路線，實為早期的“海上絲綢之路”，當時海船載運的“雜繒”，即各種絲綢。中國絲綢的輸出，早在公元前，便已有東海與南海兩條起航線。中國南方是南島人種的發源地。先秦時代稱之為百越民族，是世界上分布最廣的民族之一，他們擁有優秀的航海經驗和冒險精神，足跡遍及太平洋和印度洋，史前時代起即開始了向遠洋遷徙，馬達加斯加、夏威夷、新西蘭均有分布，其文化間接影響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島嶼。秦始皇統一嶺南后發展很快。當時番禺地區已經擁有相當規模、技術水平很高的造船業。先秦南和越國時期嶺南地區海上交往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主要的貿易港口有番禺（今廣州）和徐聞（今徐聞），由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便是見証。
西漢中晚期和東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真正形成並開始發展。西漢時期，南方南粵國與印度半島之間海路已經開通。漢武帝滅南越國后憑借海路拓寬了海貿規模，這時“海上絲綢之路”興起。《漢書‧地理志》記載，其航線為：從徐聞（今廣東徐聞縣境內）、合浦（今廣西合浦縣境內）出發，經南海進入馬來半島、暹羅灣、孟加拉灣，到達印度半島南部的黃支國和已程不國（今斯裡蘭卡）。這是目前可見的有關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文字記載。
東漢時期還記載了與羅馬帝國第一次的來往：東漢航船已使用風帆，中國商人由海路到達廣州進行貿易，運送絲綢、瓷器經海路由馬六甲經蘇門答臘來到印度，並且採購香料、染料運回中國，印度商人再把絲綢、瓷器經過紅海運往埃及的開羅港或經波斯灣進入兩河流域到達安條克，再由希臘、羅馬商人從埃及的亞歷山大、加沙等港口經地中海海運運往希臘、羅馬兩大帝國的大小城邦。
這標志著橫貫亞、非、歐三大洲的、真正意義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從中國廣東番禺、徐聞、廣西合浦等港口啟航西行，與從地中海、波斯灣、印度洋沿海港口出發往東航行的海上航線，就在印度洋上相遇並實現了對接,廣東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地。隨著漢代種桑養蠶和紡織業的發展，絲織品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輸出品。
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期——魏晉
三國時代，魏、蜀、吳均有絲綢生產，而吳雄踞江東，漢末三國正處在海上絲綢之路從陸地轉向海洋的承前啟后與最終形成的關鍵時期。三國時期，由於孫吳同曹魏、劉蜀在長江上作戰與海上交通的需要，積極發展水軍，船艦的設計與制造有了很大的進步，技術先進，規模也很大。在三國后面的其他南方政權（東晉、宋、齊、梁、陳）也一直與北方對峙，也促使了海洋、航海技術的發展以及航海經驗的積累也為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提供良好條件。
據對文獻考証，孫吳造船業尤為發達，當時孫吳造船業已經達到了國際領先的水准，孫吳所造的船，主要為軍艦，其次為商船，數量多，船體大，龍骨結構質量高。這對於貿易與交通的發展、海上絲路的進一步形成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孫吳的絲織業已遠超兩漢的水平與規模，始創了官營絲織，而有自已獨特的創新與發展。這也極大地促進與推動了中國絲綢業的發展。具有出海遠航的主客觀條件，因而形成東海絲綢之路。
魏晉以后，開辟了一條沿海航線。廣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經海南島東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島海面抵達南海諸國，再穿過馬六甲海峽，直駛印度洋、紅海、波斯灣。對外貿易涉及達十五個國家和地區，絲綢是主要的輸出品。
海上絲綢之路繁盛期——隋唐
隋唐時期，廣州成為中國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東方港市。由廣州經南海、印度洋，到達波斯灣各國的航線，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
海上絲綢之路開辟后，在隋唐以前，即公元6～7世紀，它只是陸上絲綢之路的一種補充形式。但到隋唐時期，由於西域戰火不斷，陸上絲綢之路被戰爭所阻斷。代之而興的便是海上絲綢之路。到唐代，伴隨著我國造船、航海技術的發展，我國通往東南亞、馬六甲海峽、印度洋、紅海，及至非洲大陸的航路的紛紛開通與延伸，海上絲綢之路終於替代了陸上絲綢之路，成為我國對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根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唐時，我國東南沿海有一條通往東南亞、印度洋北部諸國、紅海沿岸、東北非和波斯灣諸國的海上航路，叫作“廣州通海夷道”，這便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叫法。當時通過這條通道往外輸出的商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和銅鐵器四大宗﹔往回輸入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宮廷賞玩的奇珍異寶。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宋元時期。
海上絲綢之路鼎盛時期——宋元
宋代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明顯提高，指南針廣泛應用於航海，中國商船的遠航能力大為加強。宋朝與東南沿海國家絕大多數時間保持著友好關系，廣州成為海外貿易第一大港。“元豐市舶條”標志著中國古代外貿管理制度又一個發展階段的開始，私人海上貿易在政府鼓勵下得到極大發展。但是為防止錢幣外流，南宋政府於公元1219年下令以絲綢、瓷器交換外國的舶來品。這樣，中國絲綢和瓷器向外傳播的數量日益增多，范圍更加擴大。
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持續發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財政深收入，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生活，也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而元朝在經濟上採用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海外貿易，同中國貿易的國家和地區已擴大到亞、非、歐、美各大洲，並制定了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性較強的外貿管理法則。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進入鼎盛階段。
海上絲綢之路由盛及衰——明清
十五至十八世紀是人類歷史上發生重大變革的時代。歐洲人相繼進行全球性海上擴張活動，特別是地理大發現，開啟了大航海時代，開辟了世界性海洋貿易新時代。西歐商人的海上擴張，改變了傳統海上絲綢之路以和平貿易為基調的特性，商業活動常常伴隨著戰爭硝煙和武裝搶劫。
這一時期的明代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已擴展至全球：（1）向西航行的鄭和七下西洋：這是明朝政府組織的大規模航海活動，曾到達亞洲、非洲39個國家和地區，這對后來達.伽馬開辟歐洲到印度的地方航線，以及對麥哲倫的環球航行，都具有先導作用。（2）向東航行的“廣州—拉丁美洲航線”（1575年）：由廣州啟航，經澳門出海，至菲律賓馬尼拉港。穿聖貝納迪諾海峽基進入太平洋，東行到達墨西哥西海岸。這樣，開始於漢代的海上絲綢之路，經唐、宋、元日趨發達，迄於明代，達到高峰。鄭和遠航的成功，標志著海上絲路發展到了極盛時期。
明清兩代，由於政府實行海禁政策．其間廣州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惟一對外開放的貿易大港，廣州海上絲綢大路貿易比唐、宋兩代獲得更大的發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環貿易，並且一直延續和保持到鴉片戰爭前夕而不衰。而這在清代的外貿史上也是重要的轉折點。進口商品中，鴉片逐漸佔據了首位，並從原來的走私演化到合法化。
鴉片戰爭后，中國海權喪失，淪為西方列強的半殖民地，沿海口岸被迫開放，成為西方傾銷商品的市場，掠奪中國資源和壟斷中國絲、瓷、茶等商品的出口貿易。從此，海上絲路一蹶不振，進入了衰落期。
